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作者/于井和（网名 萧萧雨）

        （一）

       每当看到襁褓中啼哭的婴儿，扎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娃娃，我的心一阵酸楚。提起童年应该是欢乐的、温馨的；而我的童年却是忧伤的、阴暗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六十年前。

        妈妈是在病床上生下我的，那是195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随着一阵哭声，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哭声中有几分悲凉、几分哀怨，似乎他本不该属于这个世界。全家人高兴之余，一个难题摆在父亲面前，按理说父亲高兴才是，因为他终于又盼来儿子，有人传宗接代了。这是因为在我以前已经有两个哥哥夭折了，大哥死时都15岁了，具说是伤寒病。那个时候因病死人太平常了。可是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病床上躺着的是三个病人，优其是母亲，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哪来的精力、奶水喂养孩子？平民常说:“快长大，长大后好当官，当官吃百家饭”，我下生就“当官”了，是东家阿姨，西家大妈（以后常随爸爸吃帮工饭）用她们的奶水喂养了我不足三个月，后来吃什么，不得所知，反正没有奶粉。像拉扯小狗子似的，居然活下来了，命大。可能是老天顾意要惩罚我吧。

        母亲去世时，我刚刚四岁。父亲送走母亲，又“发送”了两位久病的亲属。生活的折磨，老父亲未老先衰，憔悴的面孔，弯腰驼背，腿还有伤，走道一瘸一拐的。父亲才五十多岁呀！四个孩子的五口之家，沉重的担子压在父亲的肩上。既当爹又当娘，一个破碎之家的爹娘，一个缺衣少食的爹娘。

        祸不单行，福不双至。三年自然灾害落到中国人头上，有多少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食堂”，吃代食、棒子瓤，榆树皮，杨树叶。吃得人们浮肿拉“憋肚”，憋得嗷嗷叫。那时，父亲摔着老面子向管理员讨点精食补充我的营养。我是老爸的心肝，关键时刻父亲总想着我，可能是传统观念，男孩就应该吃香、得脸，再加上我又是最小，姐姐们也格外疼我。

      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不得不将三姐四姐先后送到二姐家，寻求生路。也给老父亲减轻负担。

        由于命运的捉弄，厄运又降到老姐头上。

       眼疾很厉害，无药可医，经人介绍说，梁后有一家老两口，日子还中，想要一个孩子，也能治眼病。为了让老姐活命，不得不把她送给老夫妻做养女。起初对老姐还好，老姐想家，想兄弟哭、闹。老两口很有耐心，紧哄。可后来原形毕露，具说老头是“山东棒子”，狠！老姐开始落入深渊，打、骂不过瘾，就用皮鞭子抽，老姐遍体鳞伤，一次“受刑不过”偷偷跑出来，奔着山路嘴里喊着兄弟、兄弟…往回逃。树木廊林，山牲口多，突然一只大灰狼出现在老姐眼前，吓得老姐躲在一棵大树下，蜷缩一团，噙着泪水，绝望地望着大灰狼！身体像筛糠一样，大灰狼舔着大舌头，流着“哈拉子”贪婪地盯着老姐。正在非常时刻，一位大汉出现在老姐面前，天啊！恩人。这不是神仙下凡吗？！老姐像刚从梦中醒来的孩子，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二）

       有一个小村庄叫黄土梁。并非黄土多，解放前的地主王庆来自东北的黄土梁子，由此而得名。

        六十年代初村子里不过二三十户人家。在营子西北角有五间草房，是地主王庆盖的。靠西边的两间住着一老一小。老头五十多岁，将近六十。看上去像髦耋老人，个子矮矮的，走路有点跛，长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胡子长长的，满口不见一颗牙齿，脸上写满沧桑。儿子七八岁，还不如五六岁孩子个头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头戴一顶极不相称的大帽子，来一阵风就要飞上天似的。

       两间破草房，黑窟窿洞。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夏天还得忍受着虱虫的叮咬。优其到了冬天，霜雪满屋，像冰房一样。漫漫长夜，北风呼啸，狂风打得窗户纸“咕哒咕哒”山响。火盆里的火时明时暗，煤油灯的火苗摇来摇去，有时不吹自灭。炕头一床破棉被，薄得可怜。每天爷俩蜷缩在一个被窝里过夜。但还得戴上皮帽子，否则会冻耳朵的。早晨无法倒掉地盆里的尿，因为里边起冰包了。记得一个冬天的夜里，我发着高烧，闭上眼睛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在我头直爖火，再不就头朝下“拿大顶”胡念巴说。

