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李端棻 梁启超 李蕙仙
（仁智）
李端棻(1833-1907)，出生于贵阳市，清末礼部尚书。
李朝仪：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
李蕙仙之父亲，李端棻之叔叔，梁启超之岳父。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李端棻穷其一生首倡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发起和创办贵阳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贵州中学堂(今贵阳一中)。
李端棻从《请推广学校折》开始，他身体力行地奔走在“教育兴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
李端棻与梁启超不仅是郎舅关系也是师生关系。他俩与光绪皇帝、康有为、谭嗣同等共同发起了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旨在救国图存、科技强国，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吹响了反帝反封建专制的集结号！
在天津，梁启超故居天津饮冰室。与此数百米外的意大利风情区热闹的人流相比，这里稍显冷清。一百年前，这一带是意大利租界。
由于城头变幻大王旗，天津避居着不少遗老遗少和名门望族。梁启超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时光。
家事国事天下事。任公以天下为己任，一生事功为人传颂，而他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故事也渐为人所知。
据《梁启超年谱》（吴天任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梁启超 九岁中秀才，已有神童之誉。又写得一手好字，文章文理颇通，且诗文并举，文名早早地播传到广州城。
1889年，梁启超赴省城参加乡试，以第八名中试，年仅17岁。同榜中试者，有三水梁士诒（燕孙，民国交通系元老）、番禺汪兆镛（憬吾，文化名人，汪精卫是其同父异母弟弟）等53人，梁启超最为年幼。广东名士梁鼎芬（节菴，1859—1919）说：“是科得士至多，为吾乡数十科所未有云。”这批士子后来皆成知名之士，或于政事，或于学术，各有成就。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刑部侍郎李端棻（学苾园，贵阳人），副考官是福建人翰林院修撰王可庄（仁堪）。李、王二人对梁启超的文名早有所知，考场上见他虽小小年纪，而举止落落大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以为日后必有成就。
李端棻堂妹名李蕙仙（1869—1924），比梁启超年长3岁。李蕙仙出生在贵州省贵筑县（贵阳人），父亲京兆公（朝仪），家世“累代清门，家学劭茂”，为当地名门。她很小时就随堂兄到了北京，在偏僻之地的小户人家和京城的官宦人家都生活过，因此既有小家碧玉的灵秀，兼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李氏兄妹年龄相差36岁，长兄如父，李蕙仙自小跟堂兄李端棻在北京长大，一切唯堂兄之命是从。或许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又或许是缘分未到，总之，知书达礼、长相清秀的李蕙仙虽已虚龄19，仍待字闺中。
李端棻看准梁启超日后必有远大前程，决定不顾梁的门第出身，要将堂妹许配给他。主意已定，李端棻请王可庄为之说媒。
不料，王可庄亦有意将梁启超收为乘龙快婿。
两人一样的心思，一旦揭穿，乃相顾而笑。
王可庄的千金远在福建，李蕙仙这次却神差鬼使随堂兄到了粤省。
考虑到李端棻的朝廷地位和为堂妹出阁的急切心情，王可庄决定放弃竞争，玉成这桩婚事。
对于这桩飞来的婚姻，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公初“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辞不敢受”相拒，但李端棻爱才心切，一再表示：“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自指顾间事耳。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贾生正年少，迭荡上天门。”（康有为诗句）对于偏居一隅却抱负远大的梁启超，显而易见的是，李端棻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美好前程的大门。
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婚姻，成了梁启超一生的重大转折。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虽未考中进士，但李端棻坚信自己的选择，仍然让堂妹李蕙仙与梁启超正式订婚。1891年10月，梁启超入京与李蕙仙完婚，小两口寓居北京宣南永先寺西街之 新会会馆。
