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外一篇）

龚如仲

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我儿时受到父亲百般关爱的点滴往事却总是在我脑海中盘旋。与母亲疼爱我的方式不同，父亲一直用他那男人特有的手段，时时处处地保护着我，关爱着我。

我记得在我快到五岁的那年，父亲用积累了好几年的存款，到上海的一家银楼为我打造了一副纯银项圈，与项圈相连的还配有一把银锁，银锁上还刻有“长命百岁”四个大字。在我过五岁生日的那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把项圈和银锁戴在我的脖子上。那年寒冬里的一天，我戴着银项圈在外面玩耍。突然间，一个中年男子走到了我的面前，然后他用一种“亲切”的声音对我说道：“小朋友，我这儿有好吃极了的水果糖，叔叔送给你吃好吗？”我从小就爱吃甜食，一听有糖果相送，心中快乐不已，于是我就接下那个男子送来的糖果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又对我言道：“小朋友，你的这副项圈真是挺好看的，能让叔叔看看吗？”由于有了糖果的收买，仅仅五岁的我那里会对这位“好心”的男子怀有戒心。于是，我的一生中恐怕是最为昂贵的装饰品就这样被人骗走了。

我回到家中后，父母亲同时发现了我丢失项圈的事实，他们着实大吃了一惊，然后详细地询问我丢失项圈的经过。一个小孩子，我哪里讲得清许多。父亲并没有责备我，但迷信的他对此事非常担心，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刻有“长命百岁”的银项圈上的银锁无疑是佑我平安的“吉祥物”，这个东西丢失了怎么得了！于是乎，父亲第二天连班都不去上了，一整天地走东走西，到处打听这个骗子的下落。可惜，茫茫人间，无处寻得此人。父亲为此事足足气愤了好几天。

等到我十岁的那一年，已经是大孩子的我开始和小伙伴们玩起了一种名曰“钉铁”的游戏。我们就到处寻找废弃不用的小铁块或厚铁皮，然后拿这些铁块或铁皮作为“钉铁”竞赛中的资本。有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从家里出来，走到附近一家铁匠铺，想着撞撞大运：“看看有否人家弃之不用的碎铁块”。铺子里有三个伙计正在叮当叮当地打铁，炉火烧得正红。看到我这个小男孩前来找废铁，其中一位年轻的铁匠指着地上正发着闪闪蓝光的几块零碎废铁对我说道：“你要喜欢，就把这几块铁拿走好了”。其中一位老铁匠立马对那位年轻铁匠皱起了眉头，用眼色示意那人不要害我。但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高高兴兴地低头就去捡铁。当我刚把手指接触到一块废铁时，只听得吱的一声，接着一点焦糊味飘起，高温下的铁块立马就将我右手三根手指上的皮肤烧焦，而我其中的一根手指上的指甲盖也被毁掉了，钻心的疼痛让我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

那位老铁匠被吓坏了，他赶忙把我扶起身来，接着按照我所指的地址，把我送到家中。回到家中的我只觉得手指疼痛难忍，头脑昏昏沉沉。当时只有母亲在家，但她除了着急、然后立刻带我到离家不远的小医院去治疗伤处之外，她真不知道接下去该做点什么。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等到第二天早上，父亲不去上班了，刚到人们上班的时间，父亲就怒气冲冲地赶到那家铁匠铺。问清是哪一个是害我的“罪犯”后，父亲大步走到那人面前，不由分说地就给了那个坏透了的年轻铁匠几个耳光，接着他就扬言要把那铁匠铺给砸了。好在老铁匠一再道歉，说了许多好话，父亲只才作罢，气呼呼地回到家中。那一次的磨难，让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只才缓过劲来。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父亲是如何用他的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他儿子的。

其实，我父亲有时候也会展现出他那慈父的一面。

我小时候最盼望的日子就是过春节了，因为春节不仅给我带来新衣、新鞋，而且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还能让我在枕头底下摸到好吃的糖果和花生。此外，枕头底下还有一份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在等着我。然而对于大人们来说，春节既有欢乐，更有忧愁，因为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是，无论我的家里有多难，“大年三十到澡堂子里去洗澡”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铁律”。我有一次问父亲：“您和我平时都在家里用大木盆洗澡，为什么只有到了除夕夜要到澡堂洗澡呢？”父亲回答道：“两个人洗一回澡，得花两毛钱。平日里挣钱太不容易，尤其是到了年关，手头就更加紧紧巴巴，恨不得‘拾到个红枣儿都得当火星儿吹呢’（我们老家俗话，意思是：钱特别金贵，一分一厘都不能浪费）。”停了一会儿，我父亲接着说道：“可话又说回来了，大年三十不一样啊，人们一定得把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晦气留在旧年了。而新年到来之际，人们的运气就会好起来。”

