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良武
《母 亲 》
我站在母亲的遗像前,望着母亲那微笑和蔼而慈祥的面孔,袅袅香烟缭绕而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离开我们己经数年了,但在我的心里母亲并没离开我而是到其他儿女家做客去了。
我望着掛在墙上的掛历,那是母亲用颤颤巍巍的手把她每过去一天都要用笔打上一勾,直到去世前几天病在床上实在无力了于2001年11月15日晚八点五十分,农历十月初一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母亲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一岀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八角亭村蔡家世代書香门第。
在外公的父亲手里家道逐渐败落,在外公手上还有良田数十亩,因外公是一介书生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在当地很有名气教私塾田土无力耕种全租给他人。
母亲是老大,下面五个小妹最小的是弟弟。母亲从小生长在書香门第的家庭里,一天到晚在家中学写毛笔字或识字看书“三字经""论语"等孔孟之道,讲究坐要有坐像站要有站样,话莫高声笑不露齿吃饭只准挟自已这方位的菜等等,直到二十世纪未教孙女写毛笔字做人都还用那老一套。
母亲不像她手下几个妹妹那样调皮玩耍,小时候大家就说她一天到晚呆在家中坐着看书写字,端庄贤淑像神仙一样所以就叫她“小神仙"。
父亲家是江西省南昌市杨子洲,当时家境富有但经常受本家族另一房仗着人丁多的搔扰。于是就请了两个先生一文一武来执教于子女,文的先生就是外公。
由于外公看中父亲在他家几个子弟中长得一表人才,文武学的很好为人也好家道殷实,就把他的大女儿许配给父亲也就是娃娃亲。
在电视上看到"南昌起义"时,母亲激动的指着电影镜头这里是南昌什么什么地方那里是什么什么地名仿佛又回到她小时侯说:"那天一晚上到处打仗到处是枪声,第二天街上有好多好多伤员还有医护人员在给伤员包扎,妈妈也去帮忙“,妈妈说:“你父亲胆子大拿了把枪跟着队伍走了,但后来在广东那边被打散了就又回到了南昌。回南昌后被本家族某人举报给国民党就被捉去坐牢了,后来靠外公找到外公一些当官的学生(外公在南昌很有名望)说父亲不懂事年纪小才把父亲救出来"。
后来母亲跟随外公经蚌埠北去天津读书,从母亲与她女同学在天津的合影照片上看母亲十五六岁,高挑身材身着旗袍鸭蛋脸,头剪学生发一副大家闺秀的美女照。
直到有一天早上母亲准备去学校,外公从外面急忙赶回家中说“日本鬼子打来了不能再去学校了"。从那时起母亲又回到江西。
我听五叔说那时母亲家几姐妹身着花旗袍,个个身材高挑打扮的漂漂亮亮有时去戏院看戏,而五叔他们只有偷眼瞟一瞟。
那时父亲家道中落,外公似有悔婚之意,由于出生于大户人家而深明大义的外婆执意之下,母亲与父亲成家了,母亲二十岁父亲二十三岁。
由于父亲家己给他两个哥哥又赌又嫖抽大烟弄的家道衰败,爷爷活活给气死。老大仗着有钱有艺成为当地一霸在当时的政府弄了个官僚作威作福。
当时正值抗战父亲参加入新四军,听五叔说在新四军里任连长,听母亲说是八路军(我还是相信五叔所说的,因南昌离皖较近,皖是新四军所在)。
母亲带着小孩寄居在老家一草棚里,靠亲戚们这个施舍一点米那个施舍一点菜周济度日。
父亲在外为了寄钱给母亲方便领取特意雕刻了一枚骨质印章(印章致今还在),但是父亲寄的钱母亲从来没收到过。直到有一天母亲的一个堂弟打听到父亲寄来的钱全由大伯扣领了。
母亲的堂弟走到大伯府上看见大伯躺在床上抽大烟母亲的堂弟气得大骂一场,大伯心里理亏不敢回声,于是母亲的堂弟才又把母亲和小孩领回了外公老家。(我2000年冬至回江西见到了那位母亲的堂弟并从他口中得到証实)。
后来国民党的皖南事变父亲被打散了又回到了老家,从此带着母亲及家小一路经樟树丶贵州丶息峰丶遵义四处辗转于1946年来到了湖南郴州。
解放后父亲在郴州火车站上班由于受一个案件的牵连陷入了共产党的牢獄,从此家里成了孤儿寡母。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任何人都可指着母亲的背影说“反革命家属“,我们成了反革命狗崽子。
母亲没有倒下,她独自扛着全家五个儿女连本人六个人的生活,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家庭妇女支撑起家庭重担。
有人劝她改嫁,母亲遵从"好女不嫁二夫,嫁夫随夫从一而终"古训。她把三个小的丢在家里,带着大哥15岁二哥13岁走几十里路到许家洞陈家楼煤矿挑煤到郴州来卖。
那时陈家楼到河对岸煤矿有200多米宽,河中间只有用松树打进水里的树杈再在树杈上架着几十公分宽的木板的独木桥。母子三人挑着担子,待大哥二哥把煤挑过河,老二再来把母亲牵过去,这样危险辛苦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
