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论红色经典《大刀记》再解读的特点和意义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部分作家处于沉寂状态的“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中，郭澄清却借助于《大刀记》跻身中国当代文学名作家的行列。而在“革命文学空白论”等观念的影响下，学界对郭澄清文学世界有了一次新的认识和阐释，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新的遮蔽甚或误读;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界再度重释包括郭澄清《大刀记》在内的红色经典，此时的“再解读”重新阐发了其所具有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对郭澄清文学世界的这一曲折认识过程和认知特点，文学史家朱德发等称之为“郭澄清现象”。其后学者张丽军等指出，郭澄清自1962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里以“逆生长”的姿态，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印迹。郭澄清用具有“狭义精神”的民间话语为底层人民发声，并在这其中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丰茂的文学绿洲。但数十年来，批评界和研究界对郭澄清及其创作的研究缺乏有力的成果。而这种状况到了新世纪之初，开始有了转机。2006年在山东德州即作家的故乡召开的“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就是一个新的标志;同年《文艺报》推出的系列论文，对郭澄清及其《大刀记》进行了新的研究。其中，以吴义勤为代表的青年批评家对郭澄清小说的重新阐释和解读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学界的相关研究。郭澄清研究的再度活跃还得益于《郭澄清短篇小说选》的出版和《大刀记》的再版，特别是2019年9月《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同年12月，“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召开。这些文学活动均说明郭澄清及其代表作《大刀记》的研究迎来了新的契机和局面。当然，大的时代背景是促成《大刀记》这部红色经典在其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能够再度引起学界和读书界的关注的更重要因素。《大刀记》是一部将家国情怀与英雄主义相结合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家庭、亲情和友爱伦理为纽带展开叙事，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性裂变、社会变迁和底层人民为改变被压迫受屈辱命运的抗争。郭澄清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在“文革”之前，但由于它诞生于特殊的“文革”时期，因此重新审视《大刀记》，梳理近半个世纪以来批评界、学术界对郭澄清及其《大刀记》等作品的评论和研究状况，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时期郭澄清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的深层关系，有助于我们改变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已经形成的既有观念，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展未来郭澄清及《大刀记》文学世界的研究。
一、“大刀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大刀记》的主题凝练与人物塑造
类似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的保尔•柯察金这一艺术典型，并非将其钢铁般的性格看作是天生的，而是让其在刻苦学习与严格律己的环境中进行锻造，郭澄清创作的《大刀记》的主人公梁永生的坚强不屈性格的形成也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锻造过程。梁永生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并非朝着某种既定的方向发展，而是顺应故事发展与作品所建构的世界的逻辑去经受磨炼，去展开行动，最后成为率领农民群众走向武装斗争和革命征程的领头人。他 11 岁便踏上漫漫的长达数十年的“炼成之路”，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挫折，但他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生目标始终未变，开始时是为自己家庭报仇，到了后来则是为整个底层百姓争取公义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梁永生由狭隘、偏执、充满个人复仇的怨恨心理，转变成为了更广大阶级的自由解放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梁永生的成长史在当时的确代表了一代人的选择和命运。当面对强大的恶势力时，只靠单打独斗、自我奋斗是很难成功的。只有置身于整个社会解放的大我，小我才能如鱼得水，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为千千万万其他被奴役受迫害的民众的自由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因此，可以说《大刀记》是主人公梁永生“大刀精神”的“炼成史”。
在这条道路上，有大刀这样革命的武器和激烈的斗争相伴，更有温暖的亲情与纯朴的友爱相随。在某种意义上，《大刀记》是一部“成长小说”。按照巴赫金的观点，成长小说表现的是主人公“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
《大刀记》这部成长小说的价值就在于从历史和人物的紧张关系中去表现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梁永生“大刀精神”的“炼成史”反映了抗日战争年代农民阶级前仆后继的曲折斗争，也写出了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逐渐走上自觉斗争的革命和自由解放之路。对于梁永生而言，他的革命志士“炼成之路”是千万“姓穷的人民”的艺术写照，而《大刀记》不仅作为其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史。
