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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芯芯，1952年生于北京。曾为知青，石油工人，国家公务员。作品见诸于报刋杂志、新媒体。
结 缘 石 油 （三）
投 错 娘 胎
刚到采油九队一个星期，老倪找我，让我当食堂出纳员。我不知道那是别人可望不可及的、可以逃离采油工的美差。我不愿意管钱管粮，断然拒绝了。老倪有点儿不满地说：你还不愿意干，有人上厂里去找着要干呢。
那人的理由是：“我出身好，队里不用，小谭出身不好，为什么要用她？”
出身！怎么谁都会利用这个杀手锏？
九队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军代表陈主任坐阵。他让我先念，然后他解读，队里人羡慕我被重用。不久又开了一次讲用会，我推不过，刚要讲，陈主任打断我问：“你什么出身？”
“文革”后，我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出身，只好顺口回答：“职员。”
陈主任重新坐好，“讲吧。”
我当了文书，每月要做工资、工种粮，学徒工17、19、21元，加野外补贴9元；二级工39.88元；夜班费三毛钱；病事假要扣钱……程序繁杂。
每到领工资的日子，我早早地抄小路赶到厂里，好挤在财务科门口，等财务科把各单位的钱分完了，我第一个把全队2000多元钱领到手，装进小黄书包，急匆匆赶回队里。往返十来里地，一路荒野，难得遇见人。看不见人心里倒也踏实，看见人反倒要加小心。我年轻，傻大胆。
我用信封给每人建立了工资袋。领了钱回到队里，立刻按照工资表分装进袋，再按照借条扣回借互助会的钱。有时候账对不上，急死！直到分文不差，我抱着算盘、工资表、印泥盒、一百四十多个信封，赶到食堂，趁午饭人多时发放。发工资的日子，大家早就心急火燎地等着呢，见我进来，立刻举着手戳把我围起来。凡是发工资的日子，我没吃过午饭。
全队大部分是外地单身，没有任何文化生活，一个排一份报纸，开会学习时读。信件是大家唯一的精神慰籍。要是谁的信封印着有点儿来头的红字落款，自己提气，别人也羡慕。
每天一上班我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早上必须的工作，就赶到厂收发室去取报纸、信件。我在食堂的柱子上钉了个小盒子，谁要发信就放在里面，我带到厂收发室直接交给邮递员。逢年节假日或天气太恶劣或邮路临时出了什么问题，邮递员都不来，我好几次去厂里就白跑过。
有一次大年三十，雪很深，不知道邮递员会不会来？我犹豫了一下，不死心，决定还是去一趟。要过年了，每个排只能批准几个人回家，绝大多数人都要坚守岗位，我知道大家都盼信呢。
天不负我！我背回一书包信和报纸，在荒野中的小路上拧歪着，在林带中没膝的雪中跋涉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呼出的哈气染白了鬓发。从九队到厂里的那条小路，我每天往返一次，足足走了两年半。雪中的脚窝里，有我青春的热情，那条曲折的小路，记忆着我的纯真。
队里陆续有了二三十本时代色彩鲜明的文学书，我负责管理。离厂里远，离矿医院更远，大家看病不方便，我在队领导同意下建立了医药箱，每月到厂卫生所取些药，凭我赤脚医生那点儿本事，给大家治小病小灾。那时候哪有资质的意识？就是心热，胆大。
