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兴

“五陵少年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这首诗写尽了五陵子弟的张狂与轻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陵邑当年的繁华盛景。今天，除长陵邑和安陵邑尚可见到部分城墙遗迹外，其余三陵邑已无地面遗迹可寻，曾经的喧嚣市井，已化作历史的尘埃。

五陵邑位于五陵原上，以西汉王朝在这里设立的五个陵邑而得名。五陵原即咸阳原，位于咸阳市北部，西起兴平市，东到高陵区，北接泾阳县，南达渭河北岸，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3.5公里，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五陵原因其原高土厚，地势开阔，自然风光绝佳，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成为皇家陵墓区。五陵原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地下历史博物馆，其间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17处。西汉11位皇帝中有9位就葬于此。秦咸阳城遗址、唐顺陵均位于此地。这些皇陵平地凿穴起冢，沿郑国渠东西走向一字排开，气势磅礴，高大雄伟，蔚为壮观，被誉为中国的“金字塔”群。其中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曾设邑建县，统称“五陵邑”，咸阳原因此又被称为“五陵原”。

陵邑制度最早起源于秦代。前231年，秦始皇在骊山脚下修建陵墓时，就在寿陵东北10里左右设置了陵邑——丽邑。汉承秦制，并发扬光大。前198年，汉高祖刘邦接受了郎中刘敬的建议，将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二千石大官、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家眷大量迁至关中，伺奉长陵，并在陵园附近修建长陵县邑，供迁徙者居住。“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守山陵也。”这和秦始皇迁六国豪族于咸阳是同一目的。以后，汉惠帝刘盈在此修建安陵，汉景帝刘启修建阳陵，汉武帝刘彻修建茂陵，汉昭帝刘弗修建平陵之时，也都竞相效仿，相继在陵园附近修造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

汉时长安地狭人多，住房比较紧张。陵邑实际上是首都长安的卫星城、副中心。大量达官豪族的迁入，极大促进了五陵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时间盛况空前。茂陵邑是诸陵邑中最为繁华的一个，极盛时人口达27万之众，而长陵邑也有近18万人。据史书记载，汉长安城户籍人口不超过30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和驻守士兵最多不会超过50万人。由此可见，陵邑规模之大，人口之稠密。陵邑内的富家子弟，每日鲜衣怒马，招摇过市，争相比富，奢侈享乐。以致“五陵公子”、“五陵少年”成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五陵公子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即指此言。同时，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五陵邑居住生活，演绎了一桩桩生动故事。

东汉史学家班固一家就是安陵邑人。班固的父亲班彪著《史记后传》未成而死，班固继续著写，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而下狱。后经弟弟班超上书皇帝得以释放，并奉诏继续完成其父著作，历20余年修成《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叙史方法。后班固因受牵连死于狱中，死时《汉书》还没有最后著成，其妹班昭继续写完。班超还留下了“投笔从戎”的美谈。班超年轻时随兄班固以替官府抄写公文为生，时间长了甚觉枯燥乏味，发出了“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慨叹，遂随军北征匈奴，后率军出击西域，与西域诸国和平建交，在西域享有崇高声誉，被封为定远侯。

茂陵邑作为人口最多的陵邑，与许多名人有过交集。前121年，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辞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之职，举家迁徙茂陵邑。从此不问家业而潜心著书，直到终老茂陵。前127年，19岁的大史学家司马迁“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他跟着孔安国学习《尚书》，听董仲舒讲解《公羊春秋》。司马迁在茂陵邑居住达七八年之久，为一生事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前122年，56岁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携妻卓文君举家迁入茂陵邑，并在此爱上了一个当地美女，欲纳为妾，惹得卓文君憔悴而作《白头吟》以自绝，最终断了司马相如的念想。

汉武迎姊的故事就发生在长陵邑。汉武帝的母亲王娡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且育有一女，其前夫为平民百姓。王娡的母亲觉得女儿生得标致，嫁给平民有些吃亏，想给女儿另觅高枝。王娡前夫不同意，并将王娡送到了太子刘启府中，不想得到了刘启的宠幸，生下了武帝刘彻。刘彻即位后立其母为皇太后。当他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异父姐姐住在长陵，生活清贫时，便亲自上门将姐姐接进皇宫，母女相认，一家团圆。后因姐姐不愿在宫中生活，武帝便予以丰厚赏赐，送姐姐仍回长陵居住。

举案齐眉的故事则发生在平陵邑。东汉章帝时，平陵出了个品德高尚的名士梁鸿，曾不慎失火烧毁别家房舍，赔光全部家当还不够，遂主动提出为主人佣耕偿债，传为美谈。许多人家都想将女儿嫁给他，但他最终娶了面色黝黑、力气很大的孟光。两人的日子虽然清贫，但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后两人迁居吴地，在富人家里干着帮佣的工作。每当梁鸿回家时孟光总是将盛有饭菜的盘子举得跟眉毛一样齐平，恭敬地送到梁鸿面前，以示对丈夫的尊敬。主人见到后十分惊异，遂传为佳话。

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落，陵邑也逐渐走向没落。由于陵邑内居住者大多非富即贵，西汉后期对他们的管理疏松，以至于治安混乱，到汉元帝时便不再设置陵邑，并逐步降低了陵邑的规格。王莽之后，五陵邑直接衰落，十不存一，苍茫萧条渐成主调，至明清已彻底荒芜。正如清代官员张大森在《登咸阳凤凰台》一诗中写的那样：“秦宫粉黛假，五陵尽荒渺。土穴窜鼯鼪，残碑杂蔍篎。还念尘世间，荣枯徒扰扰。唯有南山色，亘古青未了。”

五陵邑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是其兴衰的历程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都市建设卫星城的早期经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