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不了的情爱 

——评于秀的《我在台湾 40 年》 

王业松 

有人说，阅读是一种消遣方式。所谓消遣就是把玩，就是消闲解闷，打发空闲。但是，我从来没有把阅读当成消遣，而是把阅读看成是求知、享受，看成是读者与作者的交流，读者与高人的对话，看成是一种修行。正如山西乔家大院的对联所写：“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 

本着以上的理念，我读了职业作家、央视《成长在线》特邀专家于秀的《我在台湾 40 年》。全书共 23 万字，写了 15 名台湾老兵思亲返乡的故事。在仅仅读了开篇《逃离台湾》，就被周云亭这位 78 岁高龄的老兵，冒着生死，绕道回到青岛探亲的壮举所感动。之后的几天，直到今日读完全书为止，我的心都被这些台湾老兵的人生遭遇和回到家乡的欢乐等等情节和情感紧紧抓住。 

1949 年，近 200 万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军队官兵（简称国军）。他们没有选择权利，被困台湾，离乡背井，妻离子散，有家难回，度日如年。直到 1987 年 10 月，台湾当局迫于形势才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 

《我在台湾 40 年》，通过作者的采访形式抒发了这些台湾老兵的 40 年的悲惨沧桑。 

一 离别之痛 

作者除写了这些老兵初到台湾的的十分苦难的生活外，重点写了他们的离别之痛。老兵周云亭已经 40 岁了，仍未逃过被抓壮丁一难。经过几天几夜海上 颠簸到了台湾。他“一想起在大陆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心里就针扎般的痛”，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终于在1987 年，78 岁的时候冒死绕道菲律宾、香港，回到了山东青岛的老家。 

老兵栾锡三，20 岁在青岛保安警备旅当兵，参加过抗日战争。1949 年被迫随军撤到台湾。孤身一人在台湾，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罪人。他回忆说：1986 年在台湾偷着给大陆亲人写第一封信时，“我三天几乎只写了一个字，那就是父亲的‘父’字。写下这个字，我的手就不住地抖，泪就忍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 

已经回过大陆探亲的老兵范春旺对记者说：每次回青岛老家一趟都有极大的安慰，因此，每次从大陆返回台湾后，“能睡半年踏实的觉，半年以后又睡不着觉了，我知道我又在想家了”。 

二 寻根之切 

作者在《我在台湾 40 年》中写了老兵的寻根之切。青岛籍老兵薛贵存对记者说：他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根”的观念，“大陆是根，这一点千年万年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不管他们在大陆老家有没有亲人，他们都想回家看看，想落叶归根，结束在台湾的漂泊”。薛贵存说：“以前觉得思乡盼归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情，可从儿女身上，我看到了那种永远无法割断的血脉，有了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两岸才能成为一家”。“但愿我们的后人，再不会承受这种有家却不能回的痛苦”。

老兵朱恒生说：在台湾老兵，“有的人攒钱，有的人锻炼身体，都为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回大陆看看，回家看看，这是一种老兵们到死也无法摆脱的情结”。 

河南籍老兵陈明礼对作者说：“我是被战争裹挟着改变了命运的，现在我的家在祖国大陆，我要是再不回去，就愧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愧对死去的爹娘”。 

最悲惨的是老兵施存成，离乡背井 40 年，好不容易等到有回大陆与亲人见面的机会，且已买了机票，但就在上路的头一天晚上因过于兴奋造成脑血管破裂而死于台湾。作者在书中评说：“他以生命为代价，最终却是望乡而不得归”。 

三 盼望统一 

作者在《我在台湾 40 年》中写了老兵盼望祖国统一的诉求。台湾老兵刘寿对采访的作家说：“台湾不管谁当政，维持三通都是历史的大趋势，这是两岸老百姓最强烈的愿望，我想：当政者不得不体察民意吧。我现在最盼望的就是祖国统一，那我会真正地回到家里来，哪儿也不去，我们一家人在那一天才是真正地骨肉团聚”。 

