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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冀东平谷到东北鸭绿江边
——我的参军经历
(孙占江 口述,孙榭 整理)

早在1945年春季我就当了民兵,那是在黑水湾村北的金山上,主要任务是背着老套筒(汉阳造步枪)站岗放哨。那年阴历年过后,我跟前涝洼的亲戚王德银上金山上筛毛土,为了生活而冒险挣点钱。当时将军关、黄松峪还都驻着日本鬼子,所以不是天天去筛毛土。这期间,我在西涝洼参加了民兵,轮留在西山梁上背着汉阳造步枪站岗放哨,发现鬼子来了,民兵就埋地雷,有时还把地雷拴到玉米秧子上。就这样,除了站岗放哨埋地雷,算是在金山上筛了半年毛土,弄了一两多金子。
这年入秋没几天,日本鬼子也就投降了。那之后我没再上山,而是在家收秋、弄柴火。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一面与共产党和谈,一面搞摩擦,后来就发动了内战。1946年,共产党领导的冀东八路军(后来改叫解放军)开始扩军,我那时在上宅村给堂姐家放羊,就跑到上宅的招兵点报名。负责招兵的人嫌我个头不够高,结果这次招兵我没去成。
1947年开春,我在村里富农郭怀金家当小半活,跟着人家一起干农活儿。这年7月,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下令不许雇工,雇工被认为是剥削,郭怀金只好把我给辞了,我就回自己家干些农活。

1947年10月,我和村里的郝景路一起到平谷三区(靠山集)报名参军,区干部王茂荣专门把我们俩送到部队,三人从靠山集走到韩庄。那里驻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科大学冀察热辽第四分校,我和郝景路到总务处一报到,就算正式入伍了。在我俩入伍后的一个月内,村里又有八九个人报名参军,都和我们一样到第四分校当了兵。
医科大学第四分校有2000多人,分六个队,一队、二队、三队是培养军医的,四、五、六队培养护士和卫生员。入伍后,我先在第四分校总务处打杂儿。赶上星期天放假,总务处就让我们几个打杂儿的新兵给伙房弄柴火。
1948年2月初,第四分校从韩庄转移到蓟县团山子,在这里只停留了两天,2月9日过了阴历年又转移到孙各庄。在孙各庄停留一个多月,再向东转移到遵化县东陵。第四分校分散在康熙皇帝的景陵外的东沟圈儿(村)和南大圈儿(村),还有乾隆的裕陵东西配殿,慈禧、慈安的定东陵东西配殿。第四分校在东陵驻扎了三个多月,这期间赶上了北平国民党飞机的一次空袭。那是6月6日,冀东行署教育厅在惠陵召开“六、六”教师节庆祝大会,有建国学院的师生,还有遵化县地方上的一些师生,一共600多人。冀东建国学院是共产党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因为国共两军处于交战中,经常在冀东解放区内转移。那天前晌十点多,从西边飞来两架国民党的飞机,盘旋了一下,然后一前一后低飞,向会场扫射,当场死了18个人。飞机飞走后,一些人把伤员送到我们第四分校医院抢救,在医院里又死了4个人。这次空袭共造成22人遇难,30来人受伤。为此,共产党的报纸还谴责了国民党飞机对师生的空袭行为。

1948年7月,第四分校转移到青龙县南大地。在这里,我不再打杂儿,让我到三队队部当通讯员。一个多月后,又转移到迁西县龙井关。到龙井关后,总务处让我管四分校三队(400多人)的津贴和菜金,一个叫王松林的战士管采买。不到一个月,又从这里出关进入热河地界,转移途中赶上滦河发大水,都要坐船过河。过河后一路向北,由承德转移到了内蒙古赤峰的王爷府。到了王爷府,我又奉命回三队队部当通讯员。
四分校除去日常教学,各队开始脱坯搭炕,打柴,准备在这里过冬。没想到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刚过了中秋节四分校就接到战场救护任务,向前方转移,到了辽西省的北票县羊山镇。10月7日打锦州的战斗开始,我们四分校的六个队开赴前线,每个队分为两个所,接收伤员,每个所接收伤员八九百人,因为三队主要是外科,教授也都在三队,所有重伤员都转到我们三队。当时三队队长叫李步云,教导员叫李东。我和郝景路都在队部当通讯员。
1949年初,东北全境解放,大军主力陆续南下进关。3月,没有南下的四分校三队的一部分人组建了东北军区后方医院。我被调到医院的警卫排当警卫战士。后来这个后方医院归辽西省军区管,改名辽西军区卫生部。卫生部还下辖几个医疗所,医疗所为连级单位,住几个村,治疗伤员,每个医疗所配一个通信班。
我在医院警卫排两三个月,军区卫生部又安排我给司药长村松(营级干部,日本人)当勤务员,其妻子佐佐木(日本人)是医院的护士,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三岁,二女儿刚出生不久。组织上给村松配有防身的半自动手枪,是一把马牌撸子,平时他总是交给我保管。1950年初,国家允许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登记回国,村松一家四口要回日本去,临行前,他送给了我一支“人字K”钢笔留作纪念。他们走后,我被调到第五陆军医院。东北当时共有五个陆军医院,都属于前方医院。这时候正值选拔飞行学员,我和一个叫荆玉山的战士体检合格,报名要去上航校,但医院领导不放,结果没去成,想当飞行员的事也就告吹了。医院让我去当电话员,同时调去当电话员的还有蓟县的许春山、辽东省复县的赵振耕,我们三个人轮留守一部电话。当电话员半年,鉴于我平时的表现优秀,第五陆军医院给我记了一小功,立功证是时任辽西省军区司令员胡奇才(开国中将)签发的。
1950年8月,第五陆军医院调我到二分院,给教导员余新元当勤务员(老红军出身的余新元,13岁参军,后来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狼牙山反扫荡战斗和辽沈战役等。他1960年1月送雷锋参军,1977年1月又送郭明义参军。雷锋家喻户晓,创造了雷锋精神;郭明义转业后当工人,被喻为“当代雷锋”)。二分院这时驻锦州。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穿上人民解放军冬装没几天,因为保密和迷惑敌人的需要,又换上朝鲜人民军服装,第五陆军医院开始向中朝边境进发。中央卫生部还给我们二分院派来一位叫石磊的院长,余新元仍是我们的教导员。我和老家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宋德贵给余新元、石磊当勤务员。二分院在鸭绿江边上接收朝鲜战场上运下来的伤员,根据伤情,把伤员分派到第五陆军医院和其它医院。我们有两次是夜里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接收伤员。每次接收伤员都是夜间行动,在朝鲜那边把伤员集中在一起,白天隐蔽,每到晚上才开始步行或乘车返回国内,因为白天总有美军侦察机飞来飞去侦察,发现有志愿军活动很快就会派轰炸机对目标进行轰炸。
我给余新元当勤务员直到1952年6月转业。当时第五陆军医院领导根据我的家庭情况同意我离开部队回老家,并把我转业到通县一家国营企业。因为家事的拖累,我没能去单位报到上班,而是留在村里务农了。
我1930年12月出生,从1947年10月参军,到1952年6月转业回家,将近当了5年兵。当年村里前后脚参军入伍的那些人,大多数因为吃不了部队上的苦,经受不住战火硝烟的考验,开小差当了逃兵。我能坚持到最后,直到部队上批准我转业回乡,也算履行了一名革命军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一份军人的光荣。

(口述者孙占江,老复员军人,1930年出生,现住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郭家屯村。
孙榭,孙占江之子,1962年出生,工程师、作家。
2018年6月18日于平谷区金海湖镇郭家屯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