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
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
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
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
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
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拿着国家规定的薪水。
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恰恰相反，我幸福的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我从一个每天都要勤奋工作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每天都在游玩的穷光蛋，虽然都是穷光蛋，可是文化馆里的是个自由自在和幸福的穷光蛋。
我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到处游荡，实在找不到什么人陪我玩了，我就回家开始写作。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
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
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
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
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余华：写作的捷径
文 | 余华
（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一）
写作的捷径，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人都想走捷径，就跟学英文一样，我问朋友有没有捷径，对方告诉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背单词，越笨的人有时学得反而越好，就是因为他肯下功夫。
（二）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忍受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
因此，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意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所有恶习分开……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三）
到了今天我才知道，当你丰富的情感在一种训练有素的叙述技巧帮助下表达出来时，你会发现比你本身所拥有的感情更加集中、更加强烈，也更加感人。技巧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它，也就是为自己的情感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两边都有栏杆，把不必要的东西拦在外面。
（四）
我对语言只有一个要求：准确。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像地主压迫自己的长工一样，使语言发挥出最大的能量。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语言像核能一样，体积很小，可是能量无穷。作家的语言千万不要成为一堆煤，即便堆得像山一样，能量仍然有限。
（五）
我现在回头去看，川端康成对我的帮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感受，这非常重要，这样的方式会使细部异常丰厚。川端康成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作家。就像是练书法先练正楷一样，那个五六年的时间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写作基础，就是对细部的关注。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所以，卡夫卡对我来说是思想的解放，而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写作的基本方法。
（六）
鲁迅可以说是我读到过的作家中叙述最简洁的一位，可是他的作品却是异常的丰厚。我觉得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方面鲁迅在叙述的时候从来不会放过那些关键之处，也就是说对细部的敏感。要知道，细部不是靠堆积来显示自己的，而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又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出现，这时候你会感到某一个细部突然从整个叙述里明亮了起来，然后是照亮了全部的叙述。
鲁迅就是这么奇妙，他所有精彩的细部都像是信手拈来，他就是在给《呐喊》写自序时，写到他的朋友金心异来看望他，在如此简洁的笔调里，鲁迅也没忘了写金心异进屋后脱下长衫。看上去是闲笔，其实是闲笔不闲。用闲笔不闲来说鲁迅的作品实在是太合适了。
在《孔乙己》里面，当写到孔乙己最后一次来酒店时，他的腿已经断了。如果孔乙己腿没有断，可以不写他是如何来的，可是他的腿断了，就必须要写，这是一位优秀作家的责任感。鲁迅先是让他的声音从柜台下飘上来，然后让小伙计端着酒从柜台绕过去，看到孔乙己从破衣服里摸出了四文大钱，这时候叙述就看到了他满手的泥，鲁迅这样写：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鲁迅的交待干净有力。鲁迅作品有力的另一个方面，我想应该是鲁迅的宽广，像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在写百草园时的叙述是那么的明媚、欢乐和充满了童年的调皮，然后进入了三味书屋，环境变得阴森起来，孩子似乎被控制了，可是鲁迅仍然写出了童年的乐趣，只是这样的乐趣是在被压迫中不断渗透出来，就像石头下面的青草依然充满了生长的欲望一样。这就是鲁迅的宽广，他没有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对立起来，因为鲁迅要写的不是百草园，也不是三味书屋，而是童年，真正的童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七）
我愿意成为《圣经》的作者。但是给我一万年的时间，我也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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