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随笔集、诗集、散文诗集等9部,作品发表于《诗刊》《十月》《花城》《人民文学》《作家》《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散文诗》等刊物。
全方位张扬艺术个性——读苏忠的散文诗
作者: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苏忠是一位勇于求索的诗人、作家。他曾尝试多种文类的写作实践,创作过小说、散文和现代诗,近年来又致力于散文诗的写作。他的新著《禅山水》(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就是一部以散文诗为主的作品集,兼收部分现代诗作品。
与小说、诗歌(主要指现代诗)等文类的强势表现相比,散文诗在当下文学写作现场可以说处于某种不受待见的边缘位置。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写作者执着于散文诗的写作,为推进这个文类的艺术建设,默默地奉献才情和心力。苏忠就是这样的一位自觉自为的写作者。《禅山水》的散文诗作品共分为三辑,作者分别将之命名为“远涉”“近游”和“闲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具有微妙差异却又有内在关联的动词短语,也恰好象征了苏忠在散文诗写作上多向展开的探索姿态。
纵观苏忠的散文诗写作,不难发现,他吸收借鉴了既有的汉语散文诗的艺术资源,将之内化为文本的血肉。同时又努力探寻散文诗写作的新路径,试图拓展散文诗话语的表现空间。而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更为充分地彰显出苏忠散文诗写作的艺术个性。
苏忠大胆地把审丑话语引入散文诗写作,丰富了汉语散文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所谓审丑话语,按照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的概括,是与审美话语和审智话语并列的一种文学话语。这种以丑为美的话语方式的恰当运用,往往可以获得某种独特的艺术效果。当代汉语散文诗大多为诗性、抒情的审美话语,由于话语方式的单一性带来的种种限制,在艺术表现上也就难免遭遇某种捉襟见肘的窘境。而苏忠的散文诗,不仅有传统的审美话语,也有不少鲜活的审丑话语。譬如在《碰杯雨夜》里,作者笔下的行道树发生了这样的变异:“街两侧的大小树木,被人一把掐住脖子,悬在半空,驼着腰,叶子耷拉,有点呼吸困难的那种扭曲,不能多瞧。”这显然是抒情主体情感的某种外化。这篇作品的主题是都市中人的孤独感,作者对于这一主题的表现并未陷入常见的小资情调的泥淖,而是通过审丑话语的穿插运用,引而不发地流露出某种反讽性和批判性。
同样值得玩味的是,面对巢湖中的大大小小的岛屿,作者居然把它们想象成一堆疯长的青春痘,甚至由此颇见匠心地生发出一番关于文学传统嬗变、自然季候流转的别样观感:“不要翻开唐人的诗,宋人的词,昭明的文选,或者春风中的花苞,夏夜里的露水,都只是时间里的痘。”通过“痘”这一中心意象的连接,自然、历史、想象等多重意涵在这里交会碰撞,形成一个立体而独特的诗性情境结构。这种想象方式显然不仅借重了现代诗歌变形、跳跃的艺术技巧,也隐约呼应了现代主义诗歌“恶之花”式的艺术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苏忠散文诗中的审丑话语,有时还通往一个幽默情境,呈现出另一种艺术效果。在《一个人的闽江口湿地》,他写道:“嗯嗯,你们装人类的智慧,我就装鸟儿的灵感。//江和海的推搡,我不想劝解,一辈子的邻居,它们的吵吵闹闹,也许就是寻常的生活方式。//一溜鱼儿,时不时蹿出水面,挑衅五月的空旷阳光,我也装着没看见。”作者在这里把江河的流动说成是邻居之间的推搡和吵闹,把人鸟之间的互动想象成角色的彼此扮演,最后以“装着没看见”一语来消解某种沉重感,这些都显示出作者的幽默感。
在这些散文诗中,苏忠常以某种另类视角来解构原本熟知的山水意象,使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目。此举让苏忠的山水题材散文诗既跳脱了走马观花式的纪游体窠臼,又发掘了山水景观中隐藏的“禅意”。
在风光迤逦的海螺沟景区,苏忠没有用诗意的语言去对美丽风光进行廉价的赞美,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森林比作长舌妇,勾勒出其与冰瀑之间的微妙纠缠关系:“无匹的冰瀑啊,淌下了种种慢镜头,有的浩浩荡荡,有的剑拔弩张,有的高耸入云,有的恣意铺张,各种冷各种酷的姿造,却依然遮不住火热的心,比如红石滩的激情石子,比如山腰温泉的无休止蒸腾,无边森林是深谙其昧的长舌妇。”对山中雾气的描写也是非诗化的,甚至用上了“广场舞的呼啦圈”来形容雾气的无所不在:“山间的雾也像炊烟,没有云的洁白就没必要攀亲沾故,路一转,车一绕,也像广场舞的呼啦圈,到处都是。”
如此诙谐、略带讽刺意味的手法也出现在《龙虎山注》一文中:“泸溪东走西拐,媒婆般忙碌,热情地磕巴;姐妹瀑、青云瀑跳啊跳啊,那身材,也没节制;还有些嘀嘀咕咕的小情绪,在潜意识里,在山腰,其实很干净,像纯净水。”当然,这里的讽刺意味并非指向山水这个客体,而更多地指向写作主体自身。事实上,这篇散文诗表达的主题就是某种超越山水之上的情感,颇具“山水注我,我注山水”之意味。而在《北峰减字》中,作家进行了不太彻底的自我解嘲,拖着一条浪漫主义的小尾巴:“后来我出局了,也没地方可去,只好在此收取停车费,生意总不好,云不多。”在这里,“生意不好”说的是庸常的生活,而“云不多”(不说“钱不多”)又隐约透露出某种浪漫情怀。二者之间的突转,既构成一种抒情话语的表达张力,也暗示了某种苏忠式的禅意。
总之,苏忠的散文诗写作试图全方位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些丰富多元的散文诗文本,显示了作者对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自觉思考,为当代汉语散文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实践经验。
