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路遥逝世十五周年，近日《华商报》连续报道了路遥家人患肝硬化重病缠身，却因经济拮据使治疗陷入困境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路遥家人的关注。

陕西省作协联合《华商报》等媒体联合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关注为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的作家群体。像路遥一样的作家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他们虽然有优秀的作品，但家庭经济状况依然较差。作家的生存状况并不是人们想像中那样好。

当您从一部优秀作品中汲取了无限的精神力量时，您可能不会想到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作家的真实生活。也许，他们因为一部作品的轰动获得了荣誉和金钱；也许，他们依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写作。

在陕西，有一批贫困作家，他们都有优秀作品等身，但生活却依然拮据。

作家，其实是一个另类的弱势群体。

您可能看到了很多畅销书作者版税上百万的报道，但他们却是作家群体中的极少数，在严肃文学阵营中，这样的“富人”更是极少数。

陕西省作协调查显示，作家队伍按照其身份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专业作家、打工族作家、残疾人作家、低龄学生作家、党政干部(含退休)作家等，虽然这几个类别收入状况各不相同，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作家的生存状况的确不被人们了解。

残疾作家：稿酬＋极少补助金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这首民谣出自一部红透半个中国的电视剧《关中匪事》，其改编自我省残疾作家贺绪林的小说《关中匪事兔儿岭》。

残疾作家是作家队伍中最为困难的一支，他们既要忍受身体残缺带来的身心痛楚，还要不甘命运的捉弄，寄希望于文学创作，以此来实现人生价值，他们是作家中典型的贫困人群。

目前，我省的贫困作家已经有相当的数量，他们经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鼓励。

轮椅上的贺绪林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从一个无依无靠的贫困农村孤儿被养父母抚养成人，20岁时因为意外伤残成为高位残疾，堂嫂照顾了他20年。然而，他不甘命运的摆布，在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卧床写作30年，《关中匪事》三部曲《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就是这期间创作的。虽然电视剧热播，而贺绪林并未得到很高的稿酬，因为售出版权时，没有人知道这部电视剧会如此热播。

贺绪林已经是残疾作家中生存状况较好的一个了，《关中匪事》热播后，人们开始关注这位轮椅上的作家，杨凌区政府了解了其状况后，将他安排到区文化馆工作，并于近年出资为他修建了房屋，他才有了相对稳定的工资和较好的住宿条件，结束了贫困的生活。

但对于其他残疾作家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残疾作家的作品多为自传体小说，例如铜川女作家刘爱玲《把天堂带回家》，作品虽然叫好，但并未带来太大的市场效应，所得版税有限。

这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作家，很少甚至不可能有劳动收入，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稿酬，作协每年会在适当的时候给部分残疾作家送去一定的补助金，但对他们贫困的生活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并不能改变其生存状况。

　　打工作家：浮动工资＋少量稿酬

打工作家是市场经济进入我国后的产物，在这些年轻人外出打工时，一方面他们为了生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奔波，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心中的文学梦想，将自己的现实生活和所思所想用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当中诞生过很多优秀的作家。

从安康走出的作家李春平就是这群作家的代表，他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李春平到上海打工时一无所有，他和其他7名工作人员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楼上打着通铺，白天跟大家一起出去谈工程业务，晚上回单位在床上写作。

他的成名作《上海是个滩》出版后，轰动了大上海，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较大影响，连续印刷了三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三个月，文艺理论家称《上海是个滩》对表现上海城市精神有特殊意义，他的书名至今成为上海的流行语。

在上海打工十年，李春平一直是租房写作，要用稿酬养活一家三口，仅仅是房租就花去了近十万元。打工的工资维持日常生活，但他一直坚持创作，继《上海是个滩》后，又发表小说《上海夜色秀》和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电影剧本《玻璃是透明的》等上海题材作品。

在上海的生活还是让李春平感觉累，他除了创作，还要考虑生计，于是，他向陕西省作协提出了回陕的要求。目前，在陕西作协的努力下，他到了安康学院任大学老师，有了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

除了李春平，安康女作家王晓云、渭南作家老村等一大批陕西打工作家都有轰动一时的作品，但打工生活无法给他们固定的收入，始终处于一种“漂”的状态，有些兼职做自由撰稿人赚取一定稿费，但这种被迫按照出版社意图进行的创作，致使作品质量下滑，无法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融入作品中，并非长久之计。

这部分作家大多没有稳定收入，经济来源为打工的工资和稿酬，如果没有非常畅销的作品，其稿酬极其微薄，一部作品，也只能获得数万元的收入。虽然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好，但却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地努力。

　　党政干部作家：为文学倾其所有

我省历史积淀深厚，相当多的党政干部对千年文化熏陶深有感悟，在行政工作闲暇或退休之后，也加入了文学创作的行列，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好的作品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就。

一些还在一线工作的行政干部，在处理完大量的行政工作之后，晚上回家便开始伏案写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他们可能并不期望成为作家，但因为生活阅历等的影响，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说，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写作状态、文字感觉相当好，虽然这样的创作很累，但很多人在这条道路上坚持。

周至县退休干部张兴海创作完《圣哲老子》后，得到了陕西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他并没有想到会获得这样的佳绩，也没有做过多的宣传。

很多党政(含退休)干部作家在完成作品后，一般为自费出书，往往一本书就倾入了他们毕生所得，成书后，大部分赠给朋友阅读，进书店销售的也有，但数量有限。获得大家的好评、实现文学的梦想是他们唯一的追求。“他们的精神值得钦佩，只是现在社会往往不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很多年轻人认为他们很傻，但是他们为社会奉献了多少精神食粮！”雷涛激动地说。

党政干部作家一般都有稳定的工资或退休金，收入比较稳定，生活条件相对较好。

　　极少数专业作家：工资等同教授

据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雷涛介绍，每个省市的作家协会都会有少数的专业作家，这是建国后政府为了激发作家的创作激情而设立的制度，对鼓励作家写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专业作家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他们可以享受财政发放的工资，等同于教授级别。

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带来了人们价值的多元化，专业作家队伍的追求也逐渐多元化，很多专业作家虽然享受着作家的福利，但并不致力于文学创作，优秀作品逐渐减少，致使专业作家这一制度逐渐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也未再增加专业作家数量。

在陕西作协，这样的专业作家原来有11位，因为退休等原因，现在只留下三五位，各县市作协也有相应的专业作家，数量不等，他们的收入也主要以划拨的工资为主，稿费等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专业作家属于整个作家队伍中收入较为稳定的一支，经济状况稍好，但是这部分作家比例相当小，是整个作家群体中的极少数，数量不会再增加。

低龄的学生作家也是我省不可忽视的作家群体，可以用后生可畏来形容他们，这部分小作家尚未真正走上社会，除了父母的抚养，他们还能有少量的稿酬，生活暂且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 

　　后记

路遥离去以后，文学创作渐渐步入了适者生存的崭新渠道，名家与名作也会成为名牌商品，一旦成名，身价百倍，这样作家会彻底摆脱穷苦的困境。以路遥的实力，他不难跃入这种行列与位置，但是命运没有给他这种机会，他带着种种遗憾与缺失离去。

路遥的遗憾也在提醒我们，现在的作家如何与商业化社会接轨，如何在实现文学梦想的同时不被生计所累，是很多作家困惑的问题，虽然有一部分作家兼写剧本、报告文学换取一定的稿酬，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这也是很多严肃作家所不愿涉猎的。

在文学的腰不愿为斗米而折时，文学界应该思考作家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