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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芯芯， 1952年生于北京。曾为上山下乡知青、石油工人、国家公务员。文学作品多见诸于报刊和新媒体。
75岁的老师和64岁的丫头
晚上八点多，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犹豫中铃声不断，我接通了。对方叫我的名字，我确认。她问：“你知道我是谁吗？”听声音，有些像于老师。以前都是座机通话，我从未接过于老师的手机，也许是信号的关系，声音多少有些不一样，我迟疑地回应：“您是于老师？”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电话的声音清楚了。
“哪能呢？永远不会！”
“我给你打过电话，都没打通。”于老师说出的号码是我原来住址的电话，但我没有辩解。
“今天七班有两个女生来看我，我问她们认不认识你？有没有你的电话？小赵说认识，回家找找。她们走后我就在网上搜，搜出了600多个和你同姓的，后来搜到一篇文章，写老队长，写老师把你们送到插队的地方。这下我确定就是你。刚才小赵又给我从微信传来你的电话。”
赵同学和我在一个屯子插队，前些年知青建立了通讯录。
于老师说完寻我的过程，又道：“我跟她们说，谭芯芯这丫头把我给忘了吧？”
老师找学生的过程够让我感动的了，听她叫我“丫头”更是一股暖流汹涌！我连连在电话里喊着：“七班的同学去看您，让我感动；这两年没给您打电话，惭愧，惭愧！”
1965年9月我上初一，不足14岁。录取通知书上标注我是1班的，但是报到那天小学同学金莲却告诉我和她同在5班，我不相信。金莲把我拉到大红榜前面，我的名字的确列在初一（5）班的最后。
班里点名，同时站起来两个李淑敏。老师让其中个子稍矮一点儿的李淑敏到1班去。点完名，老师问还没点到谁？我坐在后面高高地举起了手。老师说我是和去1班的那个李淑敏换过来的。
没想到，换出了许多故事。
老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她大学刚毕业，当我们的班主任，兼任其他班的数学课。从此，朝气蓬勃、教学有方的于老师把全班同学牢牢地凝聚在一起。
我是学习委员。有一次于老师病了，我像个小大人似的帮她把全班的作业批改了，又带领同学们上自习课。我没觉得什么，谁知这事却让于老师非常感动，感动之中还带着歉意。
我积极要求入团。每周一的早上，我会放在于老师办公桌上一份思想汇报。
第一学期结束了，于老师发给我记分册的时候告诉我别骄傲。家长会后我才知道全年级8个班只有我4门主科都得了5分。优秀的成绩激励着我：争取得金质奖章！
于老师和教语文的陈谟老师一块儿到我家来家访。我没怎么接近过陈老师，但我喜欢陈老师的语文课。陈老师50多岁，给我们朗读《欧阳海之歌》，全班好多同学感动得哭了。我没哭，但欧阳海成了我的偶像，插队种地的日子里，跟在马犁杖后面播种时要用一根拄棍，我在杨树棍上刻着“向欧阳海学习”。
我语文好，陈老师对我很偏爱，他让我坚持记日记，并批语：“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努力，进步将是惊人的。”学校召开讲用会，我被指定为代表发言，陈老师帮我改了好几遍稿。举办成绩展览时，陈老师给我写了很高的评介。
三十多年后于老师告诉我，当年学校决定向上申报我为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她为优秀班主任。
1966年5月停课，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诋毁于老师的大字报里有我的名字；陈老师挨批斗时多了一条罪状：反革命的老师培养了一个反革命出身的我为尖子生；批斗书记、校长的大会有同学专门来通知我得参加；工宣队队长到班里找我谈话，让我知道什么揭发什么……
岁月疯狂，人也疯狂。
1968年底，我被分配去学习赤脚医生。也许那是于老师唯一能帮我争取到的机会。1969年4月，不足17岁的我不得不去东北插队。
于老师把我们送到屯子里安顿好，三天后要回北京了。我和同班的两个女生把于老师送到山坡上。后来，于老师告诉我那次从东北回来的路上她流产了。
特殊年代的至深烙印，我对于老师有着特殊的思念和真情，还有陈老师，我不能忘记他。
七十年代初我回北京探亲，给陈老师打了个电话，说很想念他。陈老师没有恢复教课，骑着一辆三轮平板车来到我家门口。他不知道我在东北插队，而是听说我被遣返回四川老家了。我们就在门口聊了几句。陈老师说星期日可以和我去北海玩儿，当时我答应了。陈老师走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妥：我一个女孩子家和一个男老师去玩儿？我打电话推辞了。
