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写作，接受命运的所有安排

——在韩国“首尔国际文学奖”的获奖演说

阎连科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评委：

值此三年大疫、整个人类都被新冠困守难行之时，我们大家相聚首尔，进行这一届国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我想这次活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超越了这次活动本身，有着人和人类某种坚定、顽强的精神;有着疫情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的信念和信仰。尤其在我，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幸运地乘机远行，仿佛在漫长的疫夜之后，推开门窗，看到的第一缕晨光，呼吸到的第一口来自文学的新鲜之气。它再一次的证明着，人与人类，既不会因为疫情被打倒，更不会因为疫情被打垮。而文学，则更是在疫情中和疫情后，都是从未息止而又会更加蓬勃的那一学科，因为她代表的是人类的普遍的爱，是人类无处不在的理想和美好。是她自古至今，陪伴着我们，滋生、滋养着我们的灵魂，仿佛光、暖、绿和大地与河流，组成并滋养着我们永不息止的生命样。

尊敬的评委，感谢你们将这一届的国际文学奖授予一个中国作家。授予了我。在得知获奖这一消息后，我头脑中反复出现的画面是，除了对你们的感激外，就是几年之前，我的孙女在三、四岁的时候，因为我要办理一件生活上的事，受理单位让我将我自写作以来，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获得的最重要的文学奖项的证书原件给他们。我对此兴高采烈，信心满满，把自己那些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获奖证书，在书房里整叠在一起，装在一个圆形纸筒中，准备通过邮局去呈递。然而做完这些仅仅过了一小时，午饭后准备邮寄时，那个装着我一生荣耀和骄傲的荣誉魔桶不见了。它在我的书房不翼而飞，仿佛天空那片最耀眼的星星，突然在宇宙中永远消失了。为此我在书房钻天入地地找，每一个可能的缝隙和墙角，都找了三遍或五遍。接着是家人在所有屋里的墙角门后找，直找到灰尘满天，光暗影落，到了绝望无奈时，又一次去问我的那个泰然自若、平静如常的孙女去，问她到底见没见那个装满了荣誉的魔筒时，她非常平淡、悠闲地说了三个字——

“我扔了。”

问她扔到了哪?她说她从我书桌上拿下来，扔在了书桌下的垃圾斗。迅速再次去找垃圾斗，垃圾斗里依然空空如也，洁净得冰清玉洁，宛若上好的玛瑙在阳光下面泛着光。再问家人有谁去倒了垃圾斗，而刚到我家小住的老家客人说，打扫卫生时，她去倒了垃圾斗，确实看到垃圾斗里有一个白色硬纸筒。一家人冲出屋子，到公寓每个单元都有的垃圾箱，刚好听说垃圾箱被小区的清洁工拖到了小区外的垃圾站。于是一路追寻，我儿子追到那一片区的垃圾站，又刚好看到那天黄昏前，垃圾站的绿色清洁车，装着满满的垃圾正朝北京城外几十公里的一个昌平垃圾处理场里开过去。

问垃圾站的人，到北京郊外的垃圾处理场，还有可能找到那一荣誉圆筒吗?

人家说，只要在大海中能捞到丢失的针，你就能找到那个荣誉筒。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从此我的书房除了书籍、电脑和书架，再也没有了奖状、证书和来自中国与世界各地被镶挂在镜框中的荣耀和骄傲，它变得单纯、朴素而空旷，像一块被收割、风袭后的裸身田野般，除了质朴的黄土，就是辽远的天空。也从此，我每天走进书房就想到，有一个最具童心、素洁的天使，将我的骄傲收走了;将我的全部虚荣扔进了垃圾斗并又神机妙算般，以最奇妙、恰好的时间与速度，不早不晚地转送到了垃圾处理场——这是一则上天安排的关于写作与荣耀的真实寓言，也是一则来自写作与命运的真实启示录，让我在中年到老年的一个生命节点上，接受了神与天启的暗示和预兆，从而使一个上天和生活钦定的那个写作者，渐次地明白一个真正纯粹的写作人，如同所有的神灵到人间，都绝然不会穿着华丽、耀武扬威样。一切都是绝然朴素的，都是神至之本然。一切的缄默都是神语和神言。一切的不言都是言说和暗喻。而那总是带着光芒又大声喧哗的，必就不是神而是想要替代神、成为神的人。

