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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集说到父亲从马来西亚回国后积极参与清匪反霸、分田到户、发展生产、巩固新政权，担任副乡长，勤政为民，随后参加土改……欲知后事如何，请关注本集。
五、坚强的母亲
父亲被捕后不久，土地革命运动开始了。大步头试点先行，十月初全面铺开。华坑村来了一个五小土改工作队，队长姓徐。他们经四个多月的诉苦寻根，扎根串连，评阶级、定成份、斗地主等活动，到一九五二年农历二月初，全村定了三户地主，一户破产地主，一户富农，没收了财产，作为果实分给贫雇农，土改根子得双份。据后来梁炳信讲，他家五口人，作为根子，只分得人民币二千四百元(改版后是二十四元)，稻谷三十斤。
1、地主不定了
斗地主，分果实告一段落后，二月中旬一天，土改队召开根子会议，会上李池稳突然说：“搞了几个月，漏了个大地主。”大家问是谁？他说是李华、陈瑞榴。有的人听了觉得可笑，有的人不开声，李松盛说：“是呀，他比李根还大，李根才十二亩田，不足二十亩蚝，而且大半已打。陈瑞榴有十五六亩田，五六十亩蚝，还不是地主吗？”莫尿安说：“对，打他，差点给漏了，其财产比三户地主合起来还多。”会后，他们分头去调查摸底。
一九五二年农历三月初七，新历四月一日，他们第一次拉母亲来斗争。四人相继上台揭发，勒令母亲承认是地主，母亲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牛高马大的二弟一直站在母亲身边，防止他们打母亲。他发誓，谁打一拳，还他三拳。那些恶佬见势，也不敢对母亲打逼。整个会场都很静。只有那几个人不断高喊；“打倒地主婆陈瑞榴！”但无人伴声。会议持续两三个小时，姓徐的只好宣布散会。
五天之后的一九五二年农历三月十三，再召开群众大会，第二次拉母亲出来斗争。这次同第一次不同，首先李池稳上台追问母亲有没有放债剥削，他说：“饥荒那年，你放一担谷债给我是不是？”他还想讲，他的堂兄李林冲上来给他一巴掌，大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没有她那担谷和一箕番薯，你一家四口，早就喂狗了。十多年来，你还过一粒谷给他们吗？她有没有叫你还过呀？讲！”李林对池稳的指责，一时轰动了整个会场，不少人说他忘本。李松盛又冲上台，指着母亲质问：“饥荒那年，你乘人之危，放五十斤谷给我，是不是放债？”他母亲听了，怒从心起，冲上去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大骂：“发瘟仔，你太忘本了！把好事当坏事，把好人当地主。那年，我家七八天无米下锅，你同屋的兄弟李根给过你一粒米吗？是华母见我在门口哭，送来几升米，又叫华嫂送来一箩谷，才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十多年来，他们叫你还过吗？你还了吗？”说完又几巴掌。“还有，你这条狗命是谁救回来的呀？饥荒刚过，你就胃痛，一连两个多月，轰床扒席，喊死减救命，是华母见了，问什么病？出于救人的好心，亲自到大亨叫她当医生的五叔开了二十剂药，才把你医好，药钱你给了他们没有？”讲完又几巴掌，会场又轰动了。
这时，母亲开声了，她问：“徐同志，在饥荒年代，到处饿死人。当时，我们不是富裕人家，平时节食俭用，稍有一点积余，出于对这些面临死亡边缘的人的可伶，送谷送米送番薯送钱给他们，挽救他们的生命，十几年了，我没有叫他们还过，有的人事后送上门来说还，我都一律拒收，这叫放债剥削吗？”姓徐的当场回答：“不是，不是，这是关心群众疾苦，救死扶伤的大功大德行为，应当表扬。”全场又响起来，高喊华嫂做得对，是个好人。跟着梁炳光站出来讲了我祖母解怀求医救母的故事，梁洪长讲了送谷送番薯渡过饥荒，又帮助解决田耕的故事，六婆讲了丈夫死后家将破的绝境，母亲无偿送蚝滩帮养蚝救家的故事。不少人还想讲，姓徐的说：“不要讲了，够了，他们一家是好人。”
在人声中，车榜大站出来，对着母亲质问：“陈瑞榴，我问你，你有没有雇工剥削呀？叫炳寅给你打了三年工是不是？”李炳寅从人群中冲出来，用手指着车榜大说：“车榜大，你这样诬告人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四六年，我父去世，母又有病，家庭处于绝境。华嫂见了，帮我租了五亩田，没有牛，也没犁耙耕具。后华嫂提议两户合耕，他们出牛、出工具、出种子，我负责犁耙田。一连三年，直至解放。这是合耕，不是给他们打工。而且第一年种子不算，还代我交了十二担田租，至今我都没有还她，她也不叫我还。”众人听了，又一片嘈杂声，骂榜大无理，无事生非。
