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天均 卉声卉色 2022-08发表于河南）
1973年我到宜阳县丰李高中任教，那个年代高中没有大学可考，但会根据需要培养人才，当时农村都有业余剧团，学校缺少音乐、体育老师，我就是那个培养文艺体育人才的文体班班主任，那年还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朝阳沟》，培养了不少乡村人才。
1977年恢复高考“防不胜防”，第一时间让我华丽转身教高考辅导班数学，77、78、79连续三年取得高考佳绩，进入八十年代，全县“尖子”统统到宜阳一中，丰李高中沦为普通高中，当时只有理科班，为了挽救“残局”，校长动员我把文体班“转产”为文科班，让考理科没希望的学生转文科，文科班实际是慢班中的慢班，一个学生在日记中说：“王老师，数理化一直上不去，我痛苦，失望，徘徊，想让原子弹将我毁灭，过度流泪，视力急剧下降，真想成为盲人，去品味黑暗的生活。”
但我不能把目标定为零蛋。
我真正体会到杜鹃山里雷刚那句话：哎！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压力山大！“井没有压力不出油，人没有压力轻飘飘。”班会上说得最多的词是“拼搏”。举步维艰，需要滴水石穿。
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订的有《当代》，登的有鲁光写的《中国姑娘》，我读了两遍，激动地一塌糊涂，是中国女排拼搏夺冠的激情燃烧岁月。我的学生如果有这样写作水平，还愁考不上？我脑子里闪现十年前给小学生读《闪闪的红星》那一幕，对，就给学生读这个长篇报告文学。
我数学老师咋能跑去讲写作？我拿着《当代》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读于心不忍欲罢不能。
对，我不说写作，就说拼搏，学习女排精神，我又不占语文课时间，用课外活动或者数学课时间。分好多次读，效果超出预料。
“她们恨他（袁指导）吗？恨！有时恨不得扑过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不过，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他应该这样。不这样，怎么去赶超世界强队，怎么去为祖国争光呢！……
特别是读到在名古屋比赛，败给日本队，在领奖台上，中国姑娘每人拿个黄手绢向日本国旗频频招手，回休息室，一路上都不说话，默默聚在一起，没有人掉泪，空气仿佛凝固了。突然，沉寂中爆发出低沉、悲壮的歌声：“没有眼泪，就没有悲伤…”《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唱着这悲壮的歌一直走到宾馆的台阶，乘坐客机，飞翔在辽阔的祖国蓝天之下，心里依然唱着这只悲壮的歌。
孩子们也都眼泪汪汪，我们都真哭了，因为这些中国姑娘是在泪水、汗水甚至血水中度过的，完全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
学生们经常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一定用中国姑娘精神把学习搞好，希望班主任、老师像袁指导那样严格要求。一个叫贺社坤的日记写道：“你走进教室，我立刻感到教室里笼罩着一种异样的学习气氛，我突然想起女排球教练，您对我们严厉，包含着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准备到期中考试成绩达到500分，即使差一点我也不气馁，我没贪玩。因为我在像中国姑娘那样为国争光！”
在那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埋头读书的年代，学生喊出“为国争光”的口号，令我眼前一亮。
经过艰难跋涉，第一年即1981年考上三个，1982年考上五个，1983年考上六个，我喜出望外，“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
一个班四十来个学生录取六个很不错了，再提高很难，但是录取的大多数是中专生，只有一个叫青炎森的同学，考了个洛阳地区文科第三名，志愿报的传媒大学，最后连中专也没有录取。
尽管八十年代中专含金量不亚于今天的硕士，但我不死心。
这些学生是考理科没有希望才转文科，并非热爱文科，而要冲刺本科非热爱文科不可。
正在开封一高听课，有个教语文的潘老师说：高考试卷语文占的比例比较大，而语文的作文占的分数是70%，换言之，一篇作文定乾坤。而潘老师的经验竟然是“不批作文”。一个班那么多学生，批完作文很紧张，只能两周一篇作文，学生很难得到锻炼提高，而且老师绞尽脑汁批过的作文学生在题海战术中未必有时间认真看。他说：每周一篇，加大练习，不批作文，把功夫下到评讲上。
怎样让学生爱上文科，爱上作文？
我订的《十月》上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把我迷倒了。开头题记：位卑未敢忘忧国，就让我肃然起敬。特别是看了李存葆下部队体验生活、构思写作过程，像磁石一样吸引我，我又走上讲台给学生读，从那天起，我的学生每天都处于亢奋状态。
