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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征：“做出版就该敢为人先”

——《弘征：人与书》编前记略（上）

李频

前记：惊闻弘征先生2022年9月12日在长沙病逝，异常悲痛。一个月前的8月3日，我和内子去其家中看望他，他虽带着呼吸机，但谈话、饮食都尚可。不料此一见竟是永诀。特寻出2014年撰写的《弘征：人与书》“编前记略”，寄托哀思。《弘征：人与书》2015年出版，于今已逾七年矣！原文一万五千余字，拟分两次在本公众号刊出。（山径编者注：本文摘自李教授的微信公众号“出版频话”）

2022年8月3日在弘征先生家合影留念

初见弘征，是1990年初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在静谧的走廊里，正犹豫着到底该敲哪个门时，迎面碰上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士，他主动问我：“你找谁？”

“我找弘征。”

“我就是。”他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里。

我是试探去他手下谋个差事的。刚硕士毕业不到一年，想回湖南。他只说进出版社要有工作经验，我便问过几年是否可行？他又说那时我就不在位了。我以为他推辞，没有再多说。我拿出我参与写作的《编辑学通论》相赠，他顿时两眼放光，连问两句：“是你写的？是你写的？”书不薄，书封上写了主编的名字，他似乎顾不上看。我只好说，是我的硕士导师主编的，我只写了《文艺编辑》一章。他闪亮的眼神顿时又黯淡下来。

那本《编辑学通论》，在我1986年秋入校读编辑学硕士时导师们就开始张罗、讨论，1989年夏我毕业后又过了半年多才出版，是我参与编撰的第一本书。初出茅庐，并无文艺编辑工作经验，胆敢写“文艺编辑”，胆敢送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现在想来，我那时实在太青涩了。好在导师也就给我两册，我即使想另送他人也无书可送了。

过了不到一年，我从《新闻出版报》上看到弘征的消息，介绍他的身份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想起他“那时我就不在位了”的话，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全身。于初次见面的后生，如此坦诚相告，我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我最早听说弘征是1988年冬天，北京一家中央出版社的湘籍总编辑告诉我，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弘征是新化人，还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他姓杨，弘征是他的笔名。文艺理论课的老师教学生写诗要真诚，歌德的《诗与真》这样的名篇也曾读过，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感同身受诗人的真诚，那是第一次。

就在那天，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送一本我自己的书给弘征，让他两眼再放光。后来听说，位于湘江河西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城市改造而拆了，我很惋惜未曾在那里留个影做纪念：是弘征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上了“书与人”的第一课。

再次听人言说弘征，是1996年3月在刘杲先生家里。当时，新闻出版署直属的北京印刷学院拟将我从河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调去创办出版系。我顺访刘杲。此前两年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编辑理论研讨会上，刘杲约我交谈过一个中午，这次顺访便不再过于拘束，多是闲聊。不知怎么说起湖南出版，数一些人名后，他就说起弘征：弘征是个奇才，是个新诗人，还擅长旧诗，工书法，篆刻也很有名，香港还为他出了篆刻集；我们请他担任第三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他可是自学成才；这小组成员，很少邀请地方出版界的人出任。

2012年与弘征先生一起拜访刘杲先生（中）于淑敏摄

刘杲的这番介绍出我意外，更让我肃然起敬。此前我已获赠弘征自著的《书缘》，从书中略知他的才情意趣，他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则是第一次听说，自学成才更不可想象。我是因写作并出版了《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而得到北京出版界前辈的厚爱，便有意更多更深地关注弘征——他可是我老家新化的同乡。湖南新化人在全国有名的，与人聊起来也就是陈天华、罗盛教、成仿吾等，真没想到与我的专业领域有所重叠又书信往来的弘征如此为业界推重。

1999年9月，第十届全国书市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去弘征家里拜访。出版自然成为我和他及他夫人罗凌翩的话语中心。他夫人曾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湖南少儿出版社任职，后来参与创办《海南纪实》、参与改版《天涯》。我不知在交谈中因何之故说了什么，他轻声然而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那倒不是，做出版就该敢为人先。”