但那个做根子组长的莫尿安还不心服，冲到母亲面前质问：“陈瑞榴，我问你，你们有没有走私！四九年八月，我们给你家抬猪、担谷下船出澳门，是不是走私？”母亲说：“是否走私，问炳信叔就明白了。”梁炳信应声走到台前，指着莫尿安说：“你知其一，不知其二，生事造非，给人乱戴帽。我知你那天担过谷，还有我、池稳、李林、松欢、同大、炳寅等人都担过谷。当时，县委在横岗召开了八月会议，委任陈中群、李华为北陡乡正副乡长。华坑村也成立了农会，华哥是会长，钟日洪是副会长，我是民兵队长。陈中群接到恩阳台特委命令，要各乡组建武装乡队迎接解放，接管政权，保卫政权。陈中群来到华哥家，与他商量如何解决枪支问题。下午我也因有事来到他家，也参与研究。到下午四时还未有结论。适根源回来，问明事由说：‘国民党还在，伪联防队还在，不少有钱的人还不相信革命，只有靠买了。这样吧，钱由我家借出，政权建立起来后，由乡政府还回我们。’陈中群听了满心欢喜，吃完晚饭离开。晚上，根源说服了家人，就这样将他家六十担谷，六头大猪，搭广源祥的船运往澳门出卖后用以买枪。这是为公，不是为私，是走公，不是走私，是支持革命的行为！”话未说完，黄连夫站起来说：“那些枪支是我开船运送到濑洲交给陈中群的，共三十支长枪，三支短枪，一挺机关枪。”说完问姓徐的这是不是走私？姓徐的当即表示：这不是走私，是对革命的贡献，应给予记功。这时，会场又骚动起来，许多人离开了会场，姓徐的只好宣布散会。
过了几天，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第三次斗争母亲。刚满两岁的女儿也跟着妈妈去陪斗。这次母亲决心要把他们辩倒、驳倒，争回一口气，争回公道。她信心十足，因为经过两场斗争，她看准了群众的情绪，也看到那班人的势孤，更是看穿那班人的目的。当姓徐的宣布开会，责令母亲交待时，趁那班人还未开口，便抢先说：“我这一世人，真是好事做得多，好心却得不到好报，如今着雷打了。我知道你们盯着我家养的五十亩蚝，家里还有四五十担谷，五头大猪，八头耕牛。现金也有四十多万。（旧人民币，改版后100元为1元）是个大肥猪，非宰不可，所以定要把我打成地主，可餐肥的。但定地主要讲条件，土改法有规定。第一点、我家从三五年来到华坑，三六年李华出洋，至今已有十六七年，没放过一分钱债，也没放过一粒谷。请问在场的叔伯婶姆，有谁在我家借过债？有谁请出来讲一讲。”黄连夫站出来大声说：“各位听着，过去我不懂得耕田，靠给人做散工维持生活。华嫂见了，问我怎么不捉鱼？我把困难告诉她，她出六担谷给我买了小船，又给三十元把船修好，八十元买网买缯。我捉鱼蟹有所获，把二百多元要还她时，她不收，劝我用来把房修理。请问大家，你们见过如此怜惜帮助穷苦人的好心人吗？”梁洪长、梁炳信站出来想说。母亲接着说：“二是我家没请过长短工，如谁给我家打过长短工的，请出来说说。”场内议论纷纷，有人说，从未见过我家请过谁。过了一阵，母亲又说：“三是几十年来，我不知什么叫走猪走羊，四九年八月我家搭谷搭猪去澳门的事，炳信、连夫两个都说了，就不用我说。四是我们没有土地，更没有出租土地。只是四八年尾，用一百担谷与官斗祖买下大秧坎八亩岗地、六亩水田，四九年才开始自耕，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按照土改政策规定：岗田不超过十五亩、水田不超过十亩，没有出租，自耕不超过三年，不成为定地主条件。”她还未说完，池稳插话：“十六份那三块田面积四亩多，加在一起不是已超过十亩吗？”李世奉听了站起来说：“我来作证，那三块地一共四亩七分，是我找不到人佃耕，求得华嫂同意，佃耕给他们的，耕期二十年，一次性交二十六担谷。是佃耕，不是卖田，那时我是值理，有契为据。”知情人听了世奉的发言，纷纷指责池稳无一造二，给人加罪，是瞎说。这时黄连夫火了，站起来对池稳说：“李池稳，你个反骨仔存心不良，人家救了你家四口不仅不报恩，反而乘土改之机，要把好心人打成地主。你们想着人家的蚝、猪、牛和稻谷等财产，想肥了吧！兄弟们，走吧，让他们去捉猪、拉牛，抄家算了。”他一讲完，全场走了近半人，那个姓徐的即宣布散会。姓徐的话音刚落，母亲截住大声说：“不行！还未给我定地主成分？”姓徐的说：“地主成分不定了，条件不够，还是个救苦救难、行善积德的好人，对革命贡献较大，定个上中农算了。”梁洪长、李世伟、李松欢、梁炳光、李林等七八个人齐口合声说：“上中农也不行，最多也是个中农。”姓除的说：“那就定中农吧。”母亲接着说：“徐同志，你不后悔吗？那几个人肯放过我吗？”姓徐的答：“这个我可以作主，不后悔。他们无理取闹，
算啦，散会。”人们走光后，两岁的女儿问：“妈，他们走了，不斗你了吗？”母亲随口说：“妈斗赢他们了，回家去！”女儿蹦跳着随母亲回到家里。见到祖母大声说：“妈斗赢他们了，他们都走了，不敢再斗妈了。”她的二哥接着说：“今天多得你这个小神仙参战，才取得胜利。”后来听说他们回到书馆，姓徐的大骂那几个人，说眼红别人钱财，生事造非，造成这窘局。