我不是在丢了那荣誉魔桶的瞬间悟到这些的，而是始于那时候，开始不断、不断地想这些。而是在生命接近老年时，想到死亡就如每天看到的光，开始重新去思考、感悟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和写作。去思考一个年满三岁的小天使，为什么要潜到我的书房去，一不做、二不休地把我的全部荣耀丢到垃圾斗，而在时间的节点上，又恰好一环扣一环，刚好赶脚将那荣耀送到远郊的垃圾处理场。

写作与荣耀，就那么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吗?

为何我在少年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逃离土地;到了青年是为了成名成家、出人头地，之后这些目的或多或少实现后，在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上，既答不出一个真实准确的所以然，又每天、每月、每年从不止息地读书和写作?且一写就是几十年，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和烦恼，只要走进书房去，那些烦恼和意外，乃至让自己想到死亡的经历和苦闷，都会瞬间不在、而使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自由想象、我既为我的世界里?

我为我后半生不知道为什么写作而惘然，也为不知道为什么写作却又每天不停地写作感到有趣和安慰。我可能是中国作家中，在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上，最为混沌无知、又最为固执呆板的那一个。最初写作的目的明确如乘坐公共汽车要从A站到B站，之后写作的目的明确如到了B站又看到了C站样。然而到了C站下了车，我不知道我要去往哪儿了。不知道就在C站徘徊和彷徨，就在那儿彷徨和寻找。然后就在那不停息地经见寻找中，我同时也被别人找到了。被别的物事找到了。被太多、太多的人和意外找到、抓到了。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我是一个故事缠身的人。那些不可言说的故事像藤蔓之缠绕，而又每件事情、每个故事都深居意外和命运之偶然。除了在书房的空间内，在书房外那每件影响和改变我人生的事，都超出我的左右和安排，都是我的意外悲苦和喜悦。

我知道离开书房我不是一个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如在书房，我也无法掌握故事的命运样，尤其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作还要不停地写作后，我就成了一个任其命运安排、摆布的风摇者。命运像一条激荡不息的河流，而我只是那河流上任其漂流的舟。现实的故事是命运C站随处可见的风雨、街景、人流、雷电和雨过天晴后的光，而我只不过是那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和细节。事实上，我不仅是一个讲故事和编撰故事的人，而且也是那个巨大的现实故事中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情节和细节。与其说我躲在书房的写作是讲故事，不如说我无论在书房内还是书房外，都是一个被我所不知的谁或现实讲述着的人。世界、人流、物景与我;书房、写作、故事与作家，在我这儿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不知道我写出的小说是好小说还是坏小说;不知写出来的小说是否会开花结出果子来;不知道出版后读者欢迎还是不欢迎;但我知道我的写作和现实、和这世界上人的困境的交融与纠缠，如苦痛和伤血的不可分，如美和光的不可分。在夏日的房间里，我经常看到有无头的苍蝇朝着有光亮的玻璃上飞;在冬日的老房里，也时常见到没有尾巴或断了身子的土壁虎，在墙面沿着它以为是通往家乡的路道上，失急慌忙地爬来爬去着。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写作，实质上就是将窗玻当成光明飞去的无头蝇，是将墙壁当成乡路的断尾、断身的土壁虎。关于我与现实和写作，大约就是这样的无头苍蝇和断身壁虎的盲飞和回爬，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为不智和荒唐，但却一样充满着生命的美和光。

中国的古人庄子曾经和一个逻辑学家共同漫步在一条河边上，庄子指着河里的小鱼对逻辑学家道：“你看它们自由自在游得多快乐!”逻辑学家问：“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它们快乐呢?”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我是知道我的快乐的人。

