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中的一点思考
自担任七年级历史课以来，每年秋季新生开学，讲到七年级上册历史第三课《远古的传说》时，对课文中的神话传说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神话能不能当做历史来看？为什么神话中所透露出的基本信息却具有史料价值呢？
如： “大禹治水”衍生出了很多种故事，比如《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就是大禹当年用来测量海水的定海神针；天下九州的分布传说是大禹治水时所定；大禹曾经十三年（一说八年）在外奔波，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也为人称道。
故事逐渐丰满、延伸，而“大禹治水”这件事的本身就被人忽略，慢慢简化成大禹解决了一次洪灾。但对比年代稍久一点的古籍记载，“大禹治水”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其背后所反映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
抛开衍生故事，单独来分析一下“大禹治水”的过程，有很多细节值得推敲
《山海经·海内经》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较为简练：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短短的一段话，其实蕴含的信息量十分丰富。
首先交代的是这场洪灾十分严重，已经到了必须要治理的地步，这就是所谓的“洪水滔天”。而第一个治理洪水的人叫做“鲧”，治理洪水的方法是用土堵住水流。他被天帝击杀之后，其子禹开始治水。大禹用了疏通的办法，终于治好了洪水。这么一看，好像和如今所说的“堵不如疏”一事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鲧的治水到底有没有实际效果。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古人五行观念当中，“土克水”一事毋庸置疑。所以防止大河泛滥，首先想到的办法肯定不会是大禹开凿新水道分流这么浩大的工程，而是像鲧一样，修筑堤坝，用土墙来阻拦洪水的侵蚀。
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於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后世认为鲧九年没有治好洪水的说法，多是来自于汉代。并没有说鲧“无功”，只是说他最终没有完成治理洪水的大业。毕竟堤坝防洪的措施在当今这个时代依然是很有效的办法，鲧在当时修筑的堤坝肯定也起到了防洪效果，否则也不会持续九年这么长时间。只不过这种办法是治标不治本而已。后来禹的治水正是在鲧的基础上进行的。
描述鲧治水的成效缺乏正面记载，但一些侧面的信息也有所表露：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种说法：“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
《左传·昭公七年》同样记载了上古时期人们对鲧的态度：
“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可见人们早期还是比较认可鲧治水的功绩，在其死后依然对他进行祭祀。
那么，鲧的行为其实最多也就是能力不足，并不是毫无作为，甚至在这九年之内还是有功绩的，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鲧的死亡并不因治水不力，而是另有缘由
按照《山海经》中的说法，鲧的治水是“不待帝命”，“窃得息壤”，所以被天帝击杀了。也就是说，鲧治水是私自行为，并没有得到“帝”的认可，还偷走了“息壤”，这才导致了他最后被诛杀的结局。而大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奉了“帝命”，有名正言顺的身份治理洪水。
《国语·晋语》中同样也表露了这层含义：“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熊）以入于羽渊”。
这些文献都强调一件事，鲧并没有取得“帝命”，而是擅自治水。这一缘由也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鲧治水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方法不行，而是被帝取走了用来镇压洪水的“息壤”。
息壤是一种神土，能无限生长，息就是生长的意思。既然土能克水，息壤完全可以压制住洪水才对，如果坚持下去，鲧并没有失败的理由。
所以屈原在《天问》当中有过一个疑问：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是说鲧顺应民心治水，并且马上就要成功了，为什么天帝要在这个时候惩罚他呢？可见，在屈原生活的年代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天帝的惩罚才导致了这次治水的失败。这个时候鲧的形象有点像西方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都是为了底层群众而获罪，还是比较正面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战国之前的人们会修庙来祭祀鲧。
