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发现三星堆文化！（仁智）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
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
3月21日，4号坑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保存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但目前已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
2021年5月28日，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发掘收获颇丰，截至目前，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已出重要文物一千余件。
此外，三星堆遗址将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加快建设三星堆国家遗址公园。9月9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四号坑再发现等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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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
斧形金器，是三星堆五号坑发现的最重要的金器。
大铜面具，是由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2021年9月9日，向公众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阶段性的重大
金面罩，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中出土的金器，宽28.5厘米、高17.4厘米，净重97克，整件器物保存相当完整。
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遗址）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又名禄丰古猿化石产地，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城北9千米的上石灰坝村后庙山坡南坡上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遗址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西侯度遗址是中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
金牛山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永安镇西田村村西金牛山，金牛山是辽东半岛中部沿海平原上的一座拔地而起的孤立山丘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2000年，所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2]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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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曾出土大量罕见文物，发掘途中就被专家叫停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
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
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
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2022年2月，据从国家文物局消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
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个“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工作，K7、K8发掘工作也已过半。
至目前，6座新发现“祭祀坑”已经出土编号文物11000余件，而近完整器超过2400件，其中铜器870余件、金器510件、玉器45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00余根。[43]
2022年6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的“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重点子项目之一-江津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收获：
大量具有地方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陶器、石器出土，丰富了重庆地区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学内涵，也为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在川渝地区的传播以及重庆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变过渡问题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藏
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以来，
三星堆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
三星堆究竟为何消失？
三星堆青铜器矿料以及象牙和海贝，
究竟来自哪里？
30多年后，
伴随着三星堆6座新的祭祀坑的发现，
新一轮考古发掘
以及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
也由此展开。
日前，
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在成都举行，
长期关注三星堆考古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
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研究侧面出发，
分享他们对三星堆考古的文化史意义、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艺术、
三星堆国家的特征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三星堆的部分秘密，
有望随着他们研究的进展，
而不断得到解答。
孙华：三星堆国家可能由两大集团分权而治
三星堆青铜器，神秘诡谲的气质令人惊叹，也让人为之好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出如此充满想象力的器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中表示，三星堆可能有两大贵族集团分权而治，并且极可能对周边区域进行强力管控，最终导致同时期其它聚落的凋敝。
辫发族和笄发族
可能占据社会主导
三星堆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这个曾经雄踞中国西南的王国如何运行，只能通过考古材料进行推论。在孙华看来，三星堆发现的8座祭祀坑，埋藏着丰厚的历史信息。
