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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粮记
周功绪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这句千古传唱的经典名言，只有饿过饭的娃娃们，才会体会得更加深刻。
在吃了上顿，愁下顿、吃遍野菜、吃光芭蕉兜兜的贫困年代，这个生命之“宝”，不知是何等的珍贵。
在这样一个缺衣少粮的岁月，到田边地角捡粮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儿时的一种快乐的“职业”。
捡粮食，就是在集体收割后的茫茫粮田里，像找“金银珠宝”一样，去捡那些被漏掉的谷子、麦子、苞谷、绿豆、黄豆、红苕、土豆。甚至连一个南瓜，一颗花生，一粒芝麻也从不放过。
我们捡粮食，不是父母的特意交待和安排，而是如饥似渴下的一种本能反应。
在农业种植水平落后时期，粮食亩产远远赶不上科技兴农后的高产年代。农业科技推广后，一亩田的粮食，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多。原有的水稻产量，一般500斤左右；苞谷产量，一般400斤左右；小麦产量，一般300斤左右。一年到头收获的粮食，远远满足不了家大口阔的基本需求。若是遇上自然灾害的话，就只有靠野菜为生。
计划生育政策未施行前，家长们日益关心的头等大事，除了养家糊口，还是养家糊口。那个年代，“7大公子”、“8大金花”的户，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在计划生育政策来临后，还抢着生和躲着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们一家7个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作了一个大致的测算。按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每年需要2520斤。而我们队里在收成最好的年份，最多分给我们的粮食也仅仅只有1800斤(稻谷800斤、苞谷300斤、小麦300斤、红苕2000斤、折算原粮为333斤、土豆400斤、折算原粮为67斤)，人均仅有257斤。与年基本需求量相差108斤。而这仅仅是满足于劳动力多的家庭而言，那些劳动力较少的家庭，所获得的粮食就更不用说了。
捡粮食，是那个年代我们老家的一道特有的风景。在靠工分挣肚子的集体化年代、一到收割时，就是我们娃娃们捡粮的狂欢季节。
捡粮食，与其说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生活所迫，倒不如说是我们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一种理解和领会。记得，一次放学后，我光着赤脚，背起背篓，带起镰刀，一股烟地跑到门口水田坝里和腰连子湾水田坝里，像找宝贝一样，去捡那些漏掉的谷刁子。历经近两个小时的地毯式寻找，在15个大小不一的水田里捡到了不少的“黄金”。回家和父亲整理后，用升子一量足有3升多，搞得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这几升谷子，于当今来说，不值一提，但在那个年代，不知是何等的金贵。
捡粮食，不捷足先登、不手疾眼快、不懂决窍，就有可能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在一次又一次的捡粮决赛中，二妈、周功春、杜支友、李发枝和杜美华，一看，就是冠军级别的高手。而我和四哥的手艺，在男同胞中，也箅出类拔萃。
我们原垭子口二队的娃娃们，对捡粮食这个特殊的职业，似乎超级热爱。在本队地盘上抢抢地捡倒不说，还经常跑到其他地方去捡，有的甚至跑到几公里之外的杜家院去捡。一捡一篓子，喜获“进口粮”的感觉，比当今欣赏山珍海味还要爽得多。
1962年出生的胡家华子和崔家丛子，是我们儿时的知心朋友。他俩因先天原因，语言交流十分艰难，但他俩在捡粮的羊肠小道上，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风吹雨打和视粮如金的“拾粮精神”，早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
那个年代缺衣少粮，不是父老乡亲们不勤劳，也不是生产队长不会管理和安排，更不是父老乡亲们的消极怠工，而是农耕落后和人多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所致。
为了让子孙后代吃得饱、穿得暖，早日过上幸福日子，故乡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在不同的年代，创造了不同的人间奇迹。
一个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年代末“同天斗，同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百岁溪流域、芭蕉溪流域、端坊溪流域沿河两岸一望无际的层层梯田，都是父老乡亲们用大寨精神“刻”出的旷世杰作。
一个是普及杂交水稻，普及杂交苞谷，大力推行科学种植模式的壮举。这场意义深远的伟大壮举，让父老乡亲们走出了一条条高产丰产的卖粮之路。在这个科技创新的伟大时代，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杀大年猪和卖商品粮的一些过去想都没想到过的幸福往事。记得，普及杂交苞谷那一年，不知我们手上扳起多少茧巴，不知肩上留下多少伤痕。有的苞谷接近一尺长，比老品种大几倍。那越扳越欢，喜获丰收的火爆场面，一生难忘。要是那个时候有部手机的话，我不知要收藏多少珍贵照片。杀大年猪，是我们老家摆阔显富的一种习俗。1980年，我们家里两头可爱的大年猪，与两条小黑牛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在分享年猪宴时，巴掌多厚的新鲜肉，不知给乡亲们带来了多少惊喜和口福。那惊叹不已、欢天喜地的样子和热闹非凡的场面，像放电影一样，时常在我脑海里飞扬。那个年代，最高兴、最开心的莫过于过去那些揭不开锅的老百姓，而有苦难言的是那些人见人敬、手起刀落的杀猪佬。科技推广后，我们的年猪吃得再不是一些野菜叶子了，而是缺衣少粮时连人就很难吃上的苞谷面和红苕。那时，杀几百斤大年猪的户，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杀大年猪，对于我们来说，无外乎是件特大喜事。而对于杀猪佬来说，却苦恼不已。这个苦恼，就是昔日杀惯小年猪的杀猪佬们的体力和耐力，很难适应新的要求。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大哥、二哥、四哥、功银哥和杜齐顺、杜其兴、杜支国等众多身强力壮的帮手，不知帮助杀猪佬们，攻破了多少次捉不住大年猪的难题。
一个是九十年代后，父老乡亲们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优质茶叶，大力发展高端夏橙，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壮举。
如今，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里，即使挖地三尺，再也捡不到一粒粮食了，只能“捡”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油油的茶叶和红彤彤的“金果果”了。
从“捡粮为生”到“卖粮为荣”到“杀大年猪”再到“乡村火爆游”的华丽演变，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我得从内心地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而点赞！点赞！！再点赞！！！
周功绪，湖北省宜昌市作协会员，《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近百篇散文在《中国作家》《文旅中国》《湖北作家》《乡土作家》《宜昌作家》《三峡日报》《宜昌记忆》《三峡文学》《新三峡》和《夷陵收藏》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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