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二、古之贤人的故乡
在一脉相承的煌煌中华文明史上，有一对为儒家极力称颂的兄弟，这就是3000多年前生活在今秦皇岛市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古孤竹国君墨胎氏的两个儿子：长子伯夷和三子叔齐。
有关伯夷、叔齐的历史记载很多，比较系统而流传深远的故事出自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之笔。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伯夷列入“列传第一”，并指出，伯夷叔齐的贤名，是因孔子的称赞而彰显的。 司马迁关于伯夷叔齐故事的记载十分简洁，可直译白话文如下：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去世，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命”，于是逃避走了。叔齐也不肯继位，同样逃避走了。孤竹国人便立国君的二儿子做了国王。随后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待侍养老人，便一同前往归顺。等到了那里，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载着木头做的人像，宣称是文王，向东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牵住武王的马直言规劝：“父亲死了不去安葬，改换动用武力，可说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讨杀君主，可说是仁吗？”武王的左右想杀他俩。姜太公说：“这是讲义的人啊”，叫人搀扶着拉走了。等到周武王已经平定了殷商人民的不服叛乱，天下都归顺周朝时，伯夷、叔齐却耻于归顺，坚守义道，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野菜来充饥，等到快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于是饿死在了首阳山。
伯夷、叔齐作的那首歌，用今文翻译就是：“上那个西山啊，采这里的薇菜吃。用强暴的手段改变强暴的做法啊，还不知道是不对的。先帝神农与虞夏的理想忽然都没有了啊，我还能上哪儿去。可叹死亡啊，我的生命就要衰竭了。”
. 有关孤竹国的情况，历史的文字记载大部分是因了伯夷叔齐的故事而被记述流传下来的。
孤竹国，是建国很早的方国，经历了商朝和西周，从史书记载上看，它建于商汤十八年（公元前1582年），至今已有3590多年的历史了。国君墨胎氏，可能是夏朝开国国君大禹的后代，或者是古代圣贤及有功之人的后代。孤竹国地处商朝东北荒远地区，北面有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孤竹国一直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着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起着为商和西周护边的作用。孤竹国在周惠王十三年（即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4年）为齐桓公救燕伐山戎时所灭，同时被灭的还有西边邻国令支国，土地遂为燕国所辖。孤竹国存在了大约918年，它的管辖区域，与历史上的许多古老方国一样，随兴衰时大时小，据零星的考古资料表明，其最大疆域范围包括今秦皇岛市全部的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今卢龙县城附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孤竹国900多年的中心区就在今秦皇岛市的卢龙县一带，秦皇岛市全境一直属于孤竹国。孤竹，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为“觚竹”，觚和竹都是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取此二字作为国名，反映了该国重视教化的文明程度。
伯夷、叔齐仁义让国、叩马谏伐，耻食周粟、首阳采薇的故事，历代传颂不已。他们贤德为重、礼义为先、不恋权力、不慕权位的品德和义不食周粟的气节及以身殉道的操守，被后人称为“孤竹遗风”、“夷（伯夷）齐（叔齐）清风”为后人敬仰，尤其是为刚正清廉、不愿随波逐流的仁人志士所推崇。春秋时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在《桔颂》中写道：“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把伯夷作为自己为人的榜样；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兵俘虏后，元兵统帅采用攻心战术劝降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南宋国家都灭亡了，你遭杀身以报国，谁还会记录下来呢？）文天祥答以伯夷、叔齐：“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商朝并非没有灭亡，夷齐自己不吃周朝的粮食，作为臣子自己尽自己的心愿，哪里还去管被不被记录呢？）并效法夷齐要绝食以殉国，在被囚期间还写了一首《和夷齐西山歌》，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明末清初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学者顾炎武在《谒夷齐庙》一诗中写道：“殉国全天伦，远行避虐政。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表示了自己反清复明的决心。
伯夷、叔齐的品德，得到历代多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的颂扬与推崇。孔子在《论语》中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也”。赞扬他们“求仁而得仁”、“不念旧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也在《万章下》中称赞“伯夷，圣之清者也。”“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者廉，懦夫有立志。”并说伯夷之风“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墨子称伯夷叔齐为“宗圣”。韩非子则把伯夷和尧舜同列为圣人：“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庄子在《让王》篇中记录了伯夷、叔齐的言行，指出：“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不必赖