农历五月中旬，土改结束。我家以军属名誉，一家七口，按八份分得水田六亩，岗田三亩。全村的海滩没分到户，按原来谁养殖谁收获。七月土改复查，我家中农成份没变。这是母亲顽强抗争，持理不让，众人主持正义的结果。秋收过后，母亲叫黄连夫帮忙联系两艘船取蚝收蚝，用收获的钱于十二月为二弟定了婚。让长期挂心、双目失明的祖母安下心来。
2、探望儿子
一九五三年春节过后，忙着春耕。祖母对母亲说：“根源父亲不知何时才能放回，你带根用到部队见见她大哥吧，四岁了，懂事了，可还未见过她大哥。”母亲也记挂着我，想见见儿子，向儿子诉说这几年的苦楚。便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带着小女儿，在二弟的陪同下，来到石龙镇我所在部队。母子见面，她哭着诉说了家况，说了一天多还说不完。我竭力安慰，带她游了石龙公园、东江河和大铁桥、火车站，还看了大戏，到影相铺照了像，她才平静下来。到农历四月二十六日送他们到广州乘车回台山。临别时，妹妹拉着我的手说：“大哥，快回家吧，我等你与二哥一起叫爸回家，我还未认识爸爸呢。”
3、到区府追债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心里常惦记着曹兴宁、陈肇汉两人从我家拿去的钱粮，乡府吃用去的钱米，祖母对母亲说：“共产共产，真是把我家共产光了。儿子被捕，孙子被打斗，差一点还把我家定为地主，没收家产。他们既然不念我们的功劳和情义，我们也顾不了情面了。你找时间带上那些借据，到区府去问问他们什么时候还给我们。他们可能不认帐，追追他们也好。”母亲觉得她说得在理，便于五月十九日来到沙头冲区府所在地，区委张锦接见了她，问明来意，看过借据，对母亲说：“此事重大，我不能作主，曹书记开会不在，待他回来我转告他，看如何再通知你。”这是母亲第一次上区府。
第二次是五月二十四日，她带着女儿来到区府，李雅带她上到会议室。曹棠书记、陈汉钦、张锦、余荣鼎、伍丰芬、黄珍等人在座。张锦对曹棠说：“上次来的就是她。”黄珍给母女二人递上茶和糖果。曹棠问：“你是李华的夫人吗？你姓什么？”得到回答后，想起刚来北陡时陈希民对她讲起那个陈大姐的事，心里已有数。母亲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区府，你们看怎么办？”曹棠问有没有证据。她即从口袋里拿出借据呈上。他看了借据后对黄珍说：“照原文抄下来。”然后对母亲说：“数字这么大，区府没能力还你们，待我们打个报告给县府，请县府偿还你们。你们先回去，到时再通知你们。”就这样，母亲收回借据，带着女儿离开区府回家。等了几年以至几十年，也无下文。正应了祖母之言：“共产共产，把我们的家共破产了。”
4、一探丈夫
五三年农历五月下旬一天，因长期惦念儿子和孙子而致双目失明的祖母对母亲说：“快两年了，只知根源他爸在小江劳教，但从未收过他的信，就是坐监，也得去探一下监呀！”到六月初四，母亲告知祖母，明天去小江行一下，问问劳教场在哪？查问他爸下落。于是，第二天一早便离了家，往洪窖乘渡船到小江。沿路问了多人，于中午来到劳教场。刚好他们刚吃完饭，父亲见到自己的爱人与一个管理人员在说话，于是走近前去，夫妻见面，百感交杂，泪眼涟涟。两人在空地上坐下，倾诉着两年多来的苦况。到下午一时，哨子响了，父亲又被赶着去劳动了，夫妻只好分别。此情此景，令人悲痛欲绝。离开了劳教场，晚上才回到家，把事情经过向祖母倾诉，婆媳二人心焦诅丧，闷闷不乐。这是母亲在丈夫被捕劳教两年的第一次探望。
5、二探丈夫
母亲思念着第一次见到丈夫的景况：满身泥土，衫穿裤烂。虽没被人打骂，但管制严格。于是到沙头冲圩买了两套新外衣和两套新内衣。七月十五日又做了一箩煎糍、一箩粉白糍，十六日早上带四岁女儿乘黄连夫的船到达小江，十一时去到劳教场。刚好遇劳教人员收工，父亲见到自已爱人带着一个女孩来到，料到那是自己的女儿，好生欢喜，对同行的容杰说：“我爱人和女儿又来探望了。”两人快步走到她们面前。母亲连忙对女儿说：“你爸回来了，快叫爸。”女儿已两年多没见爸面，她顺着母亲所指，走到父亲面前，叫了声“爸！”随即走到母亲面前，从箩里拿出一个小包说：“妈给你做糍来了，这是我做给你吃的。”父亲满怀喜悦接过女儿手中的糍粑。这时，几十个劳教人员都回来了，听说有糍吃，已两年没吃过了，便蜂拥而上。母亲打开箩盖，大伙七手八脚拿起就吃，连说好吃。管理人员也不阻拦，走近前去也吃一份。
午饭后，父亲向管理人员请了假，与母亲谈了两个小时。母亲告诉他，祖母提议，秋后打蚝，再卖两头牛，争取在十月为二弟根庆办婚事。父亲说：“我不知何时放，你主办就是了，如手头宽，可办好一点，高高兴兴，不用等我了。我看有钱也无用，穷人有共产党和政府照顾。”下午近三时，母亲递上布包里的新衣服说：“这几件新衣用作换身吧，我和女儿要回去了。”女儿说：“爸，你快返来吧，我等你！”三人依依惜别。这是母亲第二次探望丈夫。
6、为二子圆婚