可明明是尧让鲧治水的，为什么会说鲧“不待帝命”呢？
很多人忽略了这段记载中的一个细节：鲧到底是被谁杀的。
鲧死亡的年代里，发生了一次政权更替
这次洪水发生在尧统治时期，但是鲧的死亡却是由于舜的命令。
《淮南子·原道训》中说：“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 ……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时发生了洪灾，任命鲧来治理。但是舜成为首领之后，杀掉了鲧，让禹来治水。这样的流程和《山海经》等神话记载基本吻合。也就是说，鲧并没有奉行舜的任命而治水，所以才有了“鲧违帝命”一说。
这么来看，似乎尧与舜之间的权力交替并不是普通的“禅让”。
而这种迹象恰恰随着一部史书的出土，有了文献上的证明。
《竹书纪年》当中有四条记载与这段历史有关：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虽然《竹书纪年》一直有古文和今文的争端，但这最多是一部“伪书”，经过后世修订改编而已，并不是一部后人托名的假书。该书被盗墓贼在晋代偶然发掘之后，其所记内容也散见于宋代之前的文献之中，依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所以《竹书纪年》的记载虽然与《孟子》等儒家经典正好相反，但却是出自于年代久远的史书，可信度较高。
如果根据其他时代政权更迭的迹象，“禅让”这种制度很难让人信服，特别是在尧舜禹仅两次禅让就变成了“家天下”的格局，更是让这种制度备受怀疑。
鲧的死亡体现了上古社会统治方式变革的迹象
说起这个禅让制度，就是尧禅让给舜，然后舜禅让给禹，从禹之后就变成了家天下的格局。 而“禅让”之前的社会，黄帝、共工氏、颛顼等天下共主的出现，都是依靠武力征服；“禅让”之后的社会，朝代更迭更是依靠武力完成。那为什么中间会出现仅有的两次正面“禅让”呢？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
可见这种制度成功次数太少，记载又特别模糊，而认为根据道德品格来选拔领导者的观点又多是由后世标榜“尚贤”的儒墨两家所说，不能排除其为了宣扬自身理念而捏造史事的嫌疑。而恰巧又出现了一部和正常史书记载都不同的《竹书纪年》，就让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
在这种特殊背景下，鲧的死亡就显得特别微妙。
值得一提的是，“鲧”的遭遇和另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十分接近，这就是共工。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些神话的记载其实有点“张冠李戴”，但也可以作为鲧命运变化的旁证。
两个人都有一个治水的儿子，鲧之子是禹，而共工之子是后土。从故事的相似性来看，后土治水和大禹治水有可能是由同一个故事衍生而出，只不过人物不同。而巧合的是，两人都有被祝融杀死的传说，共工是因为争帝位而被祝融杀死，鲧是在尧与舜的政权更替时被处死。两人的命运也很接近，都与部族首领更换有很大关系。
从这些上古传说的对比当中，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时代变化。
夏商周三代时期，鲧的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其被杀的描述虽然有治水不力的因素，但更多地是在强调“未得帝命”或“违背帝命”。一般认为鲧是心系底层人民的治水英雄，所以民间自发地对其进行祭祀，而不是祭祀治水成功的禹。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尚书·洪范》的记载：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其大意就是在指责鲧的治水没有取得帝命，即“不畀‘洪范’九畴”，洪范就是规矩、正统的含义，而所给出的评语更为犀利，彝伦攸斁，即道德败坏。这里面就有很明显的权力色彩，包含极大的贬义。
但在儒墨两家学派成为显学的战国时期，才出现了鲧是因为治水失败而被杀的说法。
两种说法在以道家和法家为治国思想的汉初时期并存，司马迁《史记》中明确说鲧治水是“九年而水不息”，《淮南子》却明确点出鲧“未得帝命”，两种说法都较为流行。
在后世儒家独尊之后，《孟子》等典籍成为了读书的人必修课，被当做了不能轻易质疑的史料记载，“鲧违帝命”的说法就渐渐地被“治水无功”所替代。
社会的变革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会在某一个时代毫无征兆地发生急剧变化。
“大禹治水”故事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上古时期社会从公天下的氏族统治逐渐转变为家天下的王朝兴衰。所以，透过鲧的死亡，能看到上古社会统治方式变革的端倪。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备受后世推崇的“禅让”制仅仅施行了两次就宣告终结，这个阶段正好处于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而权力交替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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