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静 真行！（仁智）

原贵阳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兼贵阳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刘宝静一直主持贵阳电视台全面工作，协助局长抓好电视事业、产业发展受点赞！

原贵阳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兼贵阳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刘宝静

1971.11—1985.11在昆明当兵；1985.11—1998.4贵州省委宣传部《党的生活》杂志社任记者、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副社长（期间：1997.2—1998.4挂职任贵州省息烽县县委书记；1996.7—1999.7 在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函授本科>）；

1998.4—1998.7贵阳市文化局副局长；

1998.7—2015.贵阳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贵阳电视台台长（期间：2001.3—2004.5贵阳有线广播电视台与贵阳电视台合并任贵阳电视台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任副台长分管一、二频道的工作；

2003.7评为高级编辑；

2004.5—2015.贵阳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兼贵阳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新文人书法”是他的书法艺术观

刘宝静的行草书以“二王”为宗，一路从魏晋走来，得其形，更得其神。你认为，临帖是继承传统的每日必修课，只有取法高古，找到文化的源头，才能夯实学习书法艺术的基石，从而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那么，他是如何临帖的，又是如何从临帖过渡到创作的？

刘宝静云：临帖首先要做好规划，定下大的目标方向。我的规划是围绕“二王”体系循序渐进地临，大的目标是在行草书上有所成就。我最先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入手，同时临一些唐楷，如颜真卿、柳公权等，作为辅助，目的是在书法的基本用笔和汉字的基本结构上打基础。

具备一定的行楷基础之后，开始临摹王羲之《十七帖》。掌握了小草的基本笔法和字法后，又反过来临《圣教序》，而且行草两种字帖反复交叉临摹。为什么从《圣教序》和《十七帖》入手？我认为它们是行草书成熟阶段的经典之作，树立了行草书的最高标准，具有行草源头的性质，而且王羲之的行草书不仅充分体现出文人书法超然物外的旷达，而且在雄强和优美的结合上最为完美。难怪明代大书家王铎给出了极端的说法：“书不入晋，终入野道。”

第二阶段是在基本把握王羲之行草书的要领和审美意趣之后，继续沿着王字体系顺流而下，临摹颜真卿、孙过庭、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大家的行草书。除此之外，我还跳出“二王”体系，临摹汉碑、汉简、魏碑等，一是想跳出“二王”看“二王”，以获取对“二王”更多视角的认知。二是想把静态书体在点画上的金石味和雄浑朴茂之气吸收到“二王”动态书体之中来，以丰富书法点画的质感。同时，也为以后进行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

我在临摹上大致采取实临、背临和意临三种方式。实临重在写像，首先是形要尽量像，更重要的是用笔要像。用笔的像主要应体现在点画的质量上，字形可能会有不及，但只要提按使转符合用笔规律，点画质量就高，字就会有精神。以我的体会，这是实临的关键。

背临是把实临转换成记忆的最重要的方法。我背临往往是有重点的、分段进行的，有时是同一字不同写法的背临。通过背临形成记忆的字就可以“搬家”，并为下一步集字创作打了基础。虽然背临看似“笨”点，其实特别管用。

意临实际上就有创作的意味了。

有时只取法帖的字形，而以另一种笔法临之；

有时只取法帖的章法，而以别的字法临之；

有时只取法帖的部分字法、笔法、章法，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性情而临之。

这往往会与法帖不同，甚而大异其趣。我认为，这都属于意临允许的范围。

关于如何从临摹过渡到创作。

在我前边的临摹介绍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我在临摹阶段就有意识地为创作做准备了。我的体会是先临好一两种法帖，比如行书基本临好《圣教序》，草书基本临好《十七帖》，将两种字帖进行组合就可以创作了。可以先进行集字创作，在集字创作中会发现有的字集在一起并不协调，那就要根据作品需要进行改造。一般有两种帖的基础，就应该具备这种改造能力。再进一步，就是沿着这个体系，结合自己的性情和审美取向，从唐宋元明清的同体系、不同风格的书法中挖掘、汲取营养，同时也从汉碑、魏碑等其他体系中寻找借鉴，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能力，丰富自己的创作资源。

遵循这样的路子并勤于实践，创作能力自然就会不断地提升。

再就是一定要请名师指导。

名师指导可以少走弯路。

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固定一个名师。好处是来得快，缺点是容易受局限，当然也要看老师的教学方法是不是科学。

有的老师就教他自己的那一套既成的方式方法，甚至要求学生照着老师的书体去写。

这样的结果，会让学生很快上手，但要从老师的模式走出来，却比较困难，有的学生可能一辈子也没走出来。

所以，要注意学习书法的法理，掌握学习的规律，而不是学习老师表面的样式。齐白石有句名言：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另一种是转益多师。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上手相对较慢，过程可能较长。

也需要更多开动脑筋，对多位老师的经验和观点进行对比分析，抓住规律性的东西，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这种方式的学习进度可能会慢一些，但一旦悟到真谛就是自己的东西，写出来就是自己的面貌。

以上两种方式我都体会过，各有优长。应该说不管哪一种方法，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离开这一点，前边的两种学习方式都不可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作诗词和自撰联，还可以看到你画中的长题长跋，特别是你不激不厉的书写状态，弥漫着浓浓的文人气息。请谈谈你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或者说你的书法艺术观。

刘宝静曰：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主流书法史就是一部文人书法史。古代的大书家几乎都是文人士大夫，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之上，而书法是他们工作、生活和学习之外的衍生品。他们通过书法载体，表现他们的志向，反映他们的人格，体现他们的学识，彰显他们的审美情趣，正如清代刘熙载所言：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就是中国古代书法的生存形态。在这种书法形态中，书法艺术与人、与文化是深度融合在一起的。