弘征先生一向谦和，话语不多，与他交往这么多年，很少看到他当面否定他人。此时他一改常态，是以为前面的小同乡可教？是触及心灵深处的思想和情感？我一时语塞。

弘征1988年曾出版诗集《当你正年轻》。其开卷之作《发现》，诗的后一节是：

呵，璀璨的新星，观测在闪光的时刻，

开花的季节，穿过来多雪的冬天。

把垒起来的沉重的岩石搬开，

让智慧的浪花喷出地面，

让千里马不再在盐车下喘息，

疆场上献出它的壮美华年！

……

把自己和别人的心扉都打开吧，

为了祖国，为了未来——

发现！发现！发现！ 

《发现》写于1980年6月，那时弘征已经在出版社，从事着发掘作品以发现人才的编辑工作。“做出版就该敢为人先”是他的编辑出版理论发现？

我调北京印刷学院主持创办出版系后，一位在出版业界事业有成且著述颇丰的朋友曾劝我组织并展开湘籍出版家研究。我心有所动，朋友便提及可以先举办小型专题研讨会收集资料，斟酌路径。还说如果真做起来，他还可以在研究经费、论著出版上给予帮助。后者在当时殊为诱人。然而我不敢贸然出手。出版人物研究尚无范式，省域出版人物研究能有章法？无共识规则的研究要取得认可（更不用说检验）谈何容易，如难以被认可，怎么向热心支持的友朋交代？这研究取向首当其冲的另一个质疑是，为什么选择湘籍出版家而不是其他省域的？如果着眼于新时期地方出版的率先崛起，四川同样值得研究；如果着眼于地方文化源流与地方出版品格的关系，江苏、浙江、山东同样可圈可点。课题就这样胎死腹中了。弘征在家中说的那句话反倒更深地刻在我的心田：他所说的，到底是他个体的私人经验还是他所在的湘籍编辑出版家的共识？“做出版就该敢为人先”是一个普适性的理论命题，还是仅适于一时一地，仅为弘征对新时期湖南地方出版的实践描述？弘征于我，由此滋生了他独特的魅力。

弘征自写之文多已结集出书，我便有心搜集他人写弘征之文，以图发现某些我未知的新材料新线索。2007年冬天，弘征来京参加一位新化籍书法家在中国美术馆的书法展。他请牧惠、黄永厚、邵燕祥、方成、舒展、陈四益、蓝英年、韩小蕙等先生吃饭，也邀请了我。我得以知道他与北京诸多文化名人亲密无间的关系。饭后，我送他回宾馆。他凭记忆谈及诸多写他的作者甚至篇名，我当时已拉开架势写博士论文《1978年以来中国省域出版体制变迁研究——以北京出版社为例》，搜集弘征资料事自然有始无终。做完博士论文后，我又紧接着投入了编撰《共和国期刊60年》的攻坚战。2012年结集《出版：人学絮语》时，我请他题写书名。既记忆乡谊，更铭感当年言传“书”教的激励之情。我1995年6月曾向他求字，他6月25日回信说：“拙书甚劣，且平时不练，仅应朋友索求偶一涂鸦，真真不能长进更可知矣。兹勉书龚定庵赠魏源联以报雅命，但资留念，工拙非所计也。”那幅对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弘征所书此联，便成为我后半生求知治学的座右铭。

体谅我搜寻资料的艰难不便，弘征先生去年初春把他人写他的文章选录了一部分寄我。读过之后，感触良深。文章作者有长有少，或很著名或不甚知名，但均热情真挚，从一点、一线或一面指向一个中心：弘征是一位有学问的诗人，一位情趣盎然、多才多艺的编辑出版家。而我，出于出版研究的专业本位，透过各文中有关弘征出版活动或长或短的描述，以为弘征的编辑出版活动上挂下联，牵扯出了令人景仰向往的1980年代湖南地方出版崛起的谱系。

包括地方出版在内的新时期整个中国出版的崛起都源于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确定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作为全国地方出版社新的工作方针，是全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先声。该会议原定在北京举行，名称也为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那个会议还真有故事。是会议名称一改就有了故事，还是会议之前就有故事，还是会议引发了湖南乃至中国出版更大更多的故事，那是本文无法铺陈的。参与那次会议并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的袁亮2008年3月回信答复我的有关问题时说：“出版座谈会安排在湖南召开，肯定是湖南的工作比较好，经验比较多，为大家提供了借鉴的机会。”“湖南的工作比较好，经验比较多”与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有关。弘征就是当年经胡真批示调入湖南省出版局的。