（有文记为“苟不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管子则指出伯夷、叔齐在生前已有清名：“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对伯夷的特立独行称颂有加，专门写了一篇《伯夷颂》，高度赞扬“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为了纪念伯夷、叔齐，在他们的故乡永平府及卢龙县地，先人们修建了“清节祠（清圣庙）”、“夷齐庙”，确定了“夷齐读书处”。历代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也或派官致祭，或赐谥号、封爵位、颁庙额、定祭文。宋朝政和二年，朝廷封伯夷谥号为“清惠”，封叔齐谥号为“仁惠”。到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诏书中讲：“盖闻古者伯夷、叔齐逃孤竹之封，甘首阳之饿，辞爵以明长幼之序，谏伐以严君臣之分，可谓行义以达道，杀身以成仁者。”在明代，明宪宗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派大臣到永平府清节庙祭祀伯夷、叔齐。祭文为：“惟神逊国全仁，谏伐存义，为圣之清，千古无二，怀仰高风，日笃不忘。庸修岁纪，永范纲常，尚飨。”
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曾瞻仰过夷齐庙，并写多首诗赞扬伯夷、叔齐。康熙皇帝在一首《夷齐庙》的序言中写道：“夫夷（伯夷）齐（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能让侯封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独行其志。孟子以圣之清称之。盖人惟能立节自可垂名。夷齐之去国洁身不求人知，而庙貌千古迄今犹存。”乾隆的《夷齐庙》一诗别有新意：“得圣之清孰与齐，首山途便此凭跻。为传公信（伯夷字公信名允）与公达（夷齐字公达名智），底较辽西复陇西。宋代何须锡圭冕，伊人本自视涂泥。史迁慨羡青云士，未识浮名本稗稊。”
伯夷、叔齐的精神，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故乡的人民，康熙年间任抚宁知县的浙江钱塘人赵端曾为《抚宁县志》作序时写道：“其民质直而劲，耕读而渔钓。予曰，嘻！是因墨胎两公子所让国也，其风气似之矣”。 伯夷、叔齐的影响，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明代，就有朝鲜人和高丽使臣拜谒过夷齐庙，写下过赞扬伯夷、叔齐的诗篇。而在中原地区的民间，至今流传着一首《伯夷、叔齐让江山》的戏词：“昔日里有个二大贤，伯夷叔齐让江山。兄让弟来弟不坐，弟让兄来兄不担。前门内逃出了大太子，后门内逃出了二英贤。他兄弟离开了东海岸，来到了荒野首阳山。饥了吃些松柏籽，渴了喝点涧清泉。老天爷下来了鹅毛大片，把兄弟冻死在首阳山。姜子牙封神，选他俩和合二神仙。这本是前朝一本古，一代一代往下传。”
. 如同对诸多历史文化现象有不同评价一样，历史上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有不同。早在孔子、孟子与庄子赞扬伯夷叔齐的时候，庄子学派中就有人借盗跖的口批评伯夷是“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北宋政冶家、文学家王安石，在他的《伯夷》一文中针对韩愈的《伯夷颂》提出了不同看法。王安石从孔孟没说过伯夷反对武王伐纣和不食周粟事，而只说了“求仁而得仁”，是只对伯夷“不事不仁之纣”而言，并非指兄弟俩劝阻仁义之师的武王去伐纣一事。在王安石看来，伯夷是一个趋仁、“待仁而后出”的追求者，他的经历是一个中间有阻难而未能享于仁并效力于仁世的仁者悲剧。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故事新编•采薇》中，把伯夷兄弟描绘成了恪守旧礼，“通体都是矛盾”的遗老形象，喻指某些人消极抵制日伪“王道”的软弱无力，把千古的历史悲剧变成了富有现实意味的历史讽刺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讲：“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在这里为了批判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白皮书，为了教育和团结那些“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站到人民方面来，于是“古为今用”地借用了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伯夷。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关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还有待于考古发现和深入研究挖掘，但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由此孕育的夷齐清风，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是构成秦皇岛地域文化、燕赵文化及至华夏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作者简介：孙志升，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筹建中国山海关长城研究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系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秦皇岛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澄海楼漫笔》、《直奉大战》等。
主播：平凡，本名康力为，河北省秦皇岛市人，中等专业学校高级历史讲师，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碣石之声平台采编和主播，个人微信公众号“樵夫诵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