2019 年 9 月 23 日，《大刀记》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这表明《大刀记》虽然是一部共和国前期的文艺作品，但在当下依然能使人们与历史之间发生一种微妙但又紧紧相拥的联系。《大刀记》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红色经典”作品，代表着一种时代心灵的主旋律，是一种以文学形式留存下来的、带有某种历史心态原汁性的艺术性文献。当人们通过这部作品回望历史时，不管是经历过的人抑或未经历过的人，总能带给他们心灵的震撼与悸动。理论家张法曾指出: “‘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作品可以联系起来。这些作品在回望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有了时代距离后的创作无法呈现的。”
《大刀记》呈现给当代读者的恰恰是这种“时代心态的原汁”，它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地讲述了深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在激烈的时代洪流中所发生的个人命运的变迁，以及自下而上进行反抗的斗争故事。
文学史家张学军认为，《大刀记》“详细地写出了父母双亡后梁永生到处漂泊的苦难生活，用一系列的故事，展示了梁永生性格的成长”。梁永生十几岁时亲眼目睹父亲梁宝成被地主迫害致死，他不得不远走他乡。从那刻起便在他心底撒下了复仇的种子。在年少之际他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楞葱”，并时刻将“穷人不怕死，怕死别活着”的谚语挂在嘴边。当疤瘌四假借向天祈雨之事向老百姓搜刮钱财时，小小年纪的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只为满足私欲的丑恶嘴脸; 在黄家镇谋生时，面对民国委员他也毫不怯懦……虽然小说中的“主角光环”有些许的强烈，但梁永生作为一个政治性的英雄人物并非完全脱离实际。通过塑造“农村新人”的典型形象来表达一种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使得郭澄清笔下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显得环环相扣、合情合理。好的小说“读起来或看上去各方面都是自然而然，人物不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而行动，而是道德感地行动，作品的体验表现也不是观念的逻辑展现，同样是道德感的表现”。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小说，因为作者在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以及对整体情节的安排上尽力追求融合自洽、自然而然的境界。
在小说中，梁永生个人意识觉醒在先，经历磨炼最终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在后，其仇恨也从一开始的杀父之仇上升为民族之仇。这与赵树理所说“不是一个觉醒的个人，而是生活在有一个意义秩序共同体的成员”显然极其类似。可以说从高黑塔到长工，从长工到长工的儿子梁永生，从梁永生再到大刀队，《大刀记》传承的历史记忆是从报一己私仇( 个人抗争) 到团结群众( 共同抗战) 的过程。大刀的主人们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斗争，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凌辱的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一个缩影。由个人意识上升为集体意识，便有一种“主体钦慕式”的认同感掺杂其中。梁永生所选择的反抗行为和革命道路显然对周围的农民兄弟有着一种“主体钦慕式”的认同感召的模式效应。当人们看到梁永生手拿大刀向地主砍去并血染龙潭时，小说中千千万万“姓穷的百姓”便开始由衷地发出感叹，并进而效仿。当然，革命暴力的时代需要一种整体的氛围。几乎整个 20 世纪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革命的洪流裹挟着几乎所有的人们，而那些底层的农民恰恰就在这个革命时代成了人数最多、也最虔诚、最具力量的阶级。从现代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的颠覆性革命正是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一方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当然，具体到《大刀记》中的梁永生这一人物形象上，他逐渐走向革命的人生历程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征程的时代性及历史必然性。读者总会钦慕那英勇的、美丽的、神圣的、贤明的方面，而唾弃与这些相悖的、背道而驰的方面。这一点，就是为何小说中的农民群体在面对梁永生血染龙潭时纷纷叫好，也就是为什么梁永生最后追随革命队伍而放弃仅仅为了报一己私仇的私欲的原因。
由于时代的原因，《大刀记》的出版历程可谓十分坎坷，是改之又改、删之又删，最后才勉强出版。
虽然作家已经尽最大努力极力保证作品之于生活的原汁原味，但不可避免的还是带有那个特殊时代主题先行的迹象。这是由于当时政治干预的直接结果。这使得作家的“眼中之竹”“手中之竹”与“胸中之竹”①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在当代前三十年文学中，政治往往凌驾于文学之上，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诉求往往被高昂的革命热情所替代。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的追求往往被新式文以载道思想所压倒，人物形象塑造往往表现出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倾向。值得重视和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大刀记》在如此情势下依然保持了对农民生活真实生动的描写和对农民阶级命运真挚深沉的思考。在《大刀记》第一部中，作家借少年梁永生的眼睛看待整个农村社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梁永生的认知面不断拓宽，其自身也完成了巨大的蜕变。正是由于作家意识到了农村、农民问题的严峻性，所以在初稿中他将乡村激烈的矛盾斗争表现得非常充分，可谓淋漓尽致。即使小说后来经过了很多“校正”“修订”，但在第一部中主人公梁永生在现代变革维度上还是具有很强的新生性、革命性、真实性。这实在是作家郭澄清尊重艺术规律、美的规律来进行创作的收获。这一情况和柳青的《创业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艺术水准上都是第一部远超后面的第二部( 第三部) 。
二、新时代的“侠义精神”———《大刀记》的“大刀精神”