梁夫人李蕙仙长得娇小灵秀，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官话。两年前在广州，她怀着少女的羞涩之心，已偷偷地躲在帘后看过梁启超，对他的学识与风度由衷地满意。她住惯了北京城，听惯了悦耳的京腔。因此她首先以大姐姐般的姿态，纠正梁启超的粤味官话，使梁启超适应京城各种场合的应酬。
也不知道是李端棻影响了梁启超，还是梁启超影响了李端棻，在梁启超醉心于维新政治之时，李端棻是他最为坚定的政治盟友之一。
因保举康有为等人材有功，光绪皇帝拔擢他为礼部尚书。光绪下诏变法之后，他向光绪上了《请推广学校折》，提出设立新式学堂，大批培养人才，建立图书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举措。
京师大学堂（今北大）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北京大学校史馆的开篇就是这个奏折。
《百日维新》失败后，李端棻受到牵连，被慈禧太后投入狱中，远戍新疆。
对于这段历史，梁启超曾十分感慨地说：
“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并且感激地称自己“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
李端棻1901年因病被赦免回到故乡贵阳，晚年在家乡兴资助学，成为贵州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死后谥“光禄大夫”。
李端棻作主，将堂妹李蕙仙与梁启超联姻，是一段相当美满的婚姻。郎才女貌，琴瑟合鸣。唯一的遗憾是梁启超极为忙碌，1893后回粤追随老师康有为，任广州万木草堂学长；
1895年，入京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
1896年，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在长沙主讲时务学堂。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康梁受到全国通缉，梁启超流亡日本，李夫人也避居澳门，天各一方。
梁启超曾负疚地对夫人说，“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
小两口聚少离多，梁启超一时高光一时至暗的跌宕人生，可能是梁夫人李蕙仙生育少的一个原因。
结婚第三年，李蕙仙生下长女梁思顺（令嫻），其后，直至第十年（1901）才产下长子梁思成。
十年只生育一对儿女，在封建时代很是引人注目。
她的心里萌生了为梁启超纳妾的念头。
事实上，作为长年在外的“血性男子”（梁启超自谓），虽然“风云气多，儿女情少”，梁启超还是有过几次“艳遇”。
据他自己写给李蕙仙的信中坦白：“稍愧者在京一次，在东（京）一次耳。”随着在海外滞留时间越来越长，梁启超遇到了一个真正令他心动的女子。
1900年，梁启超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一带活动，主要目的是在华侨当中募集经费，发展保皇会的组织。
檀香山是广东华侨聚居地，梁启超是新会人，操粤语演讲，但很多美国出生的华人粤语不太流利，对梁的演说似懂非懂。
这时，有人给梁推荐了一位祖籍广东的女孩子何蕙珍。何小姐芳龄二十，在夏威夷土生土长，是当地一所小学校的教员，英语当然一流，广东话也相当流利，正是十分合适的翻译人选。
梁启超是个传统观念深厚的中国人，对女人的要求首先是整洁，这位何小姐给他的第一印象却是“粗头乱服如村姑”。
显然，何蕙珍初会梁启超，并没有刻意打扮要迎合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翩翩公子。她只是抱着为同胞帮忙的普通想法，并没有其他的念头。
1916年，梁启超逃出北京反抗袁世凯实行帝制，袁在全国通缉梁，一时风声十分紧张。梁为安全起见，对饮食特别小心，他叫家人遣送王桂荃随他奔走，照应他的生活起居。表示“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并对同党蔡锷说：“惟小妾执炊……吾自信危害决不能及我。”
对王桂荃的爱护与信任溢于言表。这也是梁启超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承认王桂荃（李蕙仙陪嫁Y环）的小妾地位，不过也只是在给挚友的信中承认而已。
上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决定定居天津。
1924年，位于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饮冰室（源自《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落成。梁夫人李蕙仙却在这个时候不幸逝世。
当时，梁家子女除梁思顺已成家远游（其丈夫周希哲是外交家），其余孩子，梁思成24岁，梁启忠18岁，梁思庄17岁，梁思达13岁，梁思懿11岁，梁思宁9岁，梁思礼才出生。
在饮冰室的日子，是梁启超颠沛流离一生中难得的平静时光。
他一边调养身体，著书立说，一边安享天伦之乐。
令梁启超无比欣慰的是，子女们与王姨关系特别亲。
李蕙仙病逝后，王桂荃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中心。
在饮冰室这个大家庭，“王姨”是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