我对命运中的一切都充满感激心。在我一生的命运里，如果我完全没有创造命运而是命运百分百地创造了今天的我，那我就更应该感谢命运如信徒感激神或上帝样。过往我曾多次抱怨道：“巴尔扎克说，他的手杖上刻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说他的手杖上，刻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而我自己却是连手杖都没有的人。是不知该把‘我被障碍粉碎’的字样刻写在哪儿的人。”现在我大约不会这样去说了。不愿也不该去说这些了。因为现在我是一个接受、并开始感激命运的人。在写作的人生之路上，接受了命运所有的安排和意愿，像一个人独自行走在荒原上，必然接受所有的风雨阳光样。不再抱怨，不再怨恨，也不再对什么冷眼和揶揄。在过完六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忽然慧眼大开，看见了死亡在向我招着手。我们彼此冷眼对视一会儿，后来又温和友好地相互点了头，握了手，微笑着说了如下的话——

我说：“死亡，你好!”

它说：“活着——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吗?”

“我还有最想写的小说没有写出来，可又天长地久地不知道那最要写的一部小说是什么，怎么去写它?”

“这样哦，”死亡望着我冥想一会道：“如果是这样，你就安安静静回到你的书房里，想清楚你最要写的是什么，你要把它写成什么样。写完了我来唤你我们一道走。”

我们的对话就完了。

我们已经有了约定了。

当时我望着死亡背我而去的后影身，真可谓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一瞬间明白了我的小孙女为什么会那么及时、巧妙地走进我的书房里，用她最纯洁的天使之手，把我所有来自写作的荣耀都丢进垃圾斗，并又如神赐安排般，一步步、紧扣紧地将那些送往北京郊野的垃圾处理场。这一真实之寓言，不是说那些荣誉是垃圾，而是说我的生命已经到了人生之末程，应该让书房和写作，变得纯洁、干净，散发着除了阅读、讲述、创造、审美和最具个人意义的对人与世界的独有认识的爱和光。既然说天堂是图书馆的样，那么每一个作家的书房——那怕仅有两个平方米，仅能摆下一张桌子和几本书，那它也是天堂的一间阁楼或耳房。在图书馆的天堂里，每一间房子无论大小、简陋或华丽，它们是都不需要荣誉证书的——因为那儿是天堂。可又说到底，我们的书房不是天堂和天堂的阁楼或耳房。我们是凡人、凡世、泥土胎;我们需要吃饭、穿衣、荣誉、鼓舞和宁静的思考与交流。自我书房所有的荣誉进了垃圾处理场，我又找到两家赐我荣誉的评奖委员会，补回了荣誉证书和证照。我用那证照办理了那件生活上的事，自此我把这些证照都放在我书房书架上的书后面，而不是书的前面和墙壁上。我不是一个能脱俗的人。我和世界上所有的作家样，经常气馁、怯弱和犹豫，需要他人的鼓舞和激励。因此在这儿，我想再次感谢首尔这项国际文学奖的评委会。这项独具特色的国际文学奖，是以韩国伟大作家李浩哲的名字命名的。“李浩哲”三个字不仅是文学的，也是超越文学的——他是爱、自由与和平的象征;是一个作家与人和人类关系的精神纽带。与过去那些获得此奖的各国作家们比，我是获得此项荣誉最惭愧的一个吧。因为我除了人生晚末的写作外，其余人生之所有，我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和列序，没有争论、对抗和反驳;也没有年轻时的奋斗和目标，只有在生命近晚写作中的沉默、不语和微笑。

就近年、今天言，我渴望彻底退回到书房去，如同李浩哲在战争间的炮声中，守在山洞不停不息地写作样，让自己从太过荒谬、纷乱的世界中退出来，守住书房、笔墨与纸张，守住沉静、寂然和自省，背对世界，罕与人往，勿与人争论，不与人争强，唯一要与其争执、争吵的那个人，就是自己和自己——就是自己和笔墨与纸张，以此在人生渐弱的激情里，不为任何目的写出几本或仅为一册、半本的不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样的书，而在快步到来的晚年里，籍此平静地坐在沉静、寂然如天堂耳房般的书房内，微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就如同在黑夜中微笑着等待黎明的到来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