秋收之后，母亲请了三艘船开始打蚝，到十月初共打了三十四担，卖得六十二万元，又卖了两头牛，近九万元。按照祖母的嘱咐和丈夫的提议，于一九五三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主持为二子根庆办婚事，更字为李能刚。送了二十五万元做礼金，还打蚝三担，杀了自养的三头大猪和五十只鸡，买回三十只鹅，办了五十二席酒席，除自己亲戚外，还请全村人参宴。这是华坑村有史以来未见过的大喜宴，在村中影响深远，街头巷尾谈了很长时间。
7、全家大团圆
一九五三年农历十二月，是我家大团圆月。这月十九日，捱了两年五个月劳教生活的父亲无罪释放回来。二十六日，我带着荣获三等功的荣誉回到家。从此，一家八口团聚一起了。只可怜年近八旬、为这个家挨苦受饿、奔波劳碌长达五十多年的祖母已双目失明，只能听到儿孙的问询，却不能看见他们们容貌。
父亲和我的归来，最欢喜的是我那个小妹子。她是父亲从马来亚回来后，于一九五零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的。四月初一，母亲对祖母说：“后天是小妹子满月，她爸上城未回，你给她起个名吧。”祖母听了随口说：“她大哥叫根源，二哥叫根庆，就叫根用吧。长大后听父母话，受哥用。”母亲按祖母提议，初二便叫媳妇下海打回十多斤蚝，买回猪肉和蛋，杀了三只鸡，请六婆、炳寅两家和同房兄弟吃了餐饭，作为庆贺女儿满月。这个小妹很聪明乖巧，未满年会行走，一岁会说话，刚满两岁就陪妈妈去陪斗，四岁跟随妈妈到区府追债，千里探大哥，随母会父亲。八岁入读小学，小学毕业以全社第一的成绩考入台山一中，深受老师和家人赞赏。可惜文化大革命被划为黑七类，失去读高中机会，回乡随父母兄嫂耕田。
合家大团圆时，我曾作过一首诗，以作纪念。
爹欢娘笑接儿归，
弟喜妹乐迎哥回，
妻妞心欢藏深处，
从此团圆好耕田。
六、忠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父亲
无论遭受什么打击、诬害和苦难，父亲始终怀着自己曾参加过共产党，是共产党员，不能变节，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人民得益。
一九五四年农历一月中旬，我作为复员军人，当选为乡人民代表，出席中洞乡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分工抓互助合作，称互助合作委员。
1、带头组织互助组
农历一月底的一天晚上，父亲问我在乡里是做什么工作？我说分配抓互助合作，想组织个互助组，带动全乡互助合作运动。已去小洞那源等村几天了，因土改分田到户后，不少人苦于无耕牛，自己又没钱买，不少人丢了荒，等于白分田。他听后说：“近日有几个人来我家，要求借牛或租牛，亚庆不答应。”我说：“不如搞个互助组，那就不用借租了。”我们还没谈完，李林、世钦伯、永卓、炳寅四人不约而同来到我家。我正开口问，父亲便将我的意思说了。大家听后都表示同意。我便向他们说了互助组的原则、性质，大家表示照行。二月初四晚上，上述四人带着世华、洪大、代正、陈女仔等四人来到我家，共商组织互助组之事，经过讨论，推选父亲当组长，李林为副组长，永卓为记帐员。
一九五四年农历二月初六，中洞乡也是十五区第一个互助组成立了。全组共九户，二十三个劳动力，水田面积四十七亩，岗田面积十四亩。当天早上召开成立大会，会后，全组马上忙起来了，李林带二弟根庆整理秧地，炳寅与洪大去岗地种花生。九户人除世华外，其余各户的种子都是由我家支持，不分你我，不分先后，仅用了四天，就全部种下花生，秧地也整好了，二月十四全部播下秧。十五日我将情况向乡府车榜大书记和乡长李扬作了汇报，十六日中午在华坑村召开全乡十一个村农会长和农民代表会议，会上父亲作了介绍。会后不到十天，全乡办起了八十一个互助组，华坑村就有九个。
十六日晚上，李林等六七人来到我家，大家高兴地谈笑着。永卓说日洪等人上门发动成立互助组。父亲说：“让他们组织好了，我们已先行一步，秧下了，花生也种下了，要加紧办田，争取月底插秧。现要积沤肥料，做好准备。我有个建议：派人到横坑尾开荒，用来种瓜菜出卖，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并决定十八日行动。第二天，母亲将六千元交给二弟，让他往陡门圩买回黄瓜籽、丝瓜籽、冬瓜籽和苦瓜籽各一斤，豆角籽四斤，苋菜籽二斤，南瓜籽二斤，为瓜菜种植作准备。十八日清早，全组二十多个劳力，扛着锄头，手提镰刀，在父亲带领下向横坑尾进发，经过一天努力，清除荆棘和杂草，开出九亩多岗地，第二天牛犁人锄，整地成垅。第三天开始下种子。在父亲的指挥下，全组通力协作，到二十七日，种下三亩豆角、两亩黄瓜、两亩丝瓜、两亩冬瓜，又在垅顶播下苋菜。二十八日开始插秧，五十多亩水田，三月初二就插秧完成了。为了第一造能取得好收成，母亲对李林、永卓、世钦、炳寅等人说：“为了丰收，禾苗要施肥。我打算肥料由我们借款统一买，统一施，收获后按面积计算再还给我们，不计利息。”大家正为无钱买肥而发愁，听母亲这么说，心乐了，当即说好！母亲即拿出十万元交给李林，叫他明天带人买肥去。
