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母

马平

（一）

一早，天空清朗，阳光暖人，不似往年清明节阴晦的天气。

下午时分，天上浮起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风渐渐硬了，凉了。心里吁了一口气，这才是清明应有的天气，这才是让人神情黯淡、心痛如割的天象。

去年12月26日，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悲痛中匆忙办了丧事，再去弟弟家中，独自坐在客厅里，恍惚间觉得妈妈还在一墙之隔的卧室床上静静躺着，偶尔会叫一声“马平”或者弟弟的名字“小华”。

叫弟弟找来家里的老相册，我轻轻地一页一页翻看着。相册里有爸爸妈妈青年、中年和老年时的照片，有姥姥的照片，还有我们哥仨小时候的照片。日月如梭，往事如烟，转眼间我们也老了，哥哥年近古稀，我已六十有四，弟弟则几近花甲之龄了。看着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想想父母在世时的往事，不由得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悲痛中神思恍惚，想为妈妈写点儿什么却静不下心来。那就等等吧，待心情平复了心境安稳了再动笔。

谁知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月。过了新年，过了春节，过了我的生日（孩儿的生日，是妈妈的苦日啊），期间，俄乌战事爆发，国内新冠疫情由散点发生而吉林、上海确诊病例相继骤增，辽宁疫情防控形势随即紧张起来。转眼间，清明节就到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拖了，必须给妈妈给哥们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103天前的早上，那天是星期天。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说妈妈肚子鼓了一个大包，恐怕需要送医院诊治。他再给朋友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然后通知我。很快，弟弟又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过去。我急忙穿了衣服，匆匆下楼，打车赶过去。弟弟说，电梯狭窄，担架无法上楼，只能他背妈妈下楼，然后开车送妈妈去医院。

弟弟下楼去地下车库提车，我和保姆陪着妈妈。

弟弟说，前一天他给妈妈洗了澡，晚饭也还正常。夜里妈妈叫着肚子疼，后来发现妈妈肚子鼓胀起来。今早妈妈吃不下东西，喂她一点水也吐了出来。此刻，瘦得不成样子的妈妈无助地仰卧在床上，闭着双眼，半张着嘴，呼吸粗重。

保姆周六休息，今早过来照顾妈妈。她说，早上还挺清醒呢，我跟她说，大姨，你儿子这么孝顺，你能活一百岁！大姨笑了，说我能活一百岁？

我静静地陪在妈妈床前。十几分钟后吧，妈妈的呼吸不那么粗重了，渐渐没有了声息。保姆说，可能是夜里折腾累了，这会儿大姨睡了。屋里突然静下来，我下意识地有几分不安和惶恐。但是又不敢说什么，怕说出来如果是真的自己无力无法承受。我俯下身子，凑近妈妈轻轻叫着：妈，妈！妈妈没有应答。保姆摸了摸妈妈的手和心口，说还是热的。我试了试妈妈的鼻息，微弱得几乎没有感觉。我又摸了摸妈妈的手和额头，感觉着妈妈的体温，心里稍稍安稳下来。

弟弟终于回来了。保姆赶紧对他说，你看看大姨咋了？弟弟大声叫着：妈！妈！你可别吓唬我！弟弟已经带了哭腔。他用手试了妈妈的鼻息，又摸了妈妈的手腕和颈动脉，立刻号啕起来。我劝弟弟冷静，需要找医生确认妈妈的状况。弟弟马上打了电话，正在小区另外一栋楼里出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夫很快赶了过来。大夫摸了妈妈的脉搏，用听诊器听了妈妈的心跳，然后看了妈妈的瞳孔，对我们说，老人已经走了。

（二）

我和弟弟擦干泪水，强忍悲戚，开始张罗妈妈的后事。我们三兄弟不是墨守成规囿于旧习之人，妈妈的丧事便能简则简了。三天后，妈妈化作一抔骨灰，装殓入匣，暂且寄存，准备来年清明与父亲合葬。

最初的几夜，一直没有梦见妈妈。那天夜里，妈妈忽然进入梦中，居然是她中年的模样神态，亲切而慈祥。自此，每每夜半醒来，总是辗转反侧，不能安眠，不断忆起我所经历和知道的妈妈艰难坎坷的一生。

我对妈妈知之甚少。这世上没有我的时候，年幼不记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妈妈的经历有情可原；记事后到长大成人，我只享受着母爱，却忽略了妈妈的经历；妈妈渐渐老了，我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顾不上询问、了解妈妈的经历——现在想来，愧对妈妈，追悔莫及——你这不孝的儿子！

