激情岁月
文/杨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如日出东方，每天蒸蒸日上，散发冲天干劲和活力。
一天，无意中听大人们说，住五单元的张家大妈被指定家属院的居委会主任。
“一个没文化的农村人领导咱们机关大院？哼！”说话者一脸鄙夷。
居委会主任是干什么的？还不是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能搞懂的。但，张大妈，我认识。因为我与她家二闺女同龄并且经常一块玩耍。
张大妈当居委会主任了，能见着她的机会多了起来。张大妈形象与大院里众多工程师太太们简直不搭界。众多“洋太太”，喜欢烫头做头；衣着讲究，夏着华缎旗袍，冬穿质地高档的开司米衫。而张大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啊：个头不高，剪着垂到耳根的齐整短发，一双“解放脚”，走路外撇八字，穿衣基本是灰蓝暗色，多斜襟大褂。地地道道一个刚进城的农妇。
农村来的张大妈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院里当了居委会主任，有关她的传说也多了起来。据说，张大妈没进京前，在当地农村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她是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妥妥的一个支前模范。张大妈的这个身份一曝光啊，着实让大家心里一惊，貌不惊人的张大妈原来是个老革命！院里大人孩子再见着张大妈，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
当了居委会主任的张大妈从此闲不下来，常常在院子里溜达，大事小情她都要插一手。大搞环境卫生，督促各家擦自家玻璃，清扫楼道；男孩子淘气撵鸡追狗，她瞧见了也要管管；夏天统一灭蚊，挨家挨户通知发药……等等。张大妈闲不住。也许记忆有误，我觉得那会儿的居委会只有张大妈一人，没有其他助手。居民有事或是到大院传达室，或是到她家里找她就是了。
上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张大妈二闺女邀我去她家玩。那天，张主任在家，正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我认识她，她夫家姓周，我称呼她“周妈妈”，我们俩家很熟，是一起从重庆调京的。前些时候，听父亲跟母亲说，周大伯患肝癌去世了。父亲说，老周一走，周妈妈一个人怎么过啊？我知道，周妈妈没有生育儿女，仗着周伯工资高也不曾工作过。周伯离世，她立即成了孤家寡人，断了经济来源。此时，我听见张主任对周妈说：周家大姐，我尽快把你的需求反映上去。你放心，你的生活困难居委会一定会帮助解决。
没多久，一件新鲜事在大院里传开了，大院成立了“劳动生产小组”，这是张主任与多方部门协调下来的结果。“劳动生产小组”在一间地下室挂牌。张主任从办事处拿活儿，如，糊纸盒，挑拣山羊绒（把掺杂绒中的羊毛拣出去）等等，都是些手工活，简单易学，人人会干。参加生产小组劳动，方式灵活随意，既可把活带回家，也可在生产小组干。不少闲居在家的妇女积极报名。暑期里，有的家长把自家孩子也带到生产组来干活。我也随周妈妈去了生产组。偌大的房间里，二十好几的人坐在小矮凳上，围着堆放着原料的矮桌。个个手不拾闲，边劳动边闲聊。我觉得摘羊绒特别有趣。左手攥着一大把雪白柔软的羊绒，用右手食指拇指将混在羊绒中的粗硬羊毛捏出来。眼疾手快的人一天可以摘净两斤多羊绒，挣个块儿八角不成问题。那年夏天，我陪周妈妈打工，一个暑假挣了两块钱，妥妥体验了一把劳动挣钱的荣光。
之后，张大妈又干了一件大事——把副食店引进大院。那天，我一进院子，看到院东墙一溜的平房前站着许多居民，都很兴奋的样子。我凑前一看，不知何时两间锁了很久的房子，门洞大开，门外墙上挂出了“副食代销点”的牌子。今天开张，前来购物助兴的人格外多。已经有人举着酱油瓶腐乳碟子走出来。空气中散发着腐乳、大酱等调味品的香气，刺激着人的味蕾，兴奋着人的神经。有人说：把代销点开在家门口太好了。着急了，也可支派老人、五六岁的小孩往家买点咸盐酱油了。有人接话茬：即便炉上坐上锅，赶紧下楼买调料都来得及。又有上赶着说话的：居委会可是办了件贴心大好事。如此等等。
此时被人群簇拥着的张大妈显得异常兴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有如此喜兴的笑脸），她操着山东口音说：居委会想着为大家办点实事。先试办个代销点，刚起步，还不完善，售货还只有秦大妈一个。我们的货品准备的很齐全，大家能够在副食店买到的，代销点都有。听着张主任一席话，大家点头鼓掌，不知是为代销点的开张鼓劲，还是被大妈讲话感动。
代销点在大院里经营了很多年，口碑很好。大妈用人可靠，售货员是个退休会计，手脚麻利，算账又快又准，童叟无欺。再者，大院居民需要它。这个大院距离最近的一个国营副食店需要走上一里多地呢。
貌不惊人的张大妈，文化不高的张大妈，让大院人一次次惊喜。大家惊喜她春风化雨的处事能力，惊喜她敢作为有担当的魄力。人人都对她翘大拇指：到底是老革命，老党员，就是不一样！
作者简介：
杨雷，女，生于重庆，长于北京，在北京完成小学到高中学业。之后下乡，当教师，公务员退休。函大中文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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