四月下旬，苋菜收获上市，每天收入十多元。（人民币改版，一元相当原来一百元）五月初，豆角、黄瓜、苦瓜、丝瓜相继上市，每月收入三四十元。六月收获南瓜近百担，卖到三角钱一斤。特别那冬瓜，七月收完，共二百六十多担，三角钱一斤，全部卖给两圩饼家。七月中旬，夏收复种结束，全组合计，平均亩产为四百三十八斤。家家户户，人人欢天喜地，笑逐颜开。父亲叫永卓核算收益，提议每个劳动力分三十元过八月十五，我家六个劳动力，分得一百八十元，李世钦分得一百二十元，永卓、世华各分九十元。初尝甜头，全组甜在心头。紧接着又轮种上五亩秋豆角、三亩多菠菜。
李华互助组粮食瓜菜丰收的喜讯，传遍了全村，轰动全区。区府管互助合作的干部罗如星、办公室干部黄珍来调查总结，接着各乡支书、乡长组织人来参观取经。华坑村李华互助组开名了。
晚造水稻又获丰收，平均亩产四百五十多斤，秋植豆角又获好收成。秋收后，在父亲的带领下，又在近水溪的田种了七亩大蒜、椰菜、菜果等作物。从十一月起，每天有蔬莱上市，到年初四收获完毕，余下的菜头菜尾分给各家作饲料。年终永卓核报，纯收入二千五百五十多元，按每个劳动力分得一百一十元，正月初七分完。全组人欢呼雀跃。年初八晚上，父亲叫人买回糖果饼干，召开全组总结会，庆祝旗开得胜。
2、提建议，促合作社诞生
秋收期间，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十五区决定，把华坑村作为先行点，以推动全区合作化。一九五四年农历十月初三，把区委迁来华坑村，住在新村书馆，开展组织建社工作。但到十一月下旬，已过了近两个月时间，合作社仍未组织起来，受到县委三次点名批评。并限期十二月中旬前组织起来。明年春耕前全县实现合作化。书记曹棠十分焦急，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总结找原因。会议中黄珍发言：“我去过钟日洪家，他解放前是村农会副会长，李华为会长。他提议，要想在华坑建成合作社，除非叫李华出山。可否去听听他的意见？”张锦说：“早几天李松欢也提过这个意见。”梁才芬说：“我曾问过梁邓家组的炳信和有光，参不参加合作社，他们叫我去问李华，说他入社，他们就入社。”这时党委陈汉钦站起来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李华是劳改犯，找他就是丧失立场，我坚决反对！”一些人认为他讲得有理。罗如星说：“我原是十区干部，我知道李华不是劳改犯，是劳教，劳改与劳教是有区别的，劳教是教育性质的。他原是乡干部，儿子是军人，现是乡干部，我认为拜访他没问题。”他这么一说，副区长余荣鼎以及张锦、黄珍、李雅、才芬等人也极力主张去拜访李华。
一九五四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曹棠为首的十个区干部来到我家。大家坐定后，我问有什么指示？罗如星说：“不讲指示，特来听取你爸对组织合作社的看法和意见。”接着把区委搬来华坑村组织合作社的事说了，问我父亲有什么看法？父亲是一个襟怀坦白，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便接着说：“我没看过什么文件、指示。不过我认为，你们搞了两个月，连影也没有，原因要查查，要对症下药，不然再搞两个月也是一样。从我组织互助组来说，首先要自愿，强拉来不行，只有自愿才能合作，才能团结。另外，应有个带头人。带头人必须无私为公，言行一致，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不然别人不会跟你走。我听村民议论，村里有三个人，明争暗斗，说要以那组为基础，互相争斗。不知是上头的指示还是你们的主意。我认为：基础应以好的为标准，只有好的组，组员都得到好处，才能稳定人心，吸引众人入社。”父亲话音刚落，曹棠说：“真是一言警醒梦中人，原因就在于此！”
父亲继续说：“我向你们建议：一是宣布取消以谁为基础这个提法；二是召开村民大会，讲明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原则、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宣布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号召大家自愿入社；三是讲明组建农业合作社是党中央决定，毛主席号召，是走共同富裕道路；四是找几个人谈心，动员他们带头报名入社。”张锦接着说：“说得好！你带个头可不可以？”父亲说：“带个头可以。看来农民走合作化是大势所趋，迟早都要走的必然之路。”一直谈到深夜十二时多，区府的干部才离开。