        我每天几乎长在小伙伴家，一来找他们玩，二来看他们饭菜吃得香。老爸做好了饭，向往常一样扯着大嗓门喊着我小名回去吃饭。爸爸的饭好吃不好吃（我俩很少吃菜）先撂下，单说说他勤俭节约的风范:他拿捏得忒准，也吃饱了饭也光了。他不准剩饭碗子，虽然牙口不济，但连“锅嘎渣”都吃了，最后将碗舔得比刷得还干净。吃饭不许掉饭粒，一但掉了要遭白眼的，甚至挨筷子头。

        当春节到来的时候，村子里热闹起来。杀猪、宰鸡、淘米轧面。小孩子穿上妈妈做的新衣，女孩子戴上漂亮的头花；放鞭炮、贴窗花，日子虽苦犹乐。再看看老爷俩，像素平常一样，破衣烂衫，连对子也贴不起，邻里乡亲欢天喜地过新年。熬夜、包饺子、吃年夜饭。爷俩只能夜守孤灯、和衣而卧、苦度良宵。所不同的是:初一也吃饺子，无非是酸菜馅里多几滴油渣而已。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三）

         1966年，一场疾风骤雨滚滚而来，沉睡的小山村顿时掀起波澜。社员们撂下锄头去抓“革命”，学生走出课堂，放下书包奔向街头。高音喇叭声、口号声响彻天空。人们面面相觑，你拿生产队一根绳头，他抽牛一鞭子都有可能被揪出示众。

        那时我最牵挂的是爸爸，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先拿“地富反坏右分子”开刀。父亲给地主护过院，是上中农成分。沾边，所以每当我走在学生游行队伍中，看到一个个戴着高帽子游街的大爷大娘时，我想到的是父亲；当我亲临批斗大会会场，目睹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爹一声妈一声的残状时，我担心的又是父亲。

         那个时候家家都有小喇叭，我对它相当敏感，时刻都在关注它，它一响，我的心就嘭嘭乱跳，唯恐叫到父亲的名字。

        父亲第一次被红卫兵带走时，我简直要崩溃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逼着父亲交待老王庆的七口大石槽哪去了？笑话！一个地主的奴仆怎会知道他的家事？也不晓得他们怎么对付父亲的，他竟无中生有地说出:“东园子里埋着一挺大抬杆”，一伙人揪着父亲找准地点，用炮药（因是三九天）炸开一个三米多深的大坑，什么也没有，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的推进，要深挖“阶级敌人”爸爸又一次进入学习班“改造”，地点是公社所在地—— 烧锅院。爸爸背上“铺盖卷”拎上小米袋，我送爸爸到村东口，望着爸爸苍老的背影，我心一酸，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爸爸走前把我安顿在表哥家。表嫂对我一直很好。几天后爸爸捎信回来，说吃不饱要点炒面，嫂子备好，我给爸爸送去。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到了烧锅院。打听爸爸住在魏老七家，我刚一迈半门，一条大黑狗横在我面前，比我个还高，妈呀一声扭头便跑，吓得心嘭嘭乱跳，当我回过头来看时，大狗并未理我，我这才长舒一口气。旁边有人说狗不咬走吧。

         见到爸爸，他们正“交待问题”，看起来他们并没怎么着爸爸，我的心踏实许多。放下面袋，爸爸又嘱咐几句，我抹着泪水走出小院。

        夜里在哥哥家发起高烧来，红红的脸蛋，流着眼泪，身上起些水痘。嫂子说是出疹子，然后嫂子就用火罐子给我拔开了，“前心后心”拔个遍，火出来好了。

       爸爸回来了。十天的学习班结束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没找出任何问题。爸爸没做过坏事，没有民愤，否则怎能躲过“清算”活到当今？

        天终于晴了。小鸟悠闲地飞来飞去，喜鹊“喳喳”地落在枝头上。我与小伙伴背起书包高高兴兴的走在上学的路上。好景不长，刚升入四年级我失学了。

（四）

          我10岁才上一年级。当时姐姐们还不让上，说:“10糊涂”，我这辈子还就没诠释好这俩字。造成一个遗憾。小学阶段都学了哪些课文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什么“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莎”，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幕幕，经常在我脑海里呈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打倒三家村黑店”为标志开始的。

        记得第一次上街游行的情景，学校先糊好纸帽子。纸帽子有二三米高，“金字塔”形状，顶端拴上一根长杆，以便学生拽着。拟好被游行人的名单，排好队，前面同学抬着大帽子，班长领着，游谁街就到他家找他，当到候氏家，被游街的应当是这家的小伙子，可他闻信跑了。家里只有他七十来岁的奶奶，班长看了看说:“来，就是你吧！”老奶奶哆哆嗦嗦地被强拉进队伍，游完全程，老奶奶回到家里就病倒了。

        游行过程中班长领着喊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反动派，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学生，那时叫红小兵。有时问:“什么人？，”前面回答:“黑线！”