湖南出版界许多老人都知道，弘征是用毛笔给胡真写了封一百多字的信，表达自己希望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意愿。胡真在信上批示：“代炜同志：此人可进《芙蓉》。”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正筹办《芙蓉》的创刊事宜。主管编辑业务的胡代炜副局长则因为主管少儿读物的副社长康濯的夫人王勉思多次向出版局要求调进弘征，便在胡真的批示之后续签：“先进少儿组。”弘征便先到少儿组（即后来分出来的湖南少儿出版社）当编辑，《张天翼童话选》等就是他在此期间所编。后来又由胡真亲笔下令限期调往《芙蓉》，引起王勉思十分不快。

弘征并没有多高的学历，他1955年毕业于株洲铁路技校，七级焊工。好在那时正是求才若渴、不讲究学历的年代。

此前的弘征在文学上只是个“业余作者”，1953年16岁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在《湖南文艺》发表的诗歌，就入选上20世纪80年代前湖南唯一的一本湖南青年文学选《布谷鸟叫迟了》。1958年5月前连续在《诗刊》、《处女地》、《长江文艺》、《芒种》、《新苗》、《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小说、评论、杂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曾拟为他出版诗集，后因“划右”未果。

弘征先生赠送我的部分著作书影

弘征先生《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各种版本封面

此事是包括萧殷在内的诸多文艺名家推荐之故？萧殷一直很赏识弘征，萧殷和胡真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就是同事。是胡真重读弘征《何好事之多磨》便有意玉成弘征的诗人梦文学梦抑或文字工作梦？这篇杂文1956年11月写于沈阳，1957年1月发表于《芒种》创刊号，其文字洗炼，鞭辟入里，妙趣横生，很难想象出自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之手，因此成为弘征本来是工人而被划为“右派言行分子”的材料。现此文已分别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卷》和《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杂文卷》及其他选本。

胡真1978年3月至1984年1月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他自己这样调侃：“在这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只做了五件事，连一年做一件事都没有做到。”其中之一是“招兵买马”：“凭我过去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知道的一些人才，就把他们请到出版局系统来工作。他们在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被错划了右派或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之中有的还没有摘掉帽子，有些人流落街头，没有职业，生活十分困难。我把他们请来从事出版工作的，大约有二三十人。他们之中有钟叔河、朱正、江声、杨坚、李冰封、柏原等等，这些同志都成了湖南出版工作的骨干力量，为湖南出版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弘征是这个名单的中之一。

原载《中国锦绣》1998年第一期

弘征1997年被聘任为湖南省政府参事，至2008年末才真正退休。在近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共责编书籍约有二百来种，涉猎广泛。以文艺书刊为主，兼及古籍点校；以图书为主，兼及期刊；在文艺图书出版中，以新旧体诗歌编辑、杂文编辑著称，兼及小说、散文、文艺理论、书法、印谱诸项，是名副其实的杂家。面对弘征这样的编辑杂家，如何总体描述其编辑个性，我曾久思欲求甚解。“杂”，是他编辑出版工作结果的外在形态，也是他博艺多才、触类旁通的外在风貌，他作为集诗人、散文家、书法家、篆刻家、编辑出版家于一身的“杂家”，他的内心也是“杂”的吗？如果他性情浮杂而不澄澈，杂音满腹而不清纯，弘征还会是为当今业界敬重的弘征吗？这样说来弘征是“专”的？如果说弘征的内在世界是“专”的，又“专”在哪里？他在他那有限的职业生涯中，如何调处他的“杂”与“专”的矛盾？

拜读弘征大部分著作，延伸阅读众人写他的文章，再回味有机会相随他近一周的所见所闻所思，我初步感知到，编辑出版家弘的“专”突出表现在细微处见精神（或者说“雕刻细节”）的专业操作、敢为人先的专业精神。弘征以篆刻家闻名，“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艺术法则是他浸润、移植到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工作作风。长期博览群书的积累夯实了他的自信，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实践令他在处理书稿时举重若轻。与别人谈出版时，他明确表白“我不喜欢跟别人走”。他在回答《中国图书商报》黄集伟采访时说到“有识才能有胆，无胆无识便是平庸，有胆而无识非出乱子不可”。这是他的个人心得，也是编辑出版工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之谈。

弘征的编辑生涯点缀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不是他有意涂抹，而是他满怀改革开放愿望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激情，顺应时代的洪流而自主奋力拼搏时印染了时代的足印。1985年是全国专业出版社成立最多的年份。这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从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列独立，他担任了第一副总编辑，主持全社编辑工作。因社长黄起衰长期住院休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于1987年2月行文任命弘征牵头主持全面工作。民主选举产生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在1980年代有所试验推广，1988年，在部分省市出版社试行。1988年6月，经民主选举，弘征以高票当选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1990年秋，他再三以届满宜换请辞，又执意留在参与创建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省局各社于是重新任命，也开启了社领导能上能下的新风。