“每日晚饭，都是王姨亲做。”孩子们喜欢待在她的房间，这里成为全家最快乐的地方。
王桂荃对所有子女一视同仁，十分关爱；
有时对李蕙仙所出子女，甚至超过自己所生子女。
这一点，从梁思成、梁思庄后来的回忆中多有反映。
梁思庄10岁时曾染上白喉，而此时，王桂荃亲生女儿也染上白喉。
王桂荃日夜守在思庄身旁，精心照料，思庄转危为安，她亲生女儿却不幸夭折。
梁思庄对娘的感情甚至胜过亲妈李蕙仙，她的女儿吴荔明也是由王桂荃一手带大的。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王姨天天兴高采烈地打扮新房，现在竟将旧房子全部粉饰一新，全家人沾新人的光”。
梁思成回忆说：“（娘）是个毅力坚强的人。尽管她操持着一大家人的吃穿，她还每天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应归功于这个普通的娘。梁启超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谢娘给他创造了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可惜生在旧社会。”
有意思的是，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11岁就来到梁家，与梁思庄同时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梁思永与李福曼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思永出国留学之前，李蕙仙就说，“福曼是我们家的人了！”
梁启超晚年饱受血尿之苦。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以肾病为由施行手术，切除了其右肾，血尿之病有所好转，但未根治。血尿之病，最忌刺激，可是时局动荡，子女一个个出国留学。
在这不断的刺激和病情恶化之中，王桂荃始终寸步不离地陪护着他。
“我自从出了协和，回到天津以来，每天在起居饮食上十二分注意，食品全由王姨亲手调理。”“我自出了协和以来……拿家里当医院，王姨当看护，严格地从起居饮食上调养。”
1929年梁启超去世，王桂荃成为全家的精神支柱和饮冰室的坚定守护者。
在梁启超的两位夫人中，李蕙仙“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王桂荃温和乐观的性格对于梁家子女的教育是很好的弥补。
梁启超一生颠沛流离，中年以前或到处奔波，或流亡国外，子女教育多仰赖书信。现在留存下来的四百多封书信中，梁启超致儿女书信成为很好的家庭教育样本，《梁启超家书》《梁启超教子家书》等书一版再版。
晚年在饮冰室，梁启超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和撰述，跟子女相处最多的还是王桂荃。
梁家九个子女，个个学有所成，除了长女思顺较早离家赴日本求学，其余子女教育多赖王桂荃课督并言传身教。
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礼先后赴美国、加拿大入读名校，学成归国后，思成、思永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思礼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可说极为罕见；
思忠为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思庄为图书馆学家。
思达、思懿、思宁分别就读于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思达成为经济史学家，思懿、思宁先后参加革命，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外联部副部长。
1924年起，随着梁家子女长大成人，不断离开饮冰室，王桂荃感到了孤独。
1941年，18岁的小儿子梁思礼赴美留学，王桂荃成了留守饮冰室的最后一人。
惟有一只小白猫，成为她的“老伴”。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王桂荃不得不将饮冰室书房（里面保存着梁启超的遗物和藏书）之外的其他部分出租。1950年，王桂荃以“梁氏亲属会”名义，将饮冰室卖给政府。
之后，她搬到北京与子女住在一起。
1968年，王桂荃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北京的西郊，从颐和园、圆明园绵延至西山，明清时是皇家林苑。
清朝覆灭后，民间把西山视为风水宝地。
这一带山峦起伏，青翠有如江南，西山山高林密，雄视隐约可见的北京城。
在西山的北京植物园是梁启超墓园。墓园静静地避处在植物园的东北角。
当人们从滚滚人流慢慢寻访到这一处角落时，颇有超凡脱俗之感。
墓园空落落的，几声鸟鸣伴着几个清洁女工在此小憩……
梁家墓园葬着梁启超、梁夫人李蕙仙、次女梁思庄（1986年在北京逝世）、三子梁思忠（1932年淞滬抗战以炮兵上校之职为国殉难），以及梁启超的胞弟，中年以后一直与梁家在京同住的梁启雄。
在“先考任公府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即梁启超、李蕙仙夫妇合葬墓的侧面立有一个崭新的小小墓碑，上刻“王夫人之墓”五个字，碑后刻了王桂荃的籍贯、生卒年（生年不详，以问号代），此外，另无他字。立碑日期为1995年4月。梁家子女特意在墓园种下一棵“母亲树”，以纪念他们心目中这位伟大的母亲。
