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薄荷

（节选《送葬》）

 （二）

  王西兰

万利叔大声嚷嚷：“叫温娃来，赶紧请医生去!”没人响应。万利叔又逼问在场的大妈和大嫂：“温娃在不在呢?”大嫂说：“在。”

大妈说：“不在。”她们两个人同时说出，但内容却截然相反。

气氛变得难堪起来。

                                 ——题记

按万利叔和在场另外几个人的意思，眼下这情况应该由温娃哥出头请医生给母亲看病。因为这个病人是他名义上的母亲，也是实际上抚养他度过三年艰难时光的母亲。是这位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用纤瘦的手指剜针尖儿供养他上了三年中学，而他才得以如今每月挣四五十块钱票子。他在这位母亲面前曾经深情地说过长大以后要孝顺她的动人肺腑的话，现在作为他父亲的遗孀她成了一个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弱女人。她的只有六、七岁的儿子正是他一父同胞的嫡亲弟弟。

然而，近在咫尺却不能肯定他在还是不在。

“到底在不在？今个是星期天怎么不在?”万利叔说着放下他那条拐腿站起了身。他有些恼怒。

“打发人去叫，反正又不远，又不是到兰州几千里路。”如玉姨一旁助劲，话里明显有着讽刺的意味。

大嫂站不住，先去了。大妈坚持一会儿，也去了。

过了一会儿，大哥进来了，脸上有些不太自然。他进来就坐在炕沿上，唉声叹气。在病人面前这等表现不能说完全是出于什么心机，大家也默然不语。紧接着大妈也过来了,站在一旁，盯着大哥看。

他们为把病人抬去古城镇还是先从古城镇请来个医生争论不休。

大哥说，他骑车去古城镇医院，买几片阿斯匹林。病人主要是发烧咯。

“不行!”如玉姨断然否定,“得吃金霉素!”那时候金霉素刚兴起，村里人也已经知道了这个金贵的名儿。据说治的病很多，也有特效，当然价钱就贵。朴实的庄稼人一直就认为价钱贵的药就是最好的药，遇到什么大毛病就说要吃金霉素。如玉姨那么个文化人也落了俗套，开口就狠狠地要金霉素，好像要了金霉素就能解了什么气一样。

大哥张嘴要说，没说出口，大妈从斜刺里