我还雷打不动看学生的日记，很长时间在日记中都是讨论《高山下的花环》。去年还在日记中悲观绝望的那个学生，说：“王老师，刚刚又看了一次您给我们读的《高山下的花环》，我是流着泪看完了它。您曾鼓励我们写作，我有这个愿望，王老师看我行吗？”
我竟发现十多篇日记表示要当李存葆，可能吗？日记不再是流水账，出现大量文学语言，构思也新颖了，我也更爱看学生的日记了。我不是语文老师，无法落实潘老师的一周一篇作文，但我可以要求每天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日记。
当我读到：指导员、高干子弟赵蒙生，一心想调回城市；自卫反击战前夕，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赵蒙生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一再推迟归期；排长靳开来对此忿忿不平，替连长买好车票，催他起程；可是，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赵蒙生却接到回城的调令，全连战士哗然，梁三喜严厉斥责：
“奶奶娘！你可以拿着盖有红印章的调令滚蛋，我可以再请求组织另派一位指导员来！但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人，你不会不知道你穿着军装！现在，你正处在一道坎上，上前一步还好说，后退一步你是啥？有的是词儿，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琢磨！”
我看到我的学生瞪大眼睛，心在跳。
接下来每天日记都在讨论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表示：我们要向梁三喜、靳开来学习，一心想着国家，关心集体。那天正读着，赵会欣、赵旭东举手：“王老师，学生日记不能光你看，有的也算文学作品，咱办个文学黑板报，定期发表同学们作品，让大家都看。”
我怕他们和我争夺阵地：“你可别打我数学板报主意，学校就东山墙一块像样黑板，我的趣味数学可是很受欢迎，。”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早上，一堆学生把西山墙的黑板报围得水泄不通，踮着脚尖在看，醒目的《足音》刊名，他们设计的版面就是放在今天我也觉得大气灵秀，他的粉笔字、毛笔字全校冠军非他莫属。好几篇美文登出来了，不少《高山下的花环》读后感。
奇了怪了！这块破烂斑驳的黑板一夜焕然一新。从此诗歌、散文、小小说等不停与学生见面，同学们踊跃投稿，一星期一换。
数学板报在东墙，《足音》在西墙，都是每周一期，他们竟敢与班主任的数学板报一决高低！
我夸下海口：让学生爱上文学，爱上创作，实现中专向本科飞跃。
1984年底我应聘到中原油田党委宣传部、党校，我还多干了俩月，多生了一个男孩的老师跑了，我还替他上了俩月政治。尽管偃师、洛阳到中原油田全是土路，得12小时行程，我还是一月一回。春节我还参加了高中校庆，班里情况我了如指掌，给人印象我并没有离开。
新学期，我专程到河大看望了中文系梁焕敏，教育系赵存卿，美术系李新建，到郑州大学看望了新闻系李玉玲，还有洛阳师专政治科崔松琴，音乐科李竹桃，当然还有河南警校武辽聘、金桂娟；还有几个中专学生。
我没有食言。
到了大学，他们还是念念不忘《高山下的花环》，中文系的梁焕敏立即参加“铁塔文学社”，脑子里全是王蒙、张贤亮、蒋子龙、陆文夫、舒婷、刘心武、刘绍棠、林斤澜、孙犁、刘索拉。天天泡图书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毕业后先到宜阳一高，后到郑州外国语中学。挺惋惜，没有当李存葆。谁曾想组建文科班时她还是最悲观的那一个。
因为《高山下的花环》办了一学期《足音》文学园地的赵会欣、赵旭东被大队聘为教师，虽然没有高考，但是“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因为组建文科班的宗旨就是培养合格高中毕业生。
如果你以为这两部作品仅仅是为我培养大学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就太小看她了。我认为她太经典了。
我在油田党校培训领导干部近40年，一讲团队精神，就想到《中国姑娘》，一讲担当精神，就不自觉想到《高山下的花环》，用得太多了，简直可以像背诵《老三篇》那样滔滔不绝，但我还是拿着原著读或者复制粘贴到ppt上，我不想让经典走样，我愿保持那份原味墨香。
作者简介：王天均，师范院校毕业后到宜阳县的丰李镇、锦屏镇教小学、初中、高中二十年，后应聘到国企从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但舍不掉的还是教师职业，每年雷打不动地到宜阳锦屏镇、丰李镇教过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师生畅叙友情。因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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