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②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先秦时期形成的侠文化、侠义精神，遂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打抱不平、锄强扶弱、仗义疏财是‘侠’的最基本的内涵，它体现了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抗争，对强权的反抗，也表现了对弱小者的扶助。”侠义精神就是在此意义上不断发展，其内核也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被注入新的营养。明清时期，带有侠文化意味的经典小说《水浒传》被明令禁止在市面上流通。即使如此，《水浒传》依旧在民间流传不衰。人们以“侠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水浒传》时，发现其对后世的侠义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世《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继承了这一传统，到了现当代尤其是在港台地区，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家，则将这一民族文学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现代文学史家陈平原指出: “侠的观念是一种历史记载和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和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这一概括准确地把握了侠的观念的特征。自五四时期起，由于鲁迅、茅盾等人的批判，武侠小说、侠义文化遭到轻视。当然鲁迅等人的批判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在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创作中，我们也不能忽视侠义精神、侠义文化之于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深刻影响。从民族精神到艺术形式，侠义文化、侠义精神都渗透其中。即使进入了新时期和新世纪，像当代知名作家莫言还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带有侠义精神的小说，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当代红色经典小说《大刀记》正是延续和发扬了古之侠义精神的长篇作品。“大刀精神”可谓是“侠义精神”在现当代的继承和体现。正是和传统的侠义精神息息相关、血脉相连的大刀精神，增强了这部当代红色小说的历史深度和艺术魅力。作品所寄托的大刀精神通过梁永生这一形象在抗日战争年代的具体显现，表现出了农民阶级面对国难家恨和社会不公时希望民族解放、正义伸张、获得自由幸福的朴素愿望。
侠义精神之于小说主人公梁永生形象的塑造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出生、成长于鲁北平原的梁永生身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侠义精神。他的性格的最大特点是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他面对巧取豪夺的疤瘌四，小小年纪便有了反抗意识; 面对强抢民女的土豪，单枪匹马救出少女; 面对趁火打劫的地主阶层，直接刀劈，将大刀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与《水浒传》中齐聚一堂的各路梁山好汉在面对以官府为代表的邪恶势力时奋起造反起义、追求公平的侠义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大刀记》中，故事开始时的梁永生只想报一己私仇，但是在复仇的道路上他逐渐意识到斗争不是一个人的事，比家仇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新生和自由解放。小说通过“大刀”这一意象和梁永生这一典型人物形象书写了一部中华民族斗争与苦难相伴而生的史诗。同时，小说又以民间化的艺术形式对“大刀精神”进行了有效的表达，接通了当代“大刀精神”与传统“侠义精神”。两者都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在接受层面吻合了大众读者的接受心理和认知层次。由此可见，《大刀记》虽然在情节上套用了“官逼民反”的叙事模式，这一点与《水浒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在叙述上更闪耀出一种“红色”的光辉，这种光辉是历史的积淀，更是时代的烙印。时至今日，《大刀记》中的苦难历史和生活已成为过去，但大刀精神作为鲁北地区的文化载体，对于齐鲁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而言却有着永不过时的文化冲击力。大刀精神作为“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保持审美张力平衡的艺术典范，内蕴了现代性审美价值取向的‘诗史结构’”，这对当下人们文化品性的积淀与民族心理结构的重塑具有重要意义。陈思和、王光东等学者认为当代前三十年的民间文化既包含了来自劳苦大众的情感、理想以及立场方面，又包含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等方面。“此民间文化形态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因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权力一直把乡村民间作为改造的对象，同时要求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贯彻其思想，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现实社会秩序的构建。”
“文革”时期更是如此。因而，这种秩序的重构落实到文学创造上便成了一种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呈现“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通过表现“阶级斗争”的方式来突出主题，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往往化作政治观念的载体。如描写贾永贵初次出场时，“看其身形，就像条长虫脱生———尖头顶，细脖颈，溜肩膀，水蛇腰，驴脸猴腮，两根齁细精长的罗圈腿儿，约占身长的三分之二”; “再观其面目，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这副脸谱儿，再叫他那黄表纸般的面皮一衬，简直像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尸壳”，虽然描写具体，但就其人物形象而言还是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法达到“陌生化”的效果。“红色经典”作为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文艺模式，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社会历史紧紧相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即当时的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