妈妈是鄂北人，身世有些复杂。妈妈父亲一辈兄弟三人。我的大姥爷读过书，家里日子过得殷实。二姥爷是我的亲姥爷，应该没有什么文化。三姥爷好像沾染了什么恶习，很少被老一辈人提及。大姥爷没有生养子女。二姥爷有6个儿女（后来听姥姥说，她生了10个孩子，其他4个都夭折了），家里日子艰难，于是将大儿子和二女儿（我的妈妈）过继给大姥爷。

妈妈读过中学，在那个时代算是有文化的人了。1949年，妈妈辗转至四川。重庆解放时，妈妈于游行欢庆的人群中遇到昔日的同学。不久，妈妈进入刘伯承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响应党支援东北工业建设的号召，踏上东行的列车，与一批热血青年奔赴东北。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妈妈先到中共东北局报到，继而分配到抚顺市委财贸部工作，其后与湖南大学毕业、正在抚顺市委工业部工作的父亲相识，相恋，结婚，这才有了哥哥、我和弟弟。

不知是不是我的罪过，我出生之后妈妈的厄运就开始了。父亲从市委工业部派到抚顺大伙房水库建设工地，负责工程机械管理，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大伙房水库合龙蓄水后，父亲随工程建设队伍转战铁岭清河水库建设工地。此时是反右斗争后期了，耿直的父亲在向党“交心”材料中为爷爷的不公遭遇发了几句牢骚，因此被打成右派（1962年吧，父亲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其时，妈妈已从市委财贸部调至市百货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积极，成绩突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单位领导找妈妈谈话，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线——离婚。经过痛苦的思考，妈妈拒绝了领导的要求。

随后是三年自然灾害，我和哥哥与父母一起忍饥挨饿。父亲远在外地工作，裹着一双小脚的姥姥从湖北老家赶来，帮助妈妈照料我们哥俩，操持日常家务。

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由于站错了队（加入了未被当地驻军支持的群众组织），加之有同学揭发妈妈中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国民党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妈妈惨遭批斗、示众和殴打。

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运动结束了，单位群众组织的头头儿开始动员、逼迫妈妈下乡。几次抗拒无效后，妈妈提出两个条件：一是送姥姥和年幼的弟弟回南方老家，二是父亲和我们一起下乡。很快，小姨从武汉赶来，接走了姥姥和弟弟。然后，群众组织的头头儿谎称父亲单位已经同意父亲下乡了。1970年7月，单位逼着妈妈办理了全家户口和粮食关系迁转手续，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我们娘仨和家里仅有的两只旅行箱，以及包袱里的被褥和几件旧衣服，纸盒箱里的锅碗瓢盆，颠簸了整整一天，将我们送到辽东山区一个小山沟。

妈妈格外要强，不肯说软话求人家照顾，坚持到公社和大队参加政治学习，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

妈妈戴着近视眼镜，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参加农事劳动之艰辛可想而知。尤其到了冬季，辽东山区天寒地冻，气温经常在零下30度左右，最冷的几天可以达到零下40几度。妈妈穿一件列宁式棉衣，戴一顶布面狗皮帽子，系一条毛围脖，双手塞进厚厚的棉手闷子里，拄一根底端钉了铁钉的木棍，脚登一双笨重的棉胶鞋，一步一滑地走在没膝深的积雪里或者早春河道闪闪发光的冰面上。那天我陪妈妈去大队开会，回来时经过河道，妈妈几次在沿流冰上滑倒。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妈妈从冰面上拉起来。那时，妈妈才四十几岁，沉重的生活负荷让她一下子苍老了。

那时，父亲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与我们团聚。妈妈一人带着哥哥和我（后来，弟弟也从武汉回来了），在这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生活了三年，其难言的艰难困苦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恐怕不是年少的我所能体会的。

（三）

所幸，我们家终于回城了。

我家先是在城北高尔山下一间平房住了一年，后来搬入浑河北岸商业局住宅一间20平方米（包括厨房和厕所）的楼房底层，妈妈和我们兄弟三人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实在睡不下了，又在逼仄的屋里搭了一张窄窄的单人床。

那些年里，父母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过一百三十几块钱。尽管家里经济拮据，生活并不宽裕，父母却一直资助大伯家哥哥、姐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按月给姥姥寄生活费。

人们常说严父慈母，我们家却有些不同。父亲常年不在家里，每次回来只待三两天，父子间的陌生感尚未完全消除，父亲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父亲思念妈妈，牵挂孩子，对我们自然疼爱有加。在我们眼里，相对于父亲，妈妈比较严厉，生气时责骂甚至动手也是有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妈妈退休了。但妈妈闲不下来，接受单位返聘，继续做她熟悉的百货物价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几年。

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过，在妈妈眼里，不管我们多大也都还是她的孩子。说来惭愧，已近而立之年的我，还是没少让妈妈为我操心。那天，妈妈到工作单位找我。送妈妈出来，走到浑河岸边，妈妈面色凝重，语重心长，批评我处理家庭生活矛盾过于冲动，“你呀，太不懂事了！”云霭低垂，秋风乍起，妈妈额发凌乱，皱纹清晰，眼中隐隐噙着泪水。