书法艺术是由文人和文化滋养出来的，当然就会有文人气或书卷气。居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古代的主流书法为“文人书法”。而当今以展厅为主要展示平台，以网络为主要传播载体，以展览评委选择为导向的书法，我认为可以叫“艺术书法”。由于“艺术书法”要在几秒钟之内吸引住评委，在若大的展厅中显得抢眼，就需要在艺术形式构成上，在瞬间的视角冲击力和作品外在形式的艺术感染力上做足文章。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书法在当代的一种进步。

但是，正因为在当代语境下，书法基本脱离了识读功能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又与古人注重文化内涵的文人书法传统渐行渐远了。再加上在书法专业化大潮下，越来越多的专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在培养书法人才上采取规模化的方式，这一方面带来了书法人才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书法作品和人才模式化和类型化问题。客观地看，这些院校和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书法人才，在技术上越来越精熟，这类书法作品在全国性的展览上入展数量也越来越多，但重形式轻内涵、重技轻道的倾向却越来越重，离文人离文化越来越远。

有鉴于此，我认为当今书坛还是应该重视文人书法，汲取文人书法的“优质营养”，把书法作为抒怀言志，提高审美，陶冶情操的载体。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古代的“文人书法”当然要与当代的“艺术书法”相结合，以形成“新文人书法”。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在关注当代艺术书法的同时，也注重古代文人书法的传统，这体现在我比较注重传统诗词和古典文学的学习，古典哲学、美学的学习，甚至于时事政治的学习。

另一方面，在书法艺术风格上我侧重追求古淡萧散、劲拔挺秀又不失雄浑之气，并在保持这种审美基调的前提下，努力体现艺术面貌的多样化。“文人书法”与“艺术书法”合二为一的“新文人书法”是我对书法艺术价值的追求，也可以说是我的书法艺术观。

他在研习书法之余，还进行山水画、花鸟画的创作，特别是你的小品画，气韵生动、意境深远。

他认为书法家笔下的画与画家笔下的画有不同之处。

刘宝静云：中国画需要造型，只是造型时不善书法的画家和善书法的画家在笔墨的使用方式上有区别。中国画从王维开始就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这里边也包括把书法的用笔用墨方式引入绘画。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文人画家那里，书画是同源的，比如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八大山人、赵之谦，近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等，都是以书入画、操弄笔墨的高手。董其昌说：“以境界之奇怪论，则画之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这充分说明了笔墨的价值所在。

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最核心的就是以书入画，笔笔写出，而且强调骨法用笔。南朝谢赫提出的以“神韵”品评画的标准，其实多半是靠以书入画的方法来实现的。

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中题诗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里讲的就是以书入画。由于书法引入绘画，中国画的笔墨价值才得以支撑，中国画才从匠人画和院体画演变为文人画，才从初级的物象描摹转变为高级的心象写意。

有一定书法功力的书家来画画儿，具有天然的优势。

因为对点线和皱擦点染的书写性，以及各种用笔有基本的理解，只要结合造型的需要灵活运用就能画出比较生动的笔墨趣味。

我作画不多，只是有想法时画上几笔。画的时候比较注意笔墨的表达，追求意境的营造和高雅的格调。造型能力不是我的长项，造型不足就以书法和诗文来弥补。

比如，我画的一幅《雄鸡图》，鸡的头部造型尚可，但对其身体的结构把握不住，于是我以淡墨在其尾部随意画上几笔，然后题诗一首：“从来乏画功，心慕老鸡雄。无奈仿翎谱，但求神态同。”题完一看，还过得去。

这也许就是书家画画儿的优势，其实也是文人画的优势。

我觉得书法家画画儿不应追求所谓的专业性，更不应在造型上追求所谓的精准。

中国写意画的特点是诗意的表达，画中的物象与现实中的物象应该保持一定距离，源于自然物象又高于自然物象，有很强的主观理解与呈现。这种主观的表达是通过笔墨书写的方式完成的，因此用以状物的笔墨本身也具备审美的价值。

我认为这应该是书家与画家不同的地方。

刘宝静在2015年退休之后，和几位艺术家共同创办了中天美术馆，由于他们平时都有工作任务在身，大家就聘我为所谓的执行馆长，负责管理日常工作。

几年来，他们在贵州省文联、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省红十字会、中国美协、省美协、省书协、中天集团、贵阳市云岩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先后举办过“新时代新意象”——全国山水画展、全国书画网络大赛、全省青年美术双年展、“贵人贵州行”-全国书画名家展、贵州省高校美术名师推荐展等多项展览。今年，仅名师推介个人展就要做15场。目前，该馆已经成为全省举办活动最多、影响力最大、档次最高的民营公益美术馆。

平时，他的工作时间安排大概是“三三制”。

大约三分之一用于张罗美术馆的工作，自己也搞点书法教学；

三分之一用于临帖和创作；

还有三分之一用于读一些美术、书法和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的书籍，也写一些东西。

他打算，继续把以上三个方面的事情做好，其中特别想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策划和推出“黔中文脉”-贵州百年书画名家系列展，从美术史的视角，对贵州近百年来的书画名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推荐，并形成系列的研究成果。

当然，这项地域性文化工程需要具备相应条件才可能实施，目前正在努力争取之中。

通过不断探索，使他的书法和绘画艺术更趋成熟。

继续撰写《贵州书法史》，并通过撰写《贵州书法史》，对贵州书法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和整理，力求梳理出贵州书法发展带规律性的东西和各个时期发展的特征，进一步发掘出古往今来贵州书家的艺术价值，以达到增强贵州书法文化自信的目的。

刘宝静真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