第二天，全组人在田间劳动休息，大家对组建农业合作社议论纷纷。父亲对大家说：“组建农业合作社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不要落后。我估计过几天区府要召开大会，动员大家入社。我组九户人，占全村百分之十多，到时我准备报名入社，你们参不参加，自己决定。”大家听后说：“你认为好，我们听你的，你参加，我们也参加，只要你带头，我们跟着走，决不落后。”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区委在华北禾场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几个村干部已知道会议内容，但大多数村民却不清楚，各怀心事。会议由区长伍丰芬主持，书记曹棠讲话，他详细讲述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意义，性质原则，最后号召大家自愿报名入社。可过了半小时却没有人响应。身为共产党员的梁邓家、车榜大，也不带头报名。区干部张锦急了，他有意识地站到父亲身边，但没出声。见此情景，父亲站起来大声说：“曹书记的讲话大家听明白了，合作社的好处多，不入社还等什么？我代表我们互助组九户人，响应党中央号召，全部报名参加农业合作社。请全组各人当众表个态。”他一说完，在副组长李林的带领下，全组异口同声喊道：“一致同意入社。”接着李林问：“我们都同意入社，但我组二十多亩瓜菜还未收获，能否仍归我们？”罗如星立即回答：“谁种谁收是政策规定的，作物收获后土地入社就行了，原种瓜菜归你们，合作社不会侵占。”罗如星说完，梁洪长即报名入社，他先前没有参加互助组。接着，李世伟、李松欢两个组报名入社。全村八个组巳有三个报了名。这时，梁炳信站起来大声说：“入不入社，我组未统一，我不等他们，我家报名入社算了。”他是梁邓家组的，全组十一户，由于对组长有意见，全组人离心离德，意见不一。炳信说完，同组的李有光宣布脱组入社。钟日洪组有十六户，除了他叔父钟锡坚持不入社外，其余十五户同意入社。李添寿组也跟着报了名。这时，全村八个组，已报名五个组。未入组的共七户，只有一户未报。车榜大见势不妙，只得宣布本组也报名。张锦看了一眼梁邓家说：“你是共产党员，平时争亚哥做却无人跟随，现在只剩下你和佳焕两个组了，你如何打算？快十一点了，流水不等船。”梁听后只好勉强答应：“本组十二户，已报名入社七户，其余五户也报名吧。”最后，李佳焕组也同意入社。就这样，只用了一个晚上，全村九十八户，除三户表示不入社外，九十五户入了社，占百分之九十七。
十二月十三日，区委召开会议,总结华坑建社的经验教训，批评了陈汉钦的错误观点，说他差点误了大事。罗如星、张锦、梁才芬、黄珍等人说父亲在建社工作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建议让他当社副主任。并决定十四日召开村干部和互助组长会议，研究成立社委会和生产队问题。
十二月十四日会议按时召开，父亲和我应邀参加。曹棠书记讲话后，进行讨论，与会的区干部都说，这次成功组建合作社，多得贵华叔提议和带头。在讨论社委会人选时，梁炳信、李松欢等人提议李华任社委会主任，会上七成多人表示赞同，眼看就定调了，父亲说：“你们都叫我来当这个主任，我在马来亚是地委委员、《民声报》主编，地区工会副主席，支队政委也做过，解放后又做过乡长。今天又叫我做社主任，这个职务太小了。做乡长时被告八大罪状，被捕劳教两年多。如做这个社主任，到时也要劳教一年半载，还是不做好了，你们另选人吧。”有人听了大笑，但多数人认为他做社主任合适。说他办互助组有办法，管理能力强，增产增收，如做了主任，合作社也会办得好。父亲说：“大家静静，听我把话讲完。合作社是党领导的，共产党员是代表党做事的，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我建议找个党员来做主任。听说梁邓家是党员，让他做主任就行了。”大家听了，认为父亲说得有道理，说他胸怀开阔，不图名利，不争官做。经过议论，最后决定梁邓家为主任，李佳焕、李瑞能为副主任，十人为委员，我名在其中。
3、当远征队长
华坑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分东南西北四个生产队。从各生产队抽调十二人，组成远征队。
土改时，华坑村土地不多，便在旧村前划出八十多亩土地给华坑。因为要走三公里路，还要过山迳，已没耕两年。合作社成立后，为了增加集体收入，决定重新整理此地复耕。于是从各队抽调十二人组成远征队，推选父亲为队长，梁炳光为副队长，李池德为记分员。农历正月十一，远征队牵着牛去到那荒地一看，杂草丛生、满目荒芜，众人心也凉了。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们决心大干一场把荒地变良田。为了尽快复耕，父亲到旧村、小洞等好友处借来六头牛，再加上自己带来的四头牛、两台水车，早出晚归，奋战了十一天，终于将八十亩荒地犁耙完，并及时播下谷种。到二月二十五日开始插秧，三月初二便完成插秧，比家里四个小队快了一周。加上早耕早管，风调雨顺，早造收获稻谷三百三十多担。人们说华哥有本事，远征队了不起。说如果晚造也收这么多，每个劳力可多分二百多斤稻谷了。