河南籍的台湾老兵陈明礼，虽然由台湾移居美国，但他一直认为他与中国 前往美国采访的作家一样都是中国人。他对作家说：“我现在对海峡两岸特别不满意。一个国家搞得这样恩恩怨怨的，只有让外人捡便宜去”。他说：“一家人就得像一家人，有些人为了政治还要把老百姓当作牺牲品，我相信今天的老百姓可没有几十年前我们这些人那么好说话”。 

四 创作手法 

此书的创作方法很独特，不是作者单纯的访问记录，而是每篇都有作者的采访感想。作者把自己的感悟穿插在篇中和篇尾，这样可以起到增加画面的色调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读者感到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共鸣，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并肩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创作方法，让读者觉得自然、亲切、直观，让读者置身其中，感受到台湾老兵的苦难，分享到老兵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欢乐。如作者在《寻子》一篇最后对被访者的笑声点评说：“说着电话挂断，只留下一串笑声。这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不光是婴儿的笑声最让人开心，而老人从心底发出来的笑声让人更加地快乐”。寥寥数语，让读者同样听到由台湾回乡的施张玉凤老人的笑声。此时的读者不再是旁观者，也不再是听书的看官，而自然的被感染为参与者，达到了作家、当事人和读者三方共鸣的效果。 

每篇开头都有引子。有的引子是本文的内容提要，有的引子写了采访的过程。引子有酝酿情绪、提示内容和引人入胜的作用。于秀写的引子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好像读者与作者一起在跑新闻，赶路程。作者在写老兵栾锡三的《熄灭的灯》的开头这样写着：“当我结束上午的采访，在炎热的午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庄镇夏庄村另一个采访对象时，车上的几个人都累得睡着了。这种不停地与陌生人相识相知又不停地与刚刚熟起来的朋友说再见的采访生涯，是不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很难一下子进入的状态，于是，累不光是体力的透支。”生动，真切，作者拉着读者跨大步，握着笔与作者一起赶路跑新闻了。 

作者在书中常常用今非昔比的天渊之差的创作手法抒发自己的心声，激起读者的情感，扣住读者的心弦。在《熄灭的灯》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栾锡三老兵40 年前在离开大陆时，“那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啊，有父亲、母亲，有年轻的媳妇和四个不大不小的孩子。相信那时候，多大的庭院都放不下那些孩子的喧闹。可现在那处静静的小院里，有年过半百却早已守寡的儿媳，有 80 岁才回转家门的老兵，寂寥得让人心里发慌”。

作者采访时也许用了录音机作为助手，但是文章并不就是录音机。作者成为一名雕塑家、画家，每篇文章都经过精心创作而成。 

《我在台湾 40 年》每篇都是精彩的记叙文，有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四大要素，但同时还有生动的情节，有对人物外表和内心世界细腻的刻画，所以，每个老兵的故事又似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作者描写阔别家乡 40 年老兵回到家乡时的近乡情怯的心情，本来切望一步就跨入家门的，但到了家门又不敢入，又不相信是自己的家了。好不容易见到妻子等家人，但又觉得生疏起来，不敢相认，欲拥还拒，欲诉还休。因为近半个世纪生死两不知无情的离别，一下子很难恢复人间本来应有的那种亲切。作者把这种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和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此时让读者想起唐代宋之问《渡汉江》的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可诗人与家人离别才一冬一春，而老兵离乡背井 40年了，当然情更怯了。 

作者要感动读者，首先自己被感动。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作者的被感动。 我的阅读过程，就是被感动过程。我常常付出热泪来分享作者的感动。 

我有时候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只读书中一篇文章，因为我要细读、研读、品读。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老人，作为一名情感正常的所有人，我的情感拉着我慢慢读来，有时也舍不得快读，因为我需要更多一点时间来分担去台老兵与亲人分离的苦，我需要更多一点时间来分享去台老兵回乡与亲人团聚的乐。 