花钱买票进入澡堂后，父亲和我就开始洗澡。一泡进浴池后，我立马领路到了澡堂子里才有的那种特殊滋味：泡在热乎乎的水池子里，暖和；吸着扑面而来的热气，提神；与众多浴者摩肩擦踵地碰撞着，新鲜；满耳朵灌入的大声喧哗，热闹；而最后洗完澡走出澡堂子的那一刻，浑身上下真叫那个舒坦和轻松。直到如今，我仍然忘不了那父子共浴的情景……

说罢我儿时记忆中的父亲对我的慈爱故事外，我还想说一说关于我父亲自己的一些陈年旧事。

我父亲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精明强悍，面容俊朗。您别看我父亲从未进过学校门，大字不识几个，但他生来绝顶聪明，有着惊人记忆力和超人的口才。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从小在乡下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倘若与人格斗时，三五条大汉近不了他的身。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我父亲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但他极讲义气，生来好打抱不平。

在当时鱼龙混杂、持强凌弱的旧上海，我父亲所拥有的“好口才，硬功夫和特仗义”这三大特点是打拼世界的良好条件。常言道：“行有行规”，您别小看了上海摊上干苦力的行当，苦力们自有自己的“行会”，而每个行会有他们自己的颇为严格的“行规”，上上下下，分工有序，纪律严明。

据我母亲告诉我，有一回父亲所在的“江北帮”（我父亲祖籍是江苏北部的江都县，该县隶属于扬州市）里有一位工友平白无故地受到了上海本地的几个混混的欺凌，被人家打得不轻。我父亲闻讯后立刻怒气冲天，也不和帮里的“领导”商议，自个儿拿起一根棍棒就冲到了人家驻地，然后独自一人和那几个混混打了起来。听我母亲讲，那几个混混都被我父亲打趴在地，但我父亲本人也受伤不轻，他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才得以康复。但我父亲一战成名，从此后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颇有点儿声望，成了他所在苦力行里的小小“名人”。

当父亲有一回也对我讲起这个相同故事时，我当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后来再一琢磨，觉得此事恐非虚言。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父亲只是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干苦力的普通工人，然而小小苦力的他居然既有名字，又有字号（比如三国时的刘备，字玄德，玄德就是刘备的字号）。据说，这是因为帮里的领导感到我父亲也算是个“人物”了，所以他不仅有名字，而且还得有个字号，于是帮里的一位有点文化的“老秀才”就替我父亲起了一个相当高雅的字号。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居民们必须登记户口时，我父亲就一直把字号作为他的名字，而其从小就有的真正的大名反而不为人知了。

除了讲义气、能打架，我父亲还是一个善于用语言来表达的高手，而且他极为聪明，有一种“听而不忘”的异秉。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听父亲说古道今，尤其爱听他讲“杨家将”和“清宫十三朝”的故事。

从说书先生或乡间野老那儿搬来的段子，加上他老人家自己的添油加醋，我父亲说起“评书”来可谓绘声绘色、精彩纷呈。在他的眼里，宋朝杨家将里除了杨继业（杨老令公）是他相当敬重的忠良之外，要论本事，武艺绝伦、金钟罩护体的杨七郎（杨延嗣）才是“天下无敌”的大英雄。我父亲认为，他的本领应该可以和“隋唐演义”里的“恨天无环，恨地无把”、天下第一条好汉、力大无穷的李元霸相提并论。至于民间野史类的小说“清宫十三朝”，我父亲似乎只对大将年羹尧情有独钟。我依稀记得，按照我父亲的看法，年羹尧的本领绝对可以载入最为顶尖的中国武学大家的史册。

正是由于父亲有着良好的说书口才，所以他就较容易受到那些目不识丁、无钱到书场听评书的工友们的喜爱。工友们相当乐意免费听故事，因此“说书人”龚某人就自然成了这帮穷苦力眼里的“名人”。

打拼了几年后，我父亲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最底层的穷苦力，父亲依然过着“天天卖力气，勉强度生涯”的贫困日子。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我父亲才能挺胸抬头、扬眉吐气地带着全家人过上了安稳日子。