正当人们兴高采烈、憧憬着美好未来时，发生了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保管员李添盛到处说，放在我家的水谷二十担少了八担。二弟听见后与他相争，差点动起手来。村民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家又无晒棚，八担水谷到哪里晒呀？有人说：他是保管员，大哥是主任，有权有势，怎么讲都行。有人说，组社时，区委接受华哥的提议，让梁邓家当了第一把手，他有气。如今梁巳离任，他上台做了亚哥，就利用手中权力，可头可路对华哥报复。
农历六月初九晚上，李佳焕召开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宣布我家偷水谷八担，减去两成水分，罚谷六百四十斤。大家听后喳喳声。李松欢当场大声责问：“你有什么证据说他们偷水谷？当时是天下大雨搬去人家房中，一来没有过称，二来又没有记数，现在却说别人偷水谷，那你见过他们晒水谷吗？这不是冤枉人家吗？”与会人员除佳焕三兄弟和车榜大外，都为我家鸣不平。我和父亲都没开口。过了近半个钟，待大家平静下来后，父亲说：“四年前，我家为革命拿出稻谷两百多担，现金几千元，现在多罚点无关紧，就算我家为合作社作贡献吧！共产党分给我家八亩水田，四六分成也有二十多担谷，我家有五个劳动力，也可分得近三十担谷，家里存有旧谷近三十担，这六担四算得了什么？你们去担吧！我这个远征队长也不当了，叫李添盛去当吧！”说完便起来悻然离开会场。永卓、松欢等人来劝，父亲一概回绝。从此，他不过问合作社的事，远征队队员天天上门求他也不回心转意。后来社委会安排李池稳当远征队长，此人一向不得人心，上任第一天，原副队长梁炳光向李佳焕提出辞职，有四人索性回原生产队出工了，六月十三日，远征队散伙了。虽然后来全社去突击抢插，但由于迟了季节，加上池稳懒得管理，晚造收获稻谷还不够一百担。社员们都埋怨李添盛，说他是搞屎棒，害了合作社。
遭受这无端的打击后，母亲也横下心来，晚造插秧后，乘耕牛未打价入社，与二弟将自家的三头大牛拉去横陂卖了，农历十月，又将自养的十多亩海滩的蚝打光卖了。十月中旬有一天，李佳焕上门责问：你们为什么这样？生产队缺耕牛，还准备动员养蚝户打蚝投资发展海水养殖，增加社员收入。母亲毫不客气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你无权过问。没有牛你们不会买牛吗？我有一头大牛、一头小牛入社就足够了。”他自觉没趣，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4、听dang话反而闯了祸
四年之后的一九五九年冬，全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挽救危局，中央发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人民公社实行体制下放，改为三级所有制，撤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还提倡包产到组到人。台山县委还决定放假五天，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部门职工回家带领家人开荒，搞副业增加收入。
有一天，父亲与从马来亚回乡的钟日优趁陡门圩，二人行了市场、商场，看到瓜菜奇缺价高，有钱也难买。于是两人来到小食店，买了碗粉边吃边谈。日优说华南小队在月亮山边有四亩低产田，已丢荒一年多，他打算承包，但不知种什么好，自己一个人也做不了。父亲说，那我与你两人一起干。于是趁圩回来途中顺路去看了地，见此地离水溪不远。晚上两人去找大队长朱张益和队长李世伟商量。朱张益说：“党有号召，政策允许，你们放心包吧！大小队不变更，包十年八年无问题。”经过研究，决定每年每亩地的承包费一百六十元，承包期五年。双方签了协议书，朱李两人签了名，盖了大小队公章，承包者也签了名。从六零年一月一日起，两人开始耕种，主要是种植四季瓜菜。由于勤于管理，收益颇丰。除去成本，年收入二千三百多元。钟日优用收获所得修理了房屋，而父亲所得给了二弟养家，分文不剩。 一九 六二年冬，分了三年的华坑大队与金星大队合并，称陡门大队。六三年四月，全县开展“小四清”，时任大队支委兼治保主任的李添盛在支委会上提出：按照运动的政策原则，个人包产是走资本主义，是自发行为，应打击批判罚款。