读了《我在台湾 40 年》，让我想起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民国大佬于右任（1879--1964）在台湾写的《望乡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于右老虽思乡心切，但他也与老兵一样有家归不得，最后老死台湾。 

《我在台湾 40 年》中 15 名老兵的故事，主题突出。离别之痛，思乡之苦，回乡之乐，盼望统一，一条红线贯穿全书，串起一个一个故事，但又各自独立成篇，各有特点，各具典型。 

《我在台湾 40 年》是一本情爱和乡愁的颂歌，又是一本情爱和乡愁的教科书。如果有谁还不知道什么叫父母生育之恩，夫妻关切之爱，兄弟手足之情，朋友相助之珍贵，那就请读一读这本书。我们生在和平时期须知福，不能因得之容易而不以为然。 

五 作家责任 

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作品，因为她有作为一名作家的责任。中国 文学泰斗巴金说：“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策我，要我拿起笔。”本书作者也是带着使命采访和创作。她在《熄灭的灯》中写着： 

“这岂止是一次对往事的追忆。 

祖国、民族、家庭、责任。 

亲情、友情、爱情、乡情。 

已经被物质压榨得只剩下了欲望的现代人啊，总是要等失去才知道追悔，这样的怪圈我们还要走多少？” 

作者在倾诉她为什么来采访和创作，作者是在唤醒人们赶快结束这个有碍祖国统一，民族兴盛，家庭团聚，阻断亲情友情乡情的怪圈。再不能“等失去才知道追悔。”我们不能再让“那道海峡，制造了多少无法弥补的遗憾。”作者引用老兵栾锡三老人的话说：“我一直盼着的是，活着看到两岸的统一，这是我们这些台湾老兵最后的心愿了。”要让这种伤害“不应该再发生。” 

在谈到作为一位作家的责任时，于秀在书中这样写道：“那场分离带给人们的伤痕，它如山里的峡谷，深刻而永难愈合……李梁芬玉女士那低低的压抑着的吸洽声还在我耳边萦绕，让我想起的责任，把这段普通人的不幸真实地再现人们的眼前，为了和平，为了统一，为了不再有找不到女儿的母亲和失去了母亲的女儿----。这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了。” 

作者在书的扉页就大声疾呼，警醒人们：“值此东海、南海纷争不断之际，那些台湾老兵们的切身经历再次提醒我们：再也不要内耗，再也不要骨肉分离，

亲痛仇快……” 

六 适逢其时 

我阅读《我在台湾 40 年》时，正值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重要讲话。讲话对台湾同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提出 5 点主张，表明“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毛主席在 1958 年时说：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当时，形成了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阐明了中共中央当前对台的大政方略，与过去几次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内容一脉相承。1958 年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毛主席亲自写下的《告台湾同胞书》，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非针对台湾同胞”。“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秉承民族大义，呼唤祖国统一的主题，跃然纸上。 

回顾 5 次《告台湾同胞书》，读了国家最高领导人2019 年 1 月 2 日的讲话，联想到 2012 年 11 月出版的《我在台湾 40 年》，更感到于秀创作出版此书的重要性和作用的长远性。从采访到出版发行，作者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对台工作。《我在台湾 40 年》，不但没有过时，而是适逢其时。好书永远不会过时。 

在此文的结尾处，我想再写几句社会上民众早就想说的话：1949 年，蒋介石的“国军”败退台湾，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而已。但是，蒋氏父子在有生之年，却完全可以主动地把台湾带回祖国怀抱，他父子有这样的能力和机会。但是，他父子以恩怨代替了民族大义，他没有这样做，给后人留下了今天仍未解决的中华民族创伤，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自己也沦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讲话中呼吁“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历史创伤”。笔者认为，这个历史大任，不会再留给下一代的两岸中国人了。 

作者简介：王业松，1934年出生于江苏泗阳，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公安部外事局、教育局任处、局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安市作家协会会长，出版王业松文集六卷，百度收藏。在国家级、省市级媒体平台发表散文作品三千多篇，是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散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