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新学先驱李端棻
荣归故里又逢春（仁智）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芯园，贵州贵阳人，同治进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李端棻是贵阳人，晚清戊戌变法关键时刻，出任礼部尚书。
在中国近代大历史的视野中，他是近代中国从旧体制内部站出来挑战旧体制的改革先驱；是从边远封闭的贵州走向全国，积极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个黔人。康有为称他“抗疏维新冠九卿”，梁启超称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然而，对于李端棻这个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众多的中国近代史重要 著作几乎都忽略未入视线，这是令人遗憾的。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列举了参与和支持维新运动的各派代表人物达数十人，维独对李端棻不着一笔；
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逐日罗列百日维新期间一系列变法举措和组织措施，独独未提及李端棻取代守旧派大臣，出任礼部尚书这一重要人事变动大事；
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用大量篇幅记述维新变法，也基本上见不到李端棻的身影……
大臣言新政第一人李端棻，
他被认为是“大臣言新政第一人”。从近代中国历史大背景和维新运动大局看，这种从统治集团内部高层出现的变革家，不仅是戊戌变法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中外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最可宝贵的内部动力与政治资源。
提起戊戌变法，无人不知康有为、梁启超，然而，以他们为代表的维新派都是体制外的民间社会先进分子；
光绪皇帝是变法的最有力的主持者，他是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
然而，以他为代表的帝党势单力薄；
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后党，则是一帮满洲贵族和掌握中央及地方军政大权的高官，势力很大，举凡内政、外交、人事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大都受后党所掣肘和左右。
在这形势下，体制内十分需要有眼光有胆识有威望的大臣挺身而出，辅佐光绪皇帝推进变法大计，李端棻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晚清官员中支持维新运动的当然不止李端棻一人。
比李端棻名气大得多的帝师翁同龢也是体制内人。
他对康梁等人以及变法若干举措也给予支持；
他还是光绪皇帝与社会上维新派的沟通者。
但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未超越富国强兵的范畴，在政治上，主要意图是通过变法实现光绪皇帝亲政。
一涉及激进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翁同龢就未能超越其阶级局限性。
即令如此，翁同龢也为慈禧所不容。翁同龢被罢黜，光绪帝如断其臂，身边缺少辅佐新政的元老级重臣。
于是，老臣中唯一极言新政者李端棻便被光绪看中。
戊戌七月十七日（1898年9月30日），破格将李端棻擢升为礼部尚书。礼部位居六部之首。按惯例礼部尚书要由侍郎迁都御史再升工部、刑部、兵部尚书，才能转调任礼部尚书。
可见，光绪擢升刑部侍郎李端棻，是非常之举。
“言新政”，其内涵与政治目标也是各有不同的。
在晚清维新运动中，旧体制内不同程度、不同动机、不同阶段卷入支持维新变法的中枢大臣、封疆大吏不乏其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及政治主张与近代民主政治和维新思潮则相距甚远。
李端棻支持维新变法，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不算多。
他上的折主要有两个：
一是《请推广学校折》一个是《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前一个折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的，时在戊戌前两年。
那时李端棻是二品大臣，职位是刑部左侍郎。
推广学校改革教育，本来不属于他刑部分内的事。
第二个折是《百日维新》中期上奏的，是专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其实，“言新政”不在言多，要在其含金量。
李端棻这两个折子，前者过去多有评介，但仅仅局限于教育改革范畴，未注意其中的政治改革思想。后一个折子，过去研究和宣传得不够。
《请推广学校折》一开头便尖锐地提问，为什么皇上号召选拔人才，“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又为什么二十多年来办了些同文馆，资学馆等，而效果不大？
他的回答是，那些洋务运动中所搞的教育设施，没有涉及“治国之道，富强之原”。
过去的译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对“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讲得很少。
李端棻所说的“道”“原”“本”，实质是政治改革问题。
深入研读《推广学校折》的全文，就可以发现，李端棻这折子决不局限于办学。
它的要害不仅触及封建王朝的用人制度和人才培训选拔方式，而且还包含了一系列开放思想、引进新潮、舆论公开、信息共享、政治开明等思想光芒或萌芽。