“8座坑的埋藏物，应该是三星堆国家神庙内的一整套像设、陈设和礼仪用具。无论是真人大小的青铜大立人像，还是铜人头像等，表现的都是不同等级、不同社群、不同职业的三星堆统治阶级成员在祭祀场所中的形象。”孙华认为，当8座坑全部发掘结束并将文物全部修复，将对认知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构成提供重要信息。
事实上，从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祭祀坑，学者们已经发现不少端倪。“比如这些坑里真人大小的人像以辫发者占绝大多数，笄发者数量较少，二者的比例分别大约为80％和20%。如果这些人像是三星堆都城内贵族阶层的写照，从这个统计数据，我们会得到三星堆国家的统治者是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并且辫发社群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孙华还发现一个细节，三星堆出土青铜像中，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或具有神话色彩的单体铜像全部都是笄发者。“这可能说明，在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内部，笄发和辫发社群的分工不同。笄发社群有可能掌握神权、从事原始宗教职业，他们构成了三星堆王国祭司或巫师一类的神权贵族集团；与此相对应，三星堆统治阶级中的辫发族，或许更多是从事行政事务并掌握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集团。”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还曾分别出土过两件青铜杖，攀龙铜首杖和鹰首杖。在孙华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权杖应该分别持握在拥有世俗行政军事权力和拥有宗教祭祀权力的贵族首领手中，是不同权力的象征。
当然，三星堆国宝级文物-金杖，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富。金杖刻画的图案最下方是两个人头像，他们头上两两相对排列着四根带羽箭，每根箭的前端射入一条鱼的头部，箭杆的后面还各有钩喙的鸟一只。更有意思的是，金沙遗址也曾出土过刻有鸟和带箭鱼图案的金带。在孙华看来，这些图案的反复出现，显然不只是一般装饰，“而很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一个徽号。三星堆的金杖将两个徽号放在一起，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两个社群或族群联合的意义。”
三星堆博物馆藏，拥有实行国家暴力的武装力量
三星堆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但除了极小部分卫星邑聚集在三星堆古城周围，在更远处的岷江冲积扇，基本不见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相反，无论是更早的宝墩古城遗址，还是更晚时期的十二桥文化遗址，其数量和密度都相当大。三星堆文化聚落模式的这种异常现象，孙华认为很可能与三星堆国家中央对地方的严酷管控有关。
“三星堆国家有可能采用强行征收地方聚落粮食或财物的方式管理地方，这种超经济的掠夺破坏了三星堆都城区域以外村社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造成了村落的凋敝，人口的丧失。”
三星堆出土文物，留下了诸多蛛丝马迹。
孙华说，三星堆除了辫发族和笄发族，还有散发的小铜人像。他们有的穿着华丽，可能是被俘获的其它国家或族群的贵族；有的人穿着相对简单，可能就是被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一般人民。“但是这些人在三星堆铜像群中，大都从事着负重等劳役工作。比如4号坑的立发跪坐小铜人像，就是屏风的底座。”
▲4号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
如果三星堆能够对周边区域实施强力管控，那一定已经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这才能解释四川盆地以及更遥远的川西北高原甚至云贵高原前缘地带，为何一度分布着许多城邑和村落，但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就没有遗址或极少遗址。然而，三星堆迄今为止，并无实用性青铜兵器出土。
孙华表示，三星堆的几座坑，其实也曾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非实用性铜戈，它们可能是在举行宗教祭祀仪式时发给参与仪式的相关人员使用。但这些礼仪性青铜仪仗以及带鞘剑和玉剑，却依然可以折射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因为它们可能就是仿照三星堆人的实用铜戈铸造，或以实际的铜戈为蓝本改造、简化和美化的产物。”由于这批仪仗铜戈数量较多，孙华推测，三星堆的军事社群可能就是以戈作为主要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孙华认为三星堆极可能已有象兵。
至目前，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已有数百根，他推测：“当时三星堆人应该捕获甚至饲养着大量的大象。”那么，如果三星堆人已经驯化大象，“就不能排除他们将大象用于军事的可能性，或许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就有乘坐大象作战的部队。”孙华介绍，三星堆一直与商存在着联系，《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一般都解释为商人乘坐着大象，去征伐叛逆的东夷族群，“那么三星堆军队也有乘坐大象的分队，也就并不奇怪。”
段渝：
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三星堆文物的造型与图样来自哪里？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在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高端论坛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段渝以《三星堆文化与艺术》为题，透过三星堆文物的偶像式构图与“英雄擒兽”等图案，指出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之间或许存在关联。
三星堆文物中
有中国别处不多见的“偶像式构图”
“史前，在西起比利牛斯山，东到贝加尔湖的广大欧亚地区，存在着一种所谓‘偶像式构图’的艺术形式。”段渝首先向观众展示了一件被称为“大地之母”的史前文物，其鲜明的女性形象表明，人类的偶像式构图传统从史前时期即已开始，“进入历史时期，在近东、中亚到南亚的文明中，又发展出一种与偶像式构图形式相并行的‘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中国目前仅在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过与史前偶像式构图相呼应的文物，而在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和长江流域考古中，迄今没有类似发现。
对此，段渝表示，“在先秦时期的中原诸夏中，是不奉行偶像崇拜的，所以我国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多是以动物和饕餮像为主，零星出现的人物像也主要是以小型塑像和人面具为主，没有大型人物造型。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青铜纹饰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仍缺乏偶像式以及具有故事情节的造像和雕塑。因此，有观点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不存在偶像式和情节式艺术形式。”