聊可欣慰的是，后来我先后在学校和林业部门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于报刊发表了一些文字，出版了文集《与书为伴》。妈妈为我的点滴成绩而高兴，自豪，常常向他人夸耀自己的儿子。晚年的妈妈，坐在客厅沙发上，戴着眼镜，捧着报刊或者文学作品集，大声朗读儿子的作品，让我看了听了感动不已。

（四）

世纪末的1998年8月，父亲因病辞世。此后20多年里，妈妈一直跟弟弟生活在一起。

逢年过节和妈妈的生日，我和哥哥两家人会聚到弟弟家里，看望和陪伴妈妈。后来妈妈腿脚无力，行走困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哥仨商量后，弟弟为妈妈请了保姆。

保姆每周休息一天，如果家里有事会请一两天假。弟弟是单位领导，有时需要值班；我工作繁忙，很难告假；只有哥哥退休了，不时过去打替班，买些肉类和青菜，给妈妈做点可口的。后来我也退休了，辞了原单位的挽留和一家企业的文案工作，可以有时间照顾陪伴妈妈了。有时弟弟值夜班，我会陪伴妈妈一天一夜。除了陪妈妈看电视，回忆往事（好多时候，妈妈的记忆是含混的错讹的），主要是陪妈妈吃中饭、晚饭和次日的早餐，照顾妈妈洗漱，帮助妈妈方便。早晨，扶着妈妈慢慢挪到洗漱间。妈妈仔细刷牙、洗脸，一丝不苟地梳头。我站在一旁，为妈妈挤牙膏，拧毛巾，帮她拣起落在肩头的一两根银发。晚上，端了温水，蹲在地上帮妈妈洗脚，再铺好被褥，扶妈妈躺下。妈妈会叮嘱我，你关好门窗，也早点儿睡吧。

十几岁的时候吧，我摆弄着妈妈的手，用自己的手和妈妈的手比大小。我的小手是红润细腻的，四十岁出头的妈妈，手背已满是皱褶了。我不知道那就是无情岁月和艰难人生留下的痕迹，更不知道妈妈有一天也会苍老，衰颓。

最后的岁月里，每次腿疼得厉害了，支撑不住不慎摔倒了，或者控制不住尿在裤子里，妈妈总会抱怨自己：我干嘛活这么大岁数？真是拖累你们了。每次伺候妈妈洗漱，吃饭，妈妈总会客气地说：谢谢，谢谢你啦！那时，我眼里含着泪水，心里五味杂陈，泛起一种说不出的酸、苦和疼。我说：妈，我是你的儿子啊！你怎么跟我还这么客气？心里还藏着一句没有说出的话——妈妈，我还能陪伴你几回啊！

翻看手机微信，记录着妈妈卧床前后三个月我三次陪伴照顾妈妈：9月26日下午，10月4日一天，10月9日下午。而我最后赶到妈妈身边，她老人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生命倒计时的日子，最后一年多时间里妈妈几乎无力行走，最后一两个月妈妈彻底卧床，饮食、便溺全靠保姆和弟弟伺候。妈妈骨瘦如柴，松弛的皮肤几乎紧贴在骨头上，超过一米七的躯体只有不到一百斤的重量。

殡仪馆最后送别妈妈。凝视静静卧在那里的妈妈，稀疏的头发，深凹的眼眶，瘦小的身躯，再看看弟弟儿子手中捧着的妈妈的照片——那是一张妈妈中年时的照片，年轻，漂亮，仪态万方。对比之中，生命之脆弱，人生之短暂，令人悲痛万分，感慨万端。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面对妈妈的骨灰——洁白而没有杂色杂质，头骨和一段腿骨几乎是完整的。看着妈妈的骨殖，心里翻起一阵钝痛，转念一想，已经升入天堂的妈妈终于解脱了，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吧。

坐在弟弟驾驶的车上，我怀抱着妈妈的骨灰盒，想起小时候跟妈妈在一起时的亲昵情形，心里念叨着：妈妈，我终于可以抱着你了，可你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妈妈，你走了，不知道是否还留有人世间的牵挂，可我们兄弟从此就是没娘的孩儿了！

父亲离世后，每年农历春节和五月妈妈的生日，我们全家老少四代人会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辞旧迎新，祝妈妈健康长寿。

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哥哥家里有事，我们哥仨第一次没有聚在一起。

都说父母是家庭的主心骨和亲情的黏合剂，此刻，我才真的信了。

作者简介：

马平，男，辽宁作协会员，辽宁散文学会理事，抚顺市作协顾问、评论委员会主任。有文学评论、散文、诗歌、小说等见诸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