华坑的李华、日优与华南队承包土地种瓜菜出卖，赚了不少钱，这不是走资本主义，弃农经商吗？他的说法立刻遭到朱张益的反对，但多数人见财眼红，表示认同李添盛的意见，决定拿这两个人开刀。就这样，从四月十三日起，一连三天，把他们两人拉去大队批斗。最后决定：撤销协议，作物归队所有，每人罚款三百五十元。在批斗时父亲反问：“包产是有政策依据的，你们斗批了人，还要罚款，你们这样不是违反政策吗？”李添盛说：“政策一时时，现在是六三年，不是六零年了，限你们半个月内把罚款交到大队，否则就再批斗！”陡门大队的行为没报告公社党委，事后书记郑如璧得知，也没批评他们，也没纠正他们的乱批乱斗行为。我作为党委办主任，对此虽有不满，但不想利用职权干涉他们的不法行为。而对于罚款，钟日优还好办，五天就交了。可父亲就难办了。他与二弟同食，收入平时已花光，现在无法拿得出来。十多天过去了，大队天天在逼迫，而他又一筹莫展。一天，他来到公社找我，流着泪诉说了怨情。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四十四元，为了减轻他的精神负担，便到财务处预支二百元，向两位好友借来一百元，连同自身六十元交给了他，安慰几句便送他回家。
受了这次打击，父亲对党和政府的观念改变了。时年他已六十二岁，也不去出集体勤了。埋头在自留地、开荒地上种瓜菜出售，以此微薄收入过着残年。因经济问题与二弟二弟媳发生矛盾，离开二弟，与母亲、小妹自煲。六四年七月，小妹根用以优异成绩考上台山一中，他自己无法支持，二弟又无办法。因与大媳分伙时发生争执，闹得不愉快，所以不敢向我提出。怎么办？这关系到女儿的前途。小女见此情况，对父母说：“我不去上学了，你们不要为我操心，我已十四岁了，可以出勤赚工分。”
八月下旬，已临近开学，小妹的老师陈光祥带着她来到公社，把无法上学的事讲给我知。我见到含着眼泪的小妹，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用手摸着她的头说：“你放心去读书吧，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会支持你，你要努力学习，不断上进。”懂事的小妹，在我每月五元及父母节衣缩食的支持下，读完了初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没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她于一九七0年结婚到沙头冲村，由于她思想上进，工作积极，于一九七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五年当了大队干部、党支委，并于一九八0年通过考试选拔，全公社九人参考，她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录为国家干部，负责妇女和计划生育工作。一九九二年调入台城镇府，负责城管和民政工作，她与人为善，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多次荣获先进，深受同事赞赏，为家争了光。她于二00五年在台城镇府退休。
我的二弟根庆，于一九三三年农历九月初七出生在沙湾塘村，九岁开始读书，连读八年，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他长得牛高马大，好结交朋友，好讲义气，工作卖力，但性情较暴燥。他一九五三年结婚，育有三子三女。五七年去白沙煤矿当工人，五九年冬辞工回家。我通过关系安排他在邮电所当话务员，一次接电话出言不逊，得罪了公社书记苏沃，被下令赶出邮电所回家耕田。他心怀不忿，无处申辨，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他耕田和做木工泥水工到晚年，可谓劳苦一生，于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七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未完待续…
七、终获昭雪、安度晚年……
作者简介：
李志略（1930一2019），离休干部，17岁参加游击队，2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转业地方后一直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是优秀党务工作者。本回忆录历经多年，由10多本日记整理编写而成。内容丰富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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