他提出“广立报馆”，通过现代传媒手段，使上面“无壅蔽”，下面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这就把办报与政治透明度联系起来。
这个观点在一百多年前出自一个封建官僚之口，令人惊羡！他主张翻译西方书报，把西方思想与潮流，通过书报“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反对官方垄断外部世界信息，“译之甚少，又未经印刷，外间未由得见”。
他是反对愚民文化政策的。即令是在器物层面的引进科学技术，他也主张一步到位，不能光引进一些陈旧的“卒于十年前之书”。
这些思想精华，在他那《推广学校折》中写得明明白白，李端棻的思想体系，岂止限于教育改革范围？
李端棻另一奏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其内容为：
请御门誓众，以定国是；
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
请改定六部则例；
请派各省通才办各省学堂。其中除第四项外，都是政治性的改革。
梁文云：“李端棻力主是议，梁启超与之极言，乃上言。”看出此折是李端棻与梁启超商议形成的。
梁启超是李端棻早在广东乡试任主考时发现的人才，并以堂妹嫁梁。此折更说明在变法重大政见上，李端棻已站在维新派立场上了。
一个重要人物之政治立场与政治观点如何，在用什么样的人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也最容易招来物议。
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军机几位新人，是他的重大政治行动，也是他在戊戌变法中精彩的一着。
变法失败，他被革职发往新疆，罪名也正是“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
当时各派要人也曾向皇帝荐人。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非常活跃，也把他的人推荐到光绪皇帝身边。
李所推荐的人，事后证明均维新坚定分子，其中，唐才常政变后流亡日本，次冬回国，1900年联络长江流域数省组织自立军，事败为张之洞杀于汉口。
李荐的贵州学政严修，政变后居天津，讲新学，是日后南开大学的奠基人。
从李端棻的选人用人路线，可见他的政治倾向。
棱棱傲骨斗新妆
李端棻在变法失败后的气节与坚持改革方向，尤其是体制内支持变法人物所罕有。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志士除了在政变后被杀以外，有的流亡国外，有的退隐消沉。
当了京尹大官的贵州人陈夔龙在他的《梦蕉亭杂记》一书中曾经描写了一个也曾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臣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见到陈夔龙时的窘态：
“满面流泪，并云：我非康梁一党，不知何故得以重谴。”李端棻同样发往新疆，事前还暗地为梁启超资助经费，让他流亡日本。
“迨逃至日本，（梁）任公带有李端棻所赠赤金二百两，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
”在甘州因病留寓时写的诗有句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遥悼菜市口蒙难的烈士。唐才常被杀于汉口后，李端棻闻讯写下《党祸》一诗：
“几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狄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戮辱逋囚无漏网，晋唐明宋有前车。汉阳渡口京都市，云散风凄日又斜。”诗人把唐才常被杀于汉阳与六君子血染京都相比，表达了无比的悲愤。
他还写《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悉翻贾祸机。
弥雉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为京都学生在变法失败后因继续议论时政而遭迫害表示愤慨，对朝廷“摧残国脉”表示抗议。
此时的李端棻，俨然是一名激进革命志士矣。
认识李端棻，他的《苾园诗存》是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料。李端棻晚年的诗，除一般酬作外，主要是两大类，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一是展望光明未来，两者都展现了他的政治思想日臻进步，精神境界日臻纯高。
他在贵阳公开讲学，宣传卢梭思想，孟德斯鸠三权鼎立论，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天演论等。这些启蒙思想在他的晚年诗中都有反映。
认识李端棻，不能不读其诗。李端棻晚年咏菊诗有句云：“傲骨棱棱谁得见，骨随时世斗新妆。”这是他的自况。他棱棱傲骨诚可贵，而他能够跟随时代潮流“斗新妆”尤可珍！
新学先驱李端棻在筑城故里又逢春！
李端棻在贵州省筑城王家巷讲学：“敢将孔孟比卢梭”……
当20世纪的大门开启时，地处祖国西南腹地的山城贵阳，还笼罩在落后、封建、闭塞的气氛中。街道狭窄坡坎多，房屋低矮破烂，男人们拖着长辫子，女人们缠着痛苦不堪的小脚，读书人摇头晃脑背诵着毫无用处的八股文，城市死气沉沉，这一切就是当时贵阳的写照。而冲破这沉闷空气给贵阳吹进一股时代新风的，首推做过礼部尚书的贵阳籍维新派官员李端棻。
李端棻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因为力主变法被授予礼部尚书要职。
礼部尚书可不简单，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及中宣部长。
李端棻当礼部尚书，是贵阳人的光荣，说明贵阳是有人才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撤职查办，“匹马秋风出帝城”，发配新疆。