《我的母亲》

尽管我的母亲早在许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但这么多年来，我对母亲一直难以忘怀。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每当我在梦中与母亲相聚后醒来，回忆起母亲的慈祥面容，意识到她早与我阴阳两隔的现实，我通常会情不自禁地悲从心来。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对母亲的感情是刻骨铭心的。

我儿时的家是一间位于上海一幢旧楼顶层的阁楼，一个被上海人称之为“三层阁”的小房间。但三层楼上的凉台是我家独用的。我依然记得，当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时，在炎夏的日子里，母亲会在太阳落山很久后的晚上，先向凉台的地面上泼撒一通凉水，等地皮干透了之后，母亲就在暑气已消的地上铺上一张凉席，然后让我惬意地躺在凉席上数星星。有时候，我母亲会拿起一张小板凳坐到我的身旁，然后她会一边煽摇着大蒲扇，一边给我讲述着民间乡野的那些老掉了牙的故事。

童年时除了玩耍，我几乎无事可干，因为一天三顿饭由我母亲做就。为了让正在外面玩耍的儿子按时用餐，做完饭的母亲有时不得不跑到楼下的街道上、弄堂里大声呼喊着我的小名，让我赶快回家吃饭。淘气的我有时故意躲在街头的一角或是电线杆的背后，装着未曾听见妈妈的叫声，有意让母亲干着急。但母亲最后找到我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因为“呼喊很久、嗓子都快喊哑了”而责骂我，她只是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一句：“回家吃饭，乖儿子”。

更让我自己想想都可气的是，我小时候特别无赖。仗着母亲从来都不打我的专宠，我有时会在母亲面前毫无道理地撒娇、犯浑。有一回母亲气急了，扬言道：“等你爸爸回来，让他评评理，然后他会好好地揍你一顿”！为了免除父亲的暴打（其实母亲是吓唬我的），我竟然会无赖到将身子探出凉台栏杆外，然后威胁我母亲道：“如果您到爸爸那里去告状，我就从这三层楼顶跳下去”！母亲被吓坏了，从此后再也不敢扬言要让父亲体罚我。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从小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打我记事起，直到去北京读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甚至连一双袜子都未曾洗过，因为母亲毫无怨言地包揽了这一切。

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当我偶受惊吓，身体虚寒，头疼脑热之际，除了带我去看医生之外，母亲还会以她特有的方式来帮我治病。她往往会从一位民间术士那里花钱请回一道据说是已经注入了“法力”的黄色符纸，然后回到家中后就赶紧打上一碗清水，接着就把“灵符”盖在水碗上。最后，我母亲用一条长长的细线绕碗口将符绑紧。当夜晚降临时，母亲会对着“月亮菩萨”（我母亲信佛）拜上一拜，然后她一手提盏灯笼，一手端着水碗，在弄堂里、街道上满世界地、反反复复地高喊着“海宝，回家了”这句话（我的小名叫海宝）。那悠长而略带凄凉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朦胧的夜色中，让人心中顿生酸楚。回到家中后，母亲会用一根筷子把灵符捅破，然后命令我快快将碗中的“神水”顺着“灵符”捅破处喝下。因为我母亲深信：这种被喊过“灵魂归兮”的神水是一定会让我失去的魂魄重归七窍的，但我真的记不得这种迷信的做法是否有效。然而，我真真切切地记住了母亲爱子的真情。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母亲和她妹妹（也就是我姨妈）的感情非常深厚。那时候，几乎是每星期一次，母亲都会领着我，从上海虹口的香烟桥路走到靠近黄浦江边外白渡桥的吴淞路口，去看望我的姨妈。而姨妈也总是无一例外地用一顿丰盛的正餐来招待我们娘儿俩。倘若去探望时早已过了饭点儿，姨妈一定会在英国人该享用下午茶的那个时刻，给我来上一大碗开水泡饭，外加一碟肉松，半个咸鸭蛋，些许萝卜干。那种“上海式下午茶”对我一个十来岁的小毛孩而言，简直是一顿奢侈的盛宴。您若要问我“你母亲和你姨妈为何感情如此深厚”？我想，这也许是因为老姐如母的缘故吧。