王桂荃在她死后27年，她的子女总算为她争取到了一个从夫人的名分。
在这个小小的静静的墓园里，李蕙仙是“太夫人”，她是“夫人”。
也许名分并非她生前欲取，但身后仍能陪伴在她钟爱的梁启超身边，则相信是她的一个愿望。
中国的正史，对于名人的私生活一向很少述及，何况像梁启超这样的躲躲闪闪的爱情？但对于王桂荃这样一个不计较名利得失，一生奉献给梁启超的伟大女性，值得一书。
梁启超一生著述逾一千四百余万言，除了他超人的天赋，我们不该忘了李蕙仙、王桂荃这两个伟人背后的女性。
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院士去世。梁家第二代谢幕。
北京老市长梁启超的岳父李朝仪及李端棻的陵墓，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当地政府大力打造李端棻文化，人们期盼着……
有诗为证：
娄山高 乌江长
端棻出生在贵阳
跟着舅舅学文化
遵崇朝仪循政道
赴京赶考获进士
翰林一职显才智
云南学政见成效
广东主考鉴启超
郎舅二人互相帮
力推学校献甘脑
深思熟虑奏折响
首倡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振兴路
引导皇帝变革忙
礼部尚书刚任命
慈禧惊恐变法夭
所有新物均灭掉
仅留京师大学堂
星星之火播火者
燎原之势不可挡
虽败犹荣遣新疆
特赦返筑归故乡
义无反顾再办学
接二连三新校创
北大样板显威力
一代更比一代强
饮水思源不忘本
端棻精神大发扬
家家受益聚合力
人人读书旧习抛
民富国强增荣耀
活力四射全球照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与民智的提高，因此，呼吁在京师大学堂内设立师范馆：
“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
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便成了北师大的前身，与源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北大同根同源。
在这个高等教育初创的年代，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提出的“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成了它最初的校训，将个体的求学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190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办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
起步于微末的师范馆，被寄予了成为国家近代化教育标准，像北斗星一样引领教育发展的厚望。
之后，爱国主义与弘文励教成了北师大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磨灭的两个特色，支撑着学校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191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大学成立了。
《梁启超主持完徐志摩婚礼，写这样一封信警告林徽因：不要做这件事》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
这是1925年10月4日，梁启超在一封名为《写给孩子们的信》里写下的第一句话，这里的“孩子们”特别被指出：包括他的准儿媳林徽因。
这天之前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
梁启超之所以会参加并成为这场他口中“极不情愿”婚礼的证婚人，与文豪胡适和张彭春的苦苦说情有关，这点，梁启超自己在信中进行了说明。
徐志摩本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可他在1921年为追求才女林徽因欲与原配妻子张幼仪离婚后，他在梁启超眼里的形象就有了明显变化。
梁启超素来提倡一夫一妻制，即便后来与原配李端棻堂妹李蕙仙的侍女王桂荃生下了子女，他也依旧与原配保持了原有的夫妻关系。
在那个由旧封建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年月，“离婚”二字依旧非常新奇，所以，当徐志摩提出想与尚在孕期的张幼仪解除婚约时，梁启超相当“震惊”。
梁启超对弟子徐志摩这种开创性的举动怀着各种复杂情绪，这情绪里除了鄙夷、不解、愤怒外，还有一丝丝的担忧。因为徐志摩准备离婚之时，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梁思成正与徐志摩要追的才女林徽因热恋。
梁启超非常看重长子梁思成的未来，所以他也非常看重儿子的婚姻，林徽因是他为儿子长远考虑选定的最佳儿媳。
虽然徐志摩准备离婚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已经陷入了热恋，可毕竟两人尚未结婚。在不知此前徐志摩与林徽因在欧洲感情发展到何种程度的情况下， 梁启超心里隐隐有些担心。