弘征主政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那几年，主持制定本社各年选题计划，他提出了“益人心智，开拓创新，广采博收，注重积累”的选题原则，我目前还不知道这一选题思路是否对湖南文艺出版社构成了奠基性、长期性影响，是否积淀为该社出版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许又声2013年2月6日到弘征家春节慰问时说：“正因为有像您这样敬业的老前辈开拓强基，我省出版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在全国很有影响。”（见2013年2月7日《湖南日报》第2版）。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地方出版社纷纷崛起“面向全国”，热议要学习国外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经验，在编辑岗位上分别设置组稿编辑和文字编辑，即交游广、和作家关系好的名编专心在外组稿，文字编辑则专心在家做好案头处理。胡真是改革意识很强的出版家，也想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先行试点，他首先就找弘征，想让他当组稿编辑，被弘征婉言辞谢，并直陈了在当时管理体制下难以适应的理由。果然，后来有些社试行不久就取消了。

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后，弘征倒真像一名组稿编辑了。三毛的散文系列、《台湾佳作选粹》、全国第一套《当代公共关系学丛书》、最先推出林语堂、梁实秋等“五四”名家散文系列等，都是他一手筹划的。直到他卸任多年后，还有老编辑发感慨：“还是杨老师主政那几年编辑最好当，自己组不到好稿子，杨老师会有稿子交下来，而且保证效益好，个个年终有奖金。”

《台湾佳作选粹》部分书影

的确，那几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没有教材，全靠有品位的文艺图书创名气，不仅经济效益在地方文艺出版社中名列前茅，而且在读者口碑中亦享有盛名。如1990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书市主办了读者投票活动，湖南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大社、老社并列为10家“读者心目中的最佳出版社”（见1990年9月10日上海《书讯报》）。1989年8月在太原召开首次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联谊会，社长们一致公推弘征为临时会长主持会议。弘征一再推辞也不成。时值风波刚过，有关领导部门建议他们不要这次会上宣布成立机构和推选会长副会长，决议改为在次年末再在长沙开成立会。次年末，弘征已卸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联谊会也就从此没有再“联”。这诚然只是1980年代文艺出版界的一宗掌故，当年参加会议的社长总编们现在应该都已经是退休老人了。

卸任社长、总编辑，在弘征是得偿所愿而愉悦的。1991年春，他在为《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写的自序中说：“本书从最初的试译，已经经历了好几年，当时只译了一部分就放下了。去年七月，欣闻可望不久从事务中解脱的纶音”，“乃挥汗呵冻，奋力完成。”王子野为该书写了序，其首段说：

我和弘征认识的时间并不久，但从一些朋友的口中，从报刊文章介绍中，从和他来往通信中，特别是从他著作中，使我对这位多才多艺的中年干部有了相当的了解。他不但编辑工作做得很出色，而且在文学艺术的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而且久经坎坷。由于他有顽强的毅力，终于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坚持走了自学成才之路，能够达到目前的成就，实在难能可贵，令人佩服。

1992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弘征被任命为该小组成员。刘杲2013年9月16日向我回忆：“弘征当选，是由王子野提名。匡亚明、王子野我们几个共同商议决定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于1958年2月，1981年12月恢复，李一氓出任第二届组长，周林、王子野出任副组长，1992年成立的是第三届，匡亚明为组长，周林、王子野、刘杲出任副组长。王子野举荐弘征，显然不仅因为《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他对弘征1984年出版的《司空图<诗品>今译·简析·附例》就已经“很感兴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总之，有了弘征的这部书，《诗品》的晦涩再也难不倒我们了。”（王子野《<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序》）。不仅今译，还有其他研究古籍的论文，匡亚明也十分赞赏。王子野举荐弘征的意义该是多元的：他也许并不知道他留下了让邓湘皋的后人当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佳话。这也是1980年代开放进取、众人奋发的社会风潮的余绪。  

（本文源于微信公众号“出版频话”。配图由作者提供）

古筝《渔舟唱晚》（女子十二乐坊）

作者简介

李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先后任职于河南省电化教育馆、河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现代出版》副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出版：人学絮语》等著作10余部。主持项目“新中国出版微观史论”、“中国期刊产业化集团化研究”等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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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