《光明日报》(2018年08月07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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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美茂,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苏忠的散文诗创作意识,似乎离不开一个“禅”字,正是他的作品集《快意为禅》《禅山水》,引起了我的关注。然而,苏忠的“禅意”呈现的特点是什么?在有限的文字中阐释并不容易,而“禅”本身追求“不着文字”,重在于“悟”,且因人而异。不过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苏忠的“禅意”,融入万物的情绪里。
日本禅学大家铃木大拙认为:“在西方以物之二分为基础推进思考。而东洋与此相反,(思考)在不做二分之前便踏出。”这也是我们对于东西方思考方式不同的近乎常识性的认识。这里所说的“物之二分”,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客之分”,人在思考、审视外在于自己的世界时,在意识中进行了物我之别、主客之分。在此,人首先需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把万事万物作为客体,作为自己的审视对象进行辨别。其实,这种东西方思维的笼统区分并不完全准确,西方人在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时代,人独立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物之二分”的思维特征并未形成,只是到了智者学派提出了人的“尺度说”之后,作为人的存在才从自然思考中独立出来,此后经由笛卡尔“我思”哲学的提出,才具有了鲜明的主客二分之主体性思维特色。而东方之古代中国不仅只是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不分,也存在天人相分之主客二元的思考。铃木大拙为了强调“东洋之心即禅”,凸显东方思维中区别于西方的特征而进行了上述笼统的区别性表述。当然,他所揭示的“禅”,是一种心的无限作用,所以他认为“平常心是道”。不知道苏忠是否熟读参悟了铃木大拙的禅学思想,但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禅意”,明显具有铃木大拙所揭示“禅”之奥义的痕迹。
笔者所读到的苏忠散文诗,题材以其旅迹行踪内容居多。苏忠通过动词的妙用,呈现物我两忘的审美沉浸。比如,“春天是长白山的鸟鸣一声声啄出来的。”“尽管此时湖水又矮了些,天也抬高了点。”“黑夜凿空以后,白昼一眨眼就溜进来了。”像这样的句子,在苏忠的散文诗中很多。往通俗讲,这只是采用了拟人的手法,传统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并不足为奇。在古典诗词中,这样的手法当然不胜枚举。而在苏忠的散文诗中,是通过这种动词的妙用,直接呈现心中的禅意。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大量采用主客合一、人景交融的拟人手法。最为典型的则是《漠河雪国》,在整章作品中,除了开篇两句引题,接着则通过一系列动词、形容词的妙用,使眼前的万物都呈现着各自的鲜活生命情境,鲜活得让人沉浸在童话般的冬日生命的场景之中。
作品中,“雪”“驯鹿”“白桦林”“雾凇”“柴垛”“屋檐的冰凌”“炊烟”“玉米”“红灯笼”“雪人”“乌苏里江”……这些外在于作者心灵之外的“漠河雪国”的景与物,全是中国冬天“极北之北”清晨鲜活的生命,构成一幅祥和的冬日雪国里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生命图景。这里一切“生命”的动作,其实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即开篇第一句“漠河是一种心情”。一切皆由作者的“心情”使然。这里没有内外之别,也无主客之分,那是“人心根底中无限的创造性”之潜能,在无意识中顺应外界所产生的自然而然“动作”之禅心的无限作用的结果。
苏忠的一些散文诗,如宋代禅僧释云岫的禅诗,“静”就是一种“动”,“动”蕴含着“静”,物我交融两忘,那是超越了人的主体性执着,抵达内在“生命源泉”律动的禅境。我们看这首作品:“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这里描绘的春山之绿、春水之碧,都呈现鲜活的生命跃动。无论植物成长快慢,流水漾碧之深浅,一旦春天来临,都按照自己生命生长、碧绿漾动,在天地之间,一个巨大生命现场,万物竞演,各呈其趣。诗人在这里使用了两个赋予生命的动词“叠”与“漾”,把天地间之喧闹的春天与作者心中“寥寥”“独立”之禅意以“望何极”达到浑然一体。苏忠的散文诗,比如上述《漠河雪国》,都是通过各种动词、形容词的妙用,把漠河冬日的早晨写活了,把自然与人的和谐之境呈现得淋漓尽致。
苏忠散文诗所揭示的上述审美之境,植根于其个人的生命境界与面世情怀。正如他在《打铁花》一章的结句所言:“我认出了万物都有的从前情绪。”苏忠的散文诗所呈现的禅思、禅境和人文情怀,都是他在体认万物都有的情绪中,在面对审美对象时超越意识性之自我中心的追求,不刻意进行主客二分之前便踏出的一种生命之境。
(作者:林美茂,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当代散文诗的审美重构与历史化审视”〔15JJD750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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