梁启超以过来人的身份看过去，深觉徐志摩会是梁思成感情里的一大坎。毕竟，相比徐志摩，梁思成不仅还未有太多恋爱经历还相对更年轻。
为了阻止徐志摩“破坏”儿子的好姻缘，梁启超第一时间以老师的名义给学生徐志摩去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自然是劝导徐志摩打消离婚念头、好好过日子。他写到：
“万不容以他人苦痛，易自己之快乐。”
梁启超还在信里阐述了任性而为的可能后果，在信的末尾他叹到：
“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
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你这样做很可能会就此堕落到生不如死的境地。总之，梁启超此信就是一封站在老师角度的劝导信，劝弟子“回头是岸”。
可徐志摩岂会因为老师的一封信就回头？显然不会！即便这个老师是自己最敬重的恩师。实际上，此时的徐志摩不仅不肯回头，反而在收到老师的信后有“斗志愈发昂扬”的趋势。
徐志摩打心眼里觉得，梁启超此举多少是为自己儿子计，而非真的替作为学生的自己着想。毕竟，此刻的自己是老师儿子的情敌。
一代情圣徐志摩怎会在爱情遇到外力，尤其来自情敌一方外力时后退？当然不会。收到信后，徐志摩立马在一封名为《致梁启超》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徐志摩这段文采飞扬的回话意思非常明确：我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追寻爱情！这是我灵魂的选择。
紧接着，徐志摩还向老师表达了他为爱情将把世间一切视为坦然的心境，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
徐志摩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老师您听好啦，我会尽快回国来找我惟一的灵魂伴侣林徽因，得到她，算我幸运；得不到，就是命。我很坦然。”
回信后不久的1922年3月，原配张幼仪为自己生下幼子彼得后不久，徐志摩就带着金岳霖等好友证人前往张幼仪所在的德国，逼迫尚在月子里的她签离婚协议。
随后，徐志摩还登报声明自己已与原配解除婚约。他还在此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笑解烦恼结》送给前妻做纪念，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
在梁启超眼里，徐志摩的种种行为和疯子几乎没有两样。“疯子”是谁都畏惧的，即便身为他的老师，梁启超也有些害怕。
人在害怕时往往会做出相应的举措缓解恐惧，梁启超也做了很多。在徐志摩回国前，他开始百般撮合自己儿子和林徽因的感情，他甚至还将自己创办的图书馆专门给两个年轻人“学习”用。
有如此神助攻的父亲，梁思成的胜算自然多了三分。
于是，当徐志摩火急火燎地从国外赶回时，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经发展到了让他无法想象的恋爱程度。但他并未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他开始追着这对两人展开各种围追堵截，可徐志摩似乎忘了，他此刻围追堵截的地方是情敌的地盘。
很快，徐志摩就在图书馆外悬挂的一幅“恋人需要独处”的牌子前败下阵来。他意识到：此刻，在这段感情里，他基本已经没戏了。
沮丧的徐志摩只得离开，可叹此时的徐志摩对国内环境根本不熟，只得在一步步摸索着创业、创作同时等待机会。
两年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基本稳定，从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里可知：双双前往美国留学的两人，已经在准备结婚。这下，身为父亲的梁启超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一年后，梁启超这口刚刚松下去的气再次提了起来：学生徐志摩又打起了自己得意门生王赓的主意，他看上了王赓的妻子陆小曼。
王赓与梁启超是师生关系，他们的感情甚至比他与徐志摩更为深厚。更为让人意外的是，王赓与徐志摩还是密友关系，正因为是密友，徐志摩才有可乘之机。
在梁启超眼里，毕业于西点军校的高级军官王赓是世间难得的奇才，他对他有十分的珍爱。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被另一心爱学生徐志摩横刀夺爱，梁启超心里那叫一个难受。
对于梁启超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打哪一年都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老师的梁启超只能选择“理”的一方，也就是道德的一方。
在这场三角恋里，徐志摩自然是违背道德的一方，这点，全天下都知道。可偏偏，最后陆小曼选择了徐志摩。
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后，梁启超整个人都不好了。如果此前徐志摩的种种作为是让他改变对徐志摩的印象的话，那么这一次离经叛道后，徐志摩在梁启超眼里已经成了“师门败类”一般的存在，让他心痛不已。
可偏偏，在这种境况下，梁启超还被邀请为两人证婚。而另一边，徐志摩明明知道恩师对自己的所为看不惯，为何还要请他做婚礼证人呢？