一方面，在《大刀记》中，“大刀精神”背后的共产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 另一方面，在作品中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主旋律。“这种对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受到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制，同时也把丰富的历史压缩成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既能反映出中国现代性的主题，又能反映出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从而构成了《大刀记》戏剧性情节的主调，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则构成了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大刀精神”较之传统“侠义精神”，其背后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作为形式因子在当代更为活跃，因为在“大刀精神”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红色经典”的真诚性与青春性。如今的时代已经由对文学的膜拜转向了自媒体、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时代，而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正在遭受着冲击和嘲讽。人们已经从天真、自律转移到了孤傲冷漠和娱乐至死。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像《大刀记》等红色经典所描绘的历史场景已然远去。乌邦托作为曾经的理想之地，在红色经典中比比皆是。《大刀记》所描写的鲁北地区也已经远遁，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普通百姓为了生存而建立的新的世界观、新的价值观。
《大刀记》以作者与其所描写的文学世界、文学人物的真诚性和青春性，仍然可以让沉溺于当今世俗世界的人们寻获一种超越了一己之狭隘性的精神。在“大刀精神”中与真诚性和青春性密切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以使身处物欲横流、娱乐至死时代的人们在某一瞬间感到心头一震或怦然心动。这是《大刀记》这一红色经典让人依然莫名激动的因素，也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
三、要有“庄户味”才够纯正———《大刀记》的民间叙事
《大刀记》自诞生至今，在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界引发了恒久的思考。有理论家指出: “在整个‘文革’文学的公开创作中，郭澄清的《大刀记》属于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文本，尤其是他在当时那样一个接近于癫狂的年代里，带给我们的是清醒，是冷峻，它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重新思考。”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冷静的、中肯的。这部“重要而有特色”的小说文本，以其富有特色的叙述、描写和抒情的话语，为那个特殊时代留下了一部堪称杰作的艺术作品。在极力推崇“人民的文学”的背景下，郭澄清坚守初心，毅然决然地离开省城济南，返回德州宁津家乡，扎根农村，在贫寒、落后的鲁北平原坚持文学创作。他认为只有回到他那农村小屋写出来的东西才够味，于是郭澄清拒绝变成带着羊皮手套的绅士学者，而选择成为双手粗硬起茧子的专家。“要使自己适应新形势，就必须踏踏实实地深入群众，不断地改造世界观。” 这一点令人不禁想到，柳青为写《创业史》而扎根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梁斌为了创作《红旗谱》而三辞官，孙犁一直自甘于“边缘化”的写作状态，等等。他们都是甘愿为了文学事业而舍弃官位和利益而扎根农村的当代著名作家。郭澄清之所以如此毅然决然地返回家乡，和广大农民吃住劳动在一起，并以此与农民再度打成一片，这与他最初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他的创作初期，由于受到了农村新人新气象的感染，他自发地进行文学创作，以求将那些教育人的事迹发扬光大。恰恰因其创作初期成名成家的功利性目的不强，而是凭借一腔热血来表达自己遏制不住的创作激情，将情感倾注于笔端，从而使其汩汩而出，从而使自己具备了在大多数作家相继“失语”的特殊时代里以“逆生长”的姿态填补了文学( 史) 的“空白”的独特能力。不过，空有创作激情并不使能其创作的作品被农民广泛接受，于是他开始进行反思。他意识到通过语言可以使自己的创作突破瓶颈期，他说: “一个英雄人物，他日常的言语行动，并不能完全把他高贵的品质表现出来，他那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往往要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更加感人得多。”郭澄清通过这种不断的创作、反思和再创作的训练与积累，力图利用民间语言描摹和塑造人物形象。如他这样写道: “咱是蚂蚱打食紧跟嘴，住了车辘轳便干畦; 一天挣不着钱，肚子就歇工。” 这样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语言既诙谐又生动，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尤其对于北方的读者来说，透过乡音而产生一种深深的共鸣和认同感。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书写乡村生活方面最具有影响的有两大创作群体: 一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二是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赵树理等山药蛋派作家群，以民间和传统文艺为资源，以社会某个时间段的焦点问题为中心进行书写，他们认为拿笔就是劝诫世人、扬善惩恶。而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是借助平凡生活的故事展现合作化运动中的人物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郭澄清则靠一己之力开辟出一条属于齐鲁作家的文学艺术之路。在郭澄清的作品中有些许赵树理和柳青等人的影子，但与他们迥异的是，他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的生存、生活现状。这些农民是处于权力斗争之外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苦大众。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对通俗语法、口语、方言等诸多元素的调用与融合之中，郭澄清小说变成了雕琢农民自身性格的利器。“在郭澄清的小说作品中，每个朴素的农民人物都在诉说着属于他们自身的话语，具有鲁北农民的共性，同时又有他们各自的个性。在这种语言艺术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整套完整自然的民间伦理秩序。这套伦理秩序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形态里方可建立，“空间( 加上时间)也是一种文化尺度……用来度量人们文化活动的距离和进程”。从空间上看，《大刀记》等郭澄清的小说作品通过对方言的准确运用而展现了一幅鲁北地区的社会的立体画卷; 从时间上看，郭澄清通过对人物的对话和场景的精雕细刻的描写而揭示了 20 世纪特殊时期的历史面貌。在创作过程中，主体将自我道德意识倾注于笔端，作品便显示出带有浓厚道德底蕴的民间伦理秩序表达，这一秩序在《大刀记》这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代表作中得到了充分显现。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不难看出郭澄清在《大刀记》中艺术地重构了鲁北农村地区的民间伦理秩序，并且深化了这种秩序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及其审美意义。