次年回京探亲时，我去东四六条陈老师家看望过他。见陈老师正在吃晚饭，白水煮豆腐，蘸酱油。没说几句话，我赶紧告退了。后来老师告诉我，陈老师很纳闷，不知我找他又什么事？扭曲的岁月，心灵也蒙上了阴霾。
当我再次回京打听陈老师，想去看看他的时候，于老师告诉我陈老师已经去世了。
再也见不到陈老师了，我心里充满了遗憾，唯可告慰陈老师的是：我真的进步了。 在东北十七年，更多的时候是想念于老师，常常在梦里见到。于老师每每提起我给她寄过瓜子。我也深深地记着最初几年我回北京探亲时，会立刻给于老师打电话。于老师下课后赶紧给我回电话，下了班骑上自行车到家里来看我。有一次她带我在天安门照相、在红楼电影院看电影、中午又在鸿宾楼吃饭。于老师有老母亲、有家有孩子，却陪了我几乎一天。知道我得了关节炎，于老师送给我一朵天山雪莲做药用。她想补偿作为老师却没有能力把我留在孤身老父亲身边的遗憾。对她心爱的学生，能做的她都做了。 有一次于老师的丈夫沈老师和她一块儿骑车来到我家，说是要见见这个学生，怎么每次一个电话于老师就去看她？他们站在我家那10平米没地方坐的小屋里，我父亲感动地说：“哪有老师来看学生的？”
我想念老师，老师给了我满足。
于老师调到海淀中学后，我们重新联系上，她在北大的家里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于老师一边往桌上端菜一边说：“我和沈老师昨天就开始准备”。那一餐就为了我一个人。
为了让我少跑路，于老师骑车带着孩子去北新桥看望老母亲时，约我在她母亲朱大夫家见面。朱大夫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记得你。”
1985年我以知青身份回到北京，好像有干不完的事业；我在北京有了逐次扩大的根据地，外地的亲朋好友纷纷奔我而来；晚婚晚育，我有了孩子；老父亲帮我抱大女儿以后，生活不能自理了……非常愧疚！我竟一直没有再去看过于老师。
太想念的时候我会和于老师通个电话，表达我的歉意，于老师总是知疼知热地说：“通个电话就行了，等天暖和了、等你不忙的时候再来。”有一次集体户知青聚会时我拨通了于老师的电话，几个同学依次送上问候。二十世纪末我写完一篇文章，在电话里读给于老师，她一直耐心地听。我六十岁自娱自乐编辑了作品集，恭恭敬敬地送给于老师，权当又一份思想汇报。
岁月有情，人间有爱。我和于老师的师生情谊就这样延续了50年。
于老师在电话中不经意地说：“过些日子我就75周岁了，你也64了吧。”
我有心记住了于老师的话，想在她生日那天送上一份惊喜。孰料海淀中学早已变更，辗转着找到于老师退休后的归属学校，辗转着找到管理退休教师的老师，我极力解释：“学生找老师的很多，可是老师找学生的不多，现在是于老师找到我，这让我特别感动！老师您一定能理解我的心情。麻烦您告诉我于老师的生日，我不是骗子，只想在于老师生日那天去看看她。”
好事多磨。于老师生日前三天，我和她联系，不巧，那几天她要在医院陪沈老师。又是为了让我少跑路，于老师约我在医院见面，并给我留了作业：煮点儿白米粥就行了。
酷暑，我带上煮好的粥、冬瓜汆丸子、素炒油菜、炒雪里蕻、一小块蛋糕，还有我新的作品集，赶往医院。“于老师，今天是您的生日，因为在医院，只能意思意思了。”于老师惊讶，感动：“你怎么知道我生日？”“我当了一回克格勃。”我们轻轻笑着。
沈老师饭后，于老师和我聊天。几番劝说，于老师才坐在床边儿喝粥。她笑着问“看着我吃你是不是特高兴？”于老师还是那么疼我。
晚上，于老师回家后给我发来微信：“不为吃，不为喝，就是想见你。想你，骂你，爱你。谢谢你为我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75岁的老师，64岁的丫头。就像于老师在电话里说的，这情有缘故、有原因、有缘分。
2021年，这次见到于老师，她哭了，不住地擦眼泪。是激动，是感动，是疫情之后重逢的欣喜！
记着于老师的生日，心想老师该是八十周岁了，得去看望，必须的。现在北京疫情平稳，可以去。
我约关关，她说正想去呢。得，我俩一拍即合。
走进北大宿舍区，又忘了于老师的楼号，我们也老了？举世新冠疫情，中国安好，北京安好，于老师和老伴沈老师安好。
以前去看望于老师，二位老师一定盛情留饭。我和关关商定：二老高龄了，我们不便多打扰。下午去，不多呆。
看到于老师和沈老师状态很好，我们高兴、放心。于老师的生日之际，学生到来，她一定也高兴。
记得上次陪同学去看望于老师，见面后沈老师对我说：他们夫妇正在从颐和园回家的路上，接到我们快到了的电话，于老师不忍不住催促沈老师走快点儿。沈老师说，还要怎么快啊？不能脚离地吧。沈老师似是诉委屈，其实是在向我们称赞于老师爱学生的情意。
沈老师一辈子在北大从事体育教学，虽八十有余，但耳聪目明，步履稳健，以书法养心。
二位老师反复叮嘱我们保重身体，照顾好家人。
暖暖的真情，弥漫着午后的夕阳。
2021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