原来，这是同样看不惯徐志摩所为的徐父徐申如提出的：同意陆、徐结婚的条件之一。
徐志摩与陆小曼决定结婚时，徐申如提出：要他同意两人结婚可以，须做到三点，第一是取得原配张幼仪谅解和同意；第二是婚礼自己解决；第三，婚礼必须请来文化界名人、徐志摩老师梁启超证婚。
按照徐申如的意思，若这三点不能满足，他便不会同意两人的婚事。
在徐父的要求下，徐志摩和陆小曼只得找来胡适等帮腔。最终，梁启超碍不过众人的说情， 只得答应前往为徐志摩、陆小曼婚礼证婚。
通常，证婚人在婚礼上多是要盛赞新人，他们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见证新人婚礼的同时，送上最好的祝福。
对于一场婚礼而言，最尊贵的除了新人、双方父母外，便是证婚人了。
可徐志摩、陆小曼婚礼当日，作为最尊贵客人的证婚人梁启超却不仅没送上对新人的祝福，还在两人婚礼上将新人骂了个狗血临头。
这一切细节，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里都有阐述，他甚至还将他在婚礼上的训词全部贴到了该信的末尾。
那场曾引发整个民国侧目的特殊婚礼上，梁启超上台的第一句便是：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梁启超这第一句一开口，满座哗然，这哪是证婚词，这分明是来砸场子的。可这话，仅仅是梁启超为接下来要讲的“不中听”的铺垫罢了。
讲完这句后，梁启超环视了一下众宾客后，正眼看向徐志摩厉声道：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婚礼上提离婚？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提完这壶没开的水后，梁启超便不慌不忙地提起了第二壶没开的水，他看向那日打扮隆重、美艳的陆小曼道：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陆小曼听完梁启超的“证婚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可这毕竟是她的婚礼，证婚人又是文化界地位最高的尊长，她岂敢造次。说来，此时的陆小曼与徐志摩真真是郁闷到了极点。
接下来，梁启超的证婚词依旧延续着“不中听”，一旁的徐志摩小声地哀求道：“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梁启超却并不理会，只自顾自地继续“训话”。
最后，在新人和满堂宾客均失色后，梁启超终于收了尾，可即便到了尾声，该送上祝福时，梁启超的祝福听起来依旧不那么“中听”，他说：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梁启超说完后，众宾客一时竟不知作何反应，鼓掌吧，似乎对不起新人，不鼓掌吧，又似乎对不起证婚人。良久，还是司仪的话缓解了这尴尬场面。
之后，婚礼继续举行，可新人和众宾客的心思却都有些“不在焉”了。
人说，婚礼都讲究一个“好兆头”，梁启超此举显然是释放了“凶兆”，这是婚礼的大忌。梁启超这样做，是为发泄自己的私愤还是别有用心？
答案是：梁启超此举，真真并不全为私，而很有“从一个老师角度为学生计”的意味。
在梁启超眼里，徐志摩并不是个安分人，而婚内出轨并与丈夫好友结婚的陆小曼显然也并不安分。这样的两个不安分加在一起，即便是众宾客，有几人能是真心送祝福，而非抱着“看好戏”心思的？
众宾客的心思，过来人梁启超又怎会不知。即便是徐志摩、陆小曼的父母，他们在心里也是想狠狠告诫年轻人的。
而其他宾客和社会民众，则多少出于道德想狠狠骂骂这对“离经叛道”的新夫妻。毕竟，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人心本善，哪个善良人能对这样的婚礼打心眼里全是祝福。
那日，若梁启超真真全是祝福，那他势必违心，也势必更会引发众宾客的情绪，觉得他们师徒不顾世间黑白、沆瀣一气。
如此一来，婚礼上婚礼后，徐志摩与陆小曼要面对的骂声就会更多了。
可经梁启超以师尊身份这一通骂，骂他人品不好、学问不好后，徐志摩反而安全了，毕竟该骂的都骂完了。更为紧要的是，婚礼上给他们棒子，这便已经算是惩罚，既然骂也骂了，惩罚了惩罚了，这下，众宾客和世人该消消气了吧。
梁启超此番，既为王赓出了气，为天下看不惯此举的人出了气，也间接护了徐志摩：我的学生，我自己骂，我都骂完了，你们就少骂点吧。
除开这些，梁启超这番另类“训词”也还有更深的意义，这层意义除了正社会风气外，还有出于他私心的部分：希望以此警告儿媳林徽因，以徐志摩为鉴，不可做出违背道德让世人笑话的事情来。
这个“事情”自然是与徐志摩或者别的男子有婚外情一类。
果然，在《给孩子们的信》的末尾，梁启超补充到：
“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思忠们看看。”
不得不说，大人物做事果然不一样。一个简短的婚礼训词，不仅能训新人、训天下人还能顺带警告儿媳，真真大手笔。
说到底，这也是梁启超为人的智慧处，在面临这样的难题时：他既保全了本心，又未驳了求请自己作证人之人的面子。凡尘里，能这般“既不负如来又不负卿”的事还真真少有。
这一切，唯一的可能不圆满是：毕竟，梁启超在婚礼上的“训话”多少不吉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终究没有圆满。
这场婚礼仅仅5年多后，徐志摩就遭遇飞机失事身亡，两人在婚内未留下任何子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