李端棻苦赴新疆，中道感疾，留住甘州(今甘肃张掖)的老家治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赦回黔。
回筑后，李端棻不因官场失意和政治打击而灰心气馁，更不因年近古稀身体哀老而失望消沉。
他意气不减当年，在筑城故里又逢春：“犹复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已任。”
李端棻在职之时，曾经保荐维新名士严修为贵州学政，严修经过三年扎实的教育改革，使新学在贵州得以推行。
李端棻在严修推行新学的基础上，进行著书立说，进一步创办新式学堂，对维新教育理念进行亲身实践。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应贵州巡抚邓华熙的邀请，主持贵州经世学堂（原贵阳学古书院，今贵州大学前身）月课？
主持月课时，他以《卢梭论》《培根论》为命题，阐发西方民权、自由思想，把卢梭与中国的孔、孟相提并论。
学生们闻所未闻无所知，他耐心讲解，并让学生传阅他的学生及战友兼唐妹夫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介绍给学生。
讲课之余，李端棻在其筑城故里王家巷（今勇烈路）私宅召集学生讲学，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
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
同年，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在贵阳次南门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师范学校，于2009年并入贵阳学院)，以此作为发展维新教育的契机，李端棻以维新元老的身份作为创办该学堂的倡导者。
忆往昔，曾经的王家巷，现在的勇烈路就是李端棻的出生地，这里，是他幼年时抹不去的记忆……（这里省略两千字，可觅阅李运娥长篇小说《李端棻与梁启超》）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李端棻融会贯通各方知识，在贵阳发表了《普通学说》一书，这也是他在经世学堂的讲稿，得以帮助自学者学习。这在贵州教育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昭示“新学”进入贵州，宣告贵州地方性经学解体。
《普通学说》全书不过一万字，但内容很丰富，向当时处于落后、闭塞状况的贵州民众介绍早已在京津沪汉等通都大邑流行的“普通学”。
在《普通学说》中，李端棻指出读书有两种途径：
“一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一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
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详细阐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所开列的普通学课程，如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地文、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法制、经济、伦理等，无一不是实用之学，皆体现了李端棻学习西方文化，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主张。《普通学说》一书就是一部提倡“科学救国”的教科书，它对以后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和本土化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端棻又会同当时贵州名流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经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将原设正本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往次南门外丁公祠、昭忠祠、雪涯洞，改名贵阳中学堂，后又更名为通省公立中学堂(贵阳一中前身)。
其后，该校于南明河对岸河神庙地另辟新址，新建校舍，面向全省招生。
这所学堂是近代贵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师资最为雄厚的一所中学。而相邻此校的又一学校（今天的贵州省师范学院）也深受其影响……
这些学校大都成为推广新教育，传播新思想，培育新人才的基地，对促进贵州新的科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以后贵州的辛亥革命，不论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革命人才的培养建树，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端棻的行为，被守旧的贵阳封建文人视为“大逆不道”。事后，贵阳街头开始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其中有首写道：
“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
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李端棻大讲卢梭和培根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他让贵阳人开始认识外面的世界。这种冲破封建意识的启蒙作用，不可低估。
李端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伟大复兴的开拓者之一，
是《新学先驱》当之无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