刚开始还没有队部，我就在宿舍的土炕上趴在箱子上办公。一天上午我正在做工资，突然听见有人喊男生宿舍着火了！我立刻把摊在炕上的钱和工资表装进包里，斜背在肩上赶去救火。我挤上前，见男生砸开了窗户，想都没想自己能干什么，就第一个从窗户跳进屋里的炕上，被烟呛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又从窗户跳出来。本来只是浓烟滚滚，我们破窗而入，火舌顿时冲上屋顶。直到消防车来了，才将大火扑灭。事后上海知青徐立行感慨地说：“你真行，救火还不忘背着工资包。工资烧了好说，丢了可就麻烦了。”他能看透事务的本质，让我很佩服。
油田土法上马，设施设备简陋，先生产后生活，企业疏于管理，失火屡见不鲜，九队更不在话下。只要听到救火的召唤，大家都会抄起脸盆迅速赶往现场。撮沙、端水，甚至脱下垄沟棉袄去扑打灭火。火警就是命令！救火成为我们一种本能、责任、品质。 厂政工科的人都熟识我，有时他们来电话约稿。要是换个出身好的，早被调上去了。我不行，连梦都别梦。
九队指导员换了好几任，老倪一直没能入党。九队有了砖瓦结构的队部、食堂、仓库，生产管理也逐渐上路，老倪调走了。
回首往事，大老粗连长老倪和工人们摸爬滚打在井场上的时候，却一再选我做文职。感谢老倪，我就在那些机会中锻炼成长起来。
生产生活稍稍进入正轨，我想在自己20岁生日前把走过的路记下来。舍不得浪费时间，下班后只要没事，我就趴在队部用报表的反面写。
有一天指导员进来对我说：“你干的是伟人的事，但是你成不了伟人。”
他怎么知道我在写什么？我解不开这个谜，但却记住了这话。
厂里分给九队一个学石油的工农兵大学生，队领导让我去接人。他是山东人，圆脸盘，穿着肥嘟噜的裤子，披着棉袄，像个生产队干部。他在井组干了一段时间，很快当了队长。
有一次他和指导员到宿舍来找我，见我挂在墙上两幅墨竹、窗台上摆着一盆文竹，他说：“谭芯芯你投错了娘胎。”我无言以对，心生五味。他连连升迁，当了厂长、油田管理局一把手、到省里任职。
九队离厂部太远，1975年间，厂里同意九队建立化验室，我终于磨到了化验员这份工作。化验室挨着修井班宿舍。这是老泵站的一间旧房子，铁架子上放着4联电炉，上面绑上分离器；工作台上铺着一大块铁皮，上面摆放着天平、烧瓶等器具；一台很大的电烘箱；门口是一只装废油的铁桶；门外的棚子里是大汽油桶。
那时候油田急于开采原油，会战的口号一个接着一个，但从未进行过安全教育。我年轻，更没有安全意识。每天直接用手摆弄原油、汽油。因为是有害工种，化验员每月有保健：2斤肉、1斤白糖、半斤油、3元多钱。每月不等这几样票发到手，早早就被人惦记上了：有家的要肉票，有孩子的要糖票，偶尔才能剩给我自己，还得大老远上县里去买。
有一天，我把涮烧瓶的汽油倒在废油桶里，由于温度太高，呼地一下，火苗从废油桶里窜出来，大半桶油都着了。我顺手抄起一根木棒，挑着桶梁，想把油桶挑出门外，太沉，油桶纹丝没动。我只好跑到泵站，找来带班的排长帮我把油桶弄到门外，让那桶油燃尽。我没觉得那是什么大事，没想到第二天副队长老赵找我问：“怎么着了火你还不急不慌？”
我被电击了一次，仍然没慌。有一天上班后我照常去开电炉，“啪”地一声，我被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全身都被电流过了一遍，麻酥酥的。等我缓过神来，知道是电炉子漏电了。我想找出漏电的地方，又伸手去打开关，这次手还没摸到开关就被打了回来，不敢再妄动了。我命大。
有一天我上班后发现烘箱门里面的玻璃炸得满是裂纹，再一看温度计，红色水银柱顶到了头——500度。我赶紧报告队里！
大学生队长一次又一次地在会上疾言厉色：“烘箱不会自己发烧，一定要狠抓阶级斗争。”
两年半以后，队里调我到队部任资料员。没人说我算不算领导班子成员，但是队长一定要我参加队干部24小时值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