然而，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上下四层的青铜神坛、八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二号坑玉璋祭山图案，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璋等，却让考古学家发现了在中国别处并不多见的偶像式构图和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整个三星堆青铜制品，包括青铜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植物雕像，如果仅从单件作品看，大量的是偶像式构图；但是这些单件的青铜制品之间是成组成群的组合关系，它们的功能也是集合性的，必须把它们集合到一起才能充分认识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整个雕像群具有可展开的情节性。”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段渝表示，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在艺术形式尤其是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盛行具有连续、成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图案，并以这些连续、成组的图案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世界观等，“同时，这也表明古蜀文明拥有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了独特的知识体系。”
“三星堆文化运用连续性分层空间，从而构成故事情节或场景的立体性和完整性表现的艺术手法，与近东文明的手法有相近之处。”段渝表示，商周时期古蜀文明这种富于形象思维的表现特征，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凝为传统，成为蜀人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个显示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关联的，是三星堆金杖图案所体现出的“英雄擒兽”母题的变体。段渝表示，中间一人或物、两旁各有一兽的“英雄擒兽”是近东文明中常见的一种图案，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类符号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并不鲜见。不过到了巴蜀，这类图形中间的人形和两旁的兽形也均已发生了简化或变化，图形有所演变。”
这类变形的“英雄擒兽”图案，在古蜀人的世界观中有什么独特地位？段渝分析称，“这类图形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的是‘英雄擒兽’，在中国商代则演变为家族的族徽，而在巴蜀文化中则有可能是家族的族徽或表示其他特殊含义。”
段渝通过考察此类带有“英雄擒兽”母题的文物空间分布情况后发现，铸刻有此类图案的巴蜀青铜器和巴蜀印章，在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区广泛分布，“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古代西南夷和巴蜀文化的空间范围内，而西南夷青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巴蜀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若在地图上把铸刻有‘英雄擒兽’母题图案的青铜器或巴蜀印章的出土地点连接起来，其所呈现的路线就是今日学术界所称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图。”
段渝认为，不论偶像式构图或情节式构图，还是“英雄擒兽”母题图案或带翼兽图案，“这些艺术形式均如此之早地出现在古蜀地区，表现出三星堆古蜀文明独特的艺术内涵，也表露出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在艺术形式上的某种关系。同时，这些艺术形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表明学术界应当对先秦时期中国没有这类艺术形式的看法予以修正。
”想了解三星堆文明的未解之谜吗？四川省社科院段渝研究员专著《发现三星堆》值得一阅！
前不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读书》栏目中，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分享2021年度中国好书11月榜单。四川省社科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段渝研究员的专著《发现三星堆》上榜当月10大好书！
四川省社科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段渝研究员：
这是一部科学、系统反映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研究成果的大众普及读物。
全书四色印制，彩图600余幅，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
全书从三星堆-文明的重现、神权政体与文明、神权政体的运作系统、古蜀文明与夏商文明和长江中游文明、古蜀文明与欧亚古文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等方面对三星堆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贸易等经济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对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明以至西亚古代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现三星堆》将深奥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具有学术高度，又具有普及性的特点，以科学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神秘的古蜀文明，并对笼罩着三星堆文明的诸种未解之谜给予了妙趣横生的科学解释。
在节目中谈及《发现三星堆》这本书的特点时，顾青说，首先是作者牛，段渝研究员对三星堆文化不仅能从专业角度切入，同时还能从大文化和大文明的角度进行解读；
其次是书籍内容深入浅出，这本书把很多考古专业知识和奇奇怪怪的人物造像解释得特别清楚。
王老师曰：
段渝教授作为长期研究三星堆的学人，此文仍有遗憾。一，没有从三星堆文字入手分析。据信近年有文字材料发现而不公布。但过去已公布了七个字符。
其中有僰人证据，并且跟渝南黔北考古发现相联系。
二，分析中想象成份居多。三，仍持中原中心论加西亚影响论，我认为应该是西南夷与侵入鱼凫人长期食盐战争所致。
四，提到南方丝路而语焉不详。
五，三星堆的起源与渝南贵州川南的本土文化密切相关，文章对此系空白。
六，断代仍然是以商朝为准，三星堆文明七千年，寒江雪博物馆有实物和科技测年。
七，三星堆的确存在神权统治，但这个神权是基于吴越部族和巴虎部族外婚制的虞朝，舍此便流为空泛之论，意思不大。
八，虞朝又名开明天竺帝国，文章注意到古埃及出土了中国丝绸残片，而没有关注越南已出土了三星堆文明玉璋等礼器。因此，虞朝天竺大帝国是一个包括大西南，东南半岛，印度次大陆的跨大洲的超级帝国，是长江文明的杰出代表，为黄河文明望尘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