没办法母去只有去铁路捡煤渣,大哥出焼饼油条到处去卖,有时没卖完回家晚了过铁桥(现郴北碳素厂旁的铁路桥)不准过听说是某某反革命的儿子,把大哥关在小黑屋里大哥只好焼饼油条不要逃了岀来。
二哥跟社会上一些无业游民到处做临工,有一次把二哥骗往广东乐昌把二哥的行李拿走了,二哥身无分文一路给人家洗碗筷靠乞讨回郴。
艰难的生活逼的母亲喘不过气来,只有把三哥送给他人讨一条活路,结果三哥死活不肯又从别人家跑了回来。
那时的我瘦的皮包骨,哭都哭不岀声哭的像衰弱的小猫叫,长着癞痢头的姐姐背着我,有好心人看着说"崽呀崽呀丶你怎么得大呀"。母亲含着眼泪想把我送给一个姓曾的屠夫(那屠夫家只有两个女儿原住解放里铁路幼儿园傍),屠夫问母亲是要衣服还是要米?母亲听了眼泪直流说“我什么都不要,人我不送了,死也死在一起”。
母亲受尽了他人的白眼,全家的生存都落在在母亲瘦弱的肩膀,有苦有泪没人倾诉,有时只有自已一人躲在偏僻的地方偷偷哭泣,在儿女们面前又装着无事,儿女们看着母亲红红的眼眶又很无力。后来连捡煤渣做临工也不准有人告到派出所派岀所王所长说"一人犯法一人担,总要给人一条岀路吗"。
他很同情我们家给母亲指点一条路,说我们家在本地很难为。最后母亲把大哥二哥送往长沙外公外婆家,大哥二哥能有今天也是外公外婆在我们家最困难时拉一把之力啊。
母亲到处做临工,在郴州人民医院当保姆洗衣搞卫生,在三都煤矿搞装卸。
社会渐渐稳定了,母亲的端庄谦和也得到居委会领导的认可,有文化帮居委会记记工算算账。居委会领导经常表扬母亲白天做工回家还要管孩子,虽然白天晚上只有一件褂子但洗的干干净。虽然家里很穷,但我们的衣服都缝补的整齐,洗的干净,虽然家里很穷,但再穷也要给孩子读书。没有钱交学杂费,母亲跑学校丶找政府丶跑教育局,跑来跑去教育局丶学校领导都很同情我们家。但都很敬重母亲,母亲艰刃不抜丶吃苦耐劳丶不卑不吭说话在理。后来有好几家“反革命份子丶右派份子“困难家庭能享受到小孩读书免缴学杂费,得益于母亲奔波不少之力啊。
60年一一63年自然灾害加上国际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四处流浪靠乞讨生活。我亲眼看见一人端着钵饭在街上走准备回去给家人吃,一个饥饿之极的人从路旁冲过去抓住碗用手抓起饭就往口里塞,任人怎样打他只顾吞嚥像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我们母亲用自己的双手拖板车搞装卸,那怕是用野菜丶艾叶和米糠当歺也算挺过了艰唯困苦的日子没使我们去讨饭只是母亲辛苦丶瘦了下来。
大哥丶二哥丶都先后参加了工作,家里条件慢慢地好起来了,父亲带着一身病痛从监牢里回到了家里。
望着瘦骨棱棱而高大骨架的身躯,我想,这就是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协助下,母亲把一担担的红薯挑进家来,帮粮站加工红薯粉換取一点加工费和糟渣来维持家庭生活。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家庭生活水平又怎能挽回己病入膏肓的父亲身体呢?63年3月父亲离开了人世。
母亲祭典完父亲,又像老黄牛一样把家庭拉扯大儿女的重担搁在肩上,在搬运社拉起了板车,直到1964年大哥丶姐姐成家为了带孙子外甥才辞去搬运社工作。
母亲,伟大的母亲,独自一人把崽女一个个拉扯大,她又把孙丶外甥一个个带大好让儿女把精力了放在工作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有谁能理解她呢?自已的丈夫被冤扯入獄,她对政府毫无怨言,自强自立把儿女拉扯大送给社会,送给国家建设送上知识青年下乡的革命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被居委会拉去给地丶富、反丶坏丶右份子陪斗。说母亲有文化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
大年三十夜,把仅有两间屋的房子封掉一间,把我赶回农村,剩下母亲孤零零的一人在既无窗户又无厨房黑的像牢房一样的八九个平方的小屋里。
后来外公寄来一份证明,证明外公家岀生小土地岀租,在大革命时期任苏维埃的文书于革命有功,做了很多于革命有功的贡献,才没有再让母亲去陪斗。
母亲不论再艰难的日子里从没向生活屈服,从没向困难低过头,不论别人在背后点点戳戳怎样议论,她教育儿女走正道从不做亏心事。
她什么时候都是挺着腰杆做人,八十多岁走路都不肯用拐杖,也不驼背,看书也不戴眼镜,直到病逝前一刻还挺着身体靠在床前。她惦记着所有的儿丶孙丶甥们直到听到远在沈阳的外甥来电话的声音,才落了气慢慢平静的躺了下去。
这是我们的母亲,值得骄傲而伟大的母亲,是世界上所有女性的楷模,辛苦了,安息吧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