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食及与堂食有关的故事
作者：许京生
堂食在我国古代是指公膳。在唐朝时期，每朝会罢，文武百官都会一起用餐，因此取名堂食。堂食的现代意义是指食客在店内消费，不外卖。现在的店家大多是既可堂食也可外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比较困苦，各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业为解决员工的吃饭问题都建了食堂，就连人民公社也一度流行吃食堂。因此，堂食一词就不那么流行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去外面吃饭的机会多了，堂食的说法才逐渐流行开来。
“五一”假期，北京市属餐饮经营单位暂停堂食服务，改为了外卖服务。1号中午下厨房，自己炒了普及率最高，全国人民都会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匆匆了事。没有堂食，似乎少了很多的乐趣，也少了庆祝“五一”劳动节该有的节日氛围。
老百姓眼里的堂食，无非是找一家餐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喝，这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堂食对我国来说是一种文化，这文化当然离不开千百年来形成的八大菜系，没有经过千年传承的菜系也就无法享受堂食了。各大菜系精彩纷呈，色香味俱全且不说，就是安徽的“霸王别姬”、福建的“佛跳墙”，这菜名就够文化，极具历史感，足以使人产生万般的、奇妙的遐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菜能与我国相比，也许，论好吃与否，似乎没法相比较，因为各国、各民族文化不同，吃喝不同，重口难调，但从饮食文化的历史来看，我国当属第一，当之无愧。
堂食不单是吃饱饭和品菜，它是情感交流乃至血缘交流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上可谈政事，下可化解矛盾纷争，大到政府，小到黎民百姓的一些事情需要通过堂食的途径得以解决。青年男女交友相会，没有堂食一定说不过去，有钱人家的子女会找家高档餐馆堂食，穷人家的孩子交了女朋友也要显摆一下，找平日里没钱去的馆子，带女友撮一顿，以示自己对女友的关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终身大事也是通过堂食的方式一锤定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当时的记录片中看，那堂食对位处第三世界的我国，虽然略显奢华，但要谈的问题解决了，花些银两也还是值得的。当然似乎也有不能让美帝看不起我们的意思，别的不敢炫耀，美食还是可以的。尼克松一行去杭州访问，周恩来总理请吃梅干菜焖肉，尼克松连声称赞，还有做熟了嘴还会呼吸煽动的西湖醋鱼，足以让美国佬们一饱口福和惊叹不止。由此看来，堂食在我国的政事和人民的生活中是多么的有斤有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刚参加工作，工资很低，每当同事有了诸如发奖金、过生日等好事情，总要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堂食，去过的地方有“老莫”、大地西餐厅、京桥西餐厅，和同春园、同和居、延吉冷面餐馆等老字号。大家聚在一起山南海北一通聊。那年代，堂食是沟通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好多事情是通过参与堂食才获得的。参加堂食的同伴所聊的范围及其广泛，除国家大事外，也聊家常和与堂食有关的话题：有一家餐馆服务员由于对顾客态度不好，嘲弄顾客，结果被顾客捉弄了一把，那人用一块臭豆腐抹到了餐桌的底下，尽管下班后服务员把桌子擦了数遍，但餐厅里还是臭气熏天。后来，有了自助餐厅，听说有一包工头带领一班人马把餐厅吃倒闭了，这些也许是真实的事情，也许有虚构的成分，但当年听曹禺大师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一定是真实可信的。那是话剧《雷雨》刚上演的时候，一次他在餐厅吃饭，听到有两人聊天，一位问另一位：你看《雷雨》了吗？另一位说：看了，没意思，就是一家子乱搞男女关系。曹禺摇头、苦笑离去。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两个家里比较有钱的同学去堂食，点了一只烤鸭，没吃完，就把剩下的藏到了桌子下面，谁曾想被眼尖的服务员当场捉拿并通报给学校。学校老师在全校通报批评了两位犯错误的同学，搞得他俩灰头土脸，不好意思见人。如果在当下，尽管不会被通报，也会遭人鄙视。因为不管到了什么年代，浪费都是可耻的行为。
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时常参加单位组织的堂食。
记得1998年年末的一天，北京图书馆“新书展示厅”举办“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郭良蕙女士作品推介”活动。
郭良蕙女士是台湾职业小说家。原籍山东省钜野县，1926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外文系。后来嫁给了飞行员，1948年去台湾。1962年发表长篇小说《心锁》，逝世于2013年6月19日。她一生共创作了五十几部作品，代表作《心锁》，在大陆曾出版《邻家有女》、《四月的旋律》、《斜烟》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往返大陆，参与出版和文化交流活动。
参加完北图的活动后，中午，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孙蓓欣女士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来宾，在坐的有郭良蕙的姐姐郭良玉、民革中央北京市委员会名誉主任张廉云女士、北京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李路先生以及北京图书馆典藏借阅部的三位主任和我。烤鸭店自然是吃烤鸭，全聚德的大师傅少不了要介绍全聚德的历史，当品尝鸭汤的时候大师傅说：这汤之所以如牛奶一般的颜色和浓稠，是把鸭架加上调料，小火炖煮十几个小时，才成这般模样，如此好看好喝。
张廉云女士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她建议大家边吃边谈，而且每个人都要发言。
李路先生放下手中的筷子对郭良蕙女士说：“我知道作家写作很辛苦，而且经常熬夜，所以极容易衰老，而您确显得很年轻，保养的十分好，这里有什么秘诀吗？”郭女士听后微笑着回答：“除了合理安排膳食，还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不要有太多的年龄的概念，年龄有几种算法，一种是护照上的年龄，一种是心理年龄，如果整天对着护照想自己有多大年龄，自然会越想越老，只要心理上觉得年轻，生活愉快，自然也就会显得年轻。另外，我是这样计算年龄的，把自己不顺利的年龄减掉，我有十年特别不顺，我把这十年从心理上减掉，自己也就年轻了十岁。”郭女士计算年龄的方法确实有趣。前辈和领导们都发言完毕，郭女士示意该我说了，我略加思考后说：在和前辈的交谈中，不仅学了如何做人，还学会了一些写作知识，以后读郭女士的书读多了，写作中如有像郭女士的地方，前辈可不要告我剽窃呀？大家笑了，郭女士也笑着说：但愿不要给你造成误导。
如果没有堂食，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些欢声笑语的交谈了。
今年“五一”前夕，本来说请多年不见的同学们一起堂食，但官方的禁令一出，堂食也就禁了，想要说的话，想要聊的情也就烟消云散了。
禁堂食是暂时的，疫情終会过去，堂食总要归来，作为北京人，我们期待着，再到后海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和位于珠市口的丰泽园一起堂食，一起回忆那已经过去而不能忘记的事情。
作者简介：许京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长篇传记文学《瞿秋白与鲁迅》，发表《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毛泽东与国图雁门集》《历史档案中的张申府其人》《从〈雷雨〉到〈王昭君〉
——记忆戏剧大师曹禺》《开“心锁”——台湾女作家郭良蕙印象》等多篇散文，其中，《一位作家在抗战中的经历》获全国爱国主义主题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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