当我母亲十岁的时候，她的妈妈（我的外婆，北方人叫姥姥）就不幸病逝了。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北方人叫姥爷）成天要为养活家人而忙于劳作，所以家中的大事小情就统统由我母亲一人承担。母亲不但要天天备妥一家四口人的三顿饭，而且还要照顾五岁的妹妹（就是我姨妈）和三岁的弟弟（我舅舅）。一个刚刚十岁的小女孩，稚嫩的肩膀就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我母亲话不多，但特好强，也极好学。她不仅把家务事料理得像模象样，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

母亲长大成人后就嫁给了我父亲。不久，他们夫妇二人就从老家江苏来到上海谋生（姨妈和姨父后来也到了上海）。一下子从乡下到了大城市，母亲不但没有感到陌生，反而很快就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并融合在上海人的群体中。

过了不久，我母亲还成了左邻右舍心目中的“大人物”。这不仅是由于母亲为人慷慨、热心，常常在力所能及的的情况下帮帮别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她那手无师自通的烹调绝技。凡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不管那家有了红白喜事，我母亲肯定是这家人首选的、不要报酬的好大厨、掌勺人。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位红案高手，烧得一手极好的上海本帮菜，其中尤以百叶结烧肉、清炖狮子头、河蚌青菜、酒香草头、栗子鸡、 油焖笋等最为人所称道。

与此同时，母亲还是一位白案“大拿”。我依然记得，个子不高的母亲，用一根粗粗的、约两尺半长的擀面杖，在一张极大的方桌上一拱一拱地制作手擀面的样子。只见面团在她灵巧的双手间不断翻滚着，不一会儿，便化为大而圆、薄而匀的一大片，进而又变成了一缕缕筋道十足、粗细一致的面条。面条完成后，母亲又亲手调制“浇头”（北方人叫“卤”），荤素均有。凡吃过我母亲手擀面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们，无不交口称赞。除了会烧菜，母亲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时候的事。

那时候的中国人真是苦极了，饿极了。尽管上海人按月有定量的粮食供应，但数量少得可怜，而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足够充饥的蔬菜、肉类或面点。上海人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一样，一日三顿吃不饱。父亲是干苦力的，而我又是一个正处于发育时期的读书郎。面对此况，母亲毅然决定：自己尽量少吃或不吃东西，把省下来的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粮食给我父亲和我享用。直到很多天过去了，父亲和我才渐渐感到了她的不对劲：母亲满脸浮肿，步履蹒跚，浑身无力。于是我们只才发现了她几乎顿顿不吃正经粮食的秘密。知道真情之后，我们坚决制止了她那种几乎是自杀式的“辟谷”。但那一次母亲对父亲和我的那种无私关爱和牺牲精神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幸亏自然灾害不久就结束了，否则的话，母亲的命运不敢设想。

慢慢地，我长大了，到了读完高中该上大学的时候 了。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我被大学录取、即将到北京去读书的前夜，父亲出去办事不在家，母亲悄悄地把我喊到她的身边，然后用她的右手颤巍巍地从她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后，我赫然看见里面有一些崭新的零散钞票（都是一毛或五毛一张的纸币），还有几张“全国粮票”（当时的中国人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我要去北京了，上海的本地粮票不顶用，为了让我不挨饿，母亲就拿上海本地粮票和人家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母亲对我说道：“这里有十块钱，都是我平日里一分一毛地攒下来的。还有十斤全国粮票，是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和粮票你都要好好地收着，万一在北京碰到难处，就用这钱和粮票买东西吃，填饱肚子，千万别委屈了自己”。您要知道，当时的十元钱可是一笔为数不小的大钱，而十斤全国粮票更是弥足珍贵，这里面包含了母亲的多少辛苦和用心！看着钱和粮票，我当时热泪长流。说句心里话，妈妈为我精心准备的钱和粮票，我从来没有动用过，我一直将钱和粮票珍藏在身上（但后来几经搬家，我把母亲留给我的纪念物给弄丢了，为此事，我着实痛苦了好几天）。

光阴荏苒、物是人非，转眼间，当年母亲眼里那个懵懂少年的我也已经到了“退出江湖、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母亲的思念依然是永远的，无法忘怀的，愿母亲的在天之灵快乐、安宁。

作者简介：

龚如仲，旅美华人，古典诗词和文学爱好者。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曾任外贸部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出版有《岁月如重》《东西南北中国人》《悠然时光》《如仲诗语》英文版《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台湾采薇出版社），《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目前活跃于海外各大诗群和文学社，是这些群体的骨干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