      上课就是背语录，比谁背得条数多。再就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现在还能背好多句，高年级再增加点毛选。定期上专题批判会，写发言稿老师一般都找我，当然那是后话。不过高年级的同学都能写，无非是三大段:“开头是一个大帽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间是诬蔑刘少奇的言词和官话，最后喊几个口号”。与其说是写道不如说是抄。这种千篇一律的文章谁都会，实在不会就照报纸抄，那些官话脑子里都起茧子了。

        每个星期还要安排两天劳动，掏防空洞，上山用白石板垒大字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红小兵站岗放哨，路边立上语录牌子，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几个红小兵手持红缨枪站立路两旁。过往行人必须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或者读出牌上的语录方可通行。

        第一次站岗放哨是在我们家的东岗子，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妇人蓬松的头发，嘴有点歪，粗布衣服上打了补丁，胳膊上挎一个小筐，里面有几个鸡蛋。

         “站住！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再走！

         “不会。”

          “不会，读语录牌上的。”

          “瞎字不识”

          “那我念一句你跟一句这样行吧？”

          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语录几个字读得还算顺畅，后面的就嗑嗑绊绊了。

       那个时候虽然荒唐，但对小朋友来说挺好玩的，我也当了一次“儿童团长”。仿佛又回到“烽火硝烟”的年代。

（五）

     一九六八年的岁首，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人们的视线又转移到“抓革命，促生产”上来。一边学习政治，要斗私批修，一边抓生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爸爸虽然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没有躲过命运的蹂躏。一天伙同社员去甘沟育林，不小心从马车上掉下来，把脖子抻了。那时我虽有十几岁，但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去哪求医，去哪买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躺在炕上哎吆。爸爸每哎吆一声，都像刀子在扎我的心！白天还好点，一旦到了晚上，我又胆小，连外屋都不敢去。可爸爸要水，解手我不动弹还能有谁？每天夜里盼着鸡叫，盼着亮天。

        那些天真是度日如年。当听说刘先生上去了，我喜出望外。跑出去赶紧劫，那时候我庄前后两条道，在后道劫怕走前道，在前道劫又怕他走后道，没办法只好走出营子，去交叉路口劫。最后终于等到了刘先生。先生给爸爸按按，爸爸痛的不得了。嗷嗷直叫！我的心也随着疼起来！先生只好给爸爸打了一针，两只普乐卡茵一只安痛定，先生走前一样又给留了几只。可能因为药的作用，爸爸的头有点敢抬了。那天晚上我们爷俩睡了半宿安稳觉。可到了后半夜药劲过了，脖子又疼起来了！只好打开一样一只喝下去，以缓解痛苦。

        不会做饭只能熬粥，不知道下多少米添多少水。不是稀了就干了，有时还有生心子。爸爸每天只喝一点点汤，有时我刚刚端起碗没吃几口，爸爸哎吆一声，我的嗓子眼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咽不下去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看着爸爸受罪，我又束手无策，怎么办呢？于是我想起了梁后的姐姐们。

         委托邻里照看一下父亲，我鼓足勇气去城子求姐姐们，那天正值春寒料峭时节，天飘着雪花，到了大朝阳沟营子，几条狗出来劫道，我捡了一根木棍子护身，不时做出猫腰捡石头的动作来吓唬狗！提心吊胆地总算出了营子。上去梁，鹅毛大雪噗嗤噗嗤打的眼睛睁不开。下梁更打怵，茂密的大森林，林中的小道正是老姐遭遇大灰狼的那条路。狠狠心，就是刀山火海也得闯！大风夹杂着雪片呜   …呜…在耳边想起！怎么听怎么像狼的叫声！顿时毛骨悚然。两腿打颤，跟头流星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似的。当看见第一座房屋的时候，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长吁一口气，定定神，继续向另一座小梁爬去。

        当见到三姐，我一头扎到她怀里，河一般的泪水似乎洗去多年的委屈，抽搐着，哽咽着！

         三姐夫带我回到家时，眼前的一幕让我好感动，闫队长正与几位好心人在捆绑草门子，准备抬着老爷子往梁后送，他们连我一口水也没喝，走了三十多路，翻了两座山。他们为了什么？他们图什么？那时候人情味就是浓，永远不会忘记。

       翌日，姐夫送爸爸去十里外的军医诊所治病。疗养了数日。爸爸好多了，我也休学了。因为伺候老爸好几个月没有上课。只好跟着妇女们一块薅草，间苗。太无聊了，看到小朋友们身背书包，高高兴兴的走在马路上，读书的愿望油然而生，天不凑巧，老师打发同学找我复学，并且答应我不用读四年级了，可以直接入册五年级。真是意想不到的大好事。于是我又背起了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