当然，尽管郭澄清已经尽可能地深入民间书写，但在“一体化”语境的影响下，依然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阶级斗争模式，这一点在《大刀记》第二部和第三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过来讲，历史包括文学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既有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必然受到大时代及其背景的制约。就整体而言，在特殊时期诞生的《大刀记》等郭澄清作品在表现鲁北农民的形象和语言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特色和魅力，让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也不得不静默地沉思进而佩服。正如著名现代文学史家朱德发所指出的，郭澄清“面对极左思潮的猛烈冲击，依然遵循美的规律创造小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看出作家富有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忠于艺术的良知”。朱德发用了“艺术”和“良知”来观察郭澄清及其小说创作，这是非常中肯、准确的。而吴义勤的观点则体现了年轻一代评论家的认识: “他( 郭澄清) 又是一个在时代的氛围中能够始终尊重艺术规律的作家，他总是力求在对时代素描中把艺术上的流失降到最低点。”在20 世纪 70 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依然能够遵循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艺术规律”来进行小说创作，实属难能可贵，至今仍然具有许多值得挖掘和阐释的文学史价值。两位学者、评论家不约而同地分别用了“遵循美的规律”或“尊重艺术规律”来评价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重要小说家郭澄清及其创作，的确颇具慧眼。这都说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郭澄清《大刀记》等小说作品依然具有可贵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结 语
法国学者奥施耶在谈到如何对待古典传统时指出，必须从彼时彼地去考察他们的原理，有所取舍，唯此才能对今日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大刀记》这部作品具有启示性意义。《大刀记》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叙事的主线索。郭澄清选择一个家庭作为描写对象，讲述其是如何被卷入历史的巨大冲突中，又是如何从个人仇恨向着民族大义而延伸的故事。作者在把握阶级和民族矛盾的同时，又倾注大量笔墨描写了那个时期的家庭伦理和乡村生活画卷。因此，《大刀记》的另一条线索便是以家庭、亲情和爱情为纽带展开叙事，这一条线索鲜明而富有特色地展现了齐鲁大地上的风土人情、人伦世故和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这些永恒的情感与传统的伦理相结合而相得益彰。《大刀记》在郭澄清的苦心经营下形成了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品格，这对中国新文学民族化、中国化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大刀记》带有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时要学会以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史学的观点”去评价它，即“强调尊重文艺的审美属性，关注文艺的历史内容，把文艺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审视和评价”。如此，就既坚持了艺术本体维度，又凸显了历史人文维度。因此，重温《大刀记》这一“红色经典”，梳理半个世纪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就不仅是一种对历史的缅怀，更是一种面向普罗大众的积极的审美姿态。
在当代语境中，我们需要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去打量整个现代化进程以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任何仅仅满足于单一维度的审美追求都是与这一需求背道而驰的。所以，这种高度而具全面性的重构策略应该是全方位的，需要“历史型文本( 史料体系) 、哲学型文本( 观念体系) 与文艺型文本( 形象体系) ”相结合，［4］而“文艺型文本( 形象体系) ”的建构自然应该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优秀文艺作品。
《大刀记》这一红色经典小说正是进入这种全方位重构的重要作品，它所具有的自然朴素的民间情怀、底层视界和侠义精神，同时代的革命洪流汇合成作品中浓郁而旺盛的生命力，涤荡着旧时代的污泥浊水。而梁永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所寄托的侠义精神、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正是这一时代革命的有力注脚和体现。与时代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汇合，正是当今时代所极度匮乏的。虽然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不免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但对于《大刀记》而言，在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里还有青春与人性在熠熠闪光，这些都使当代年轻读者在阅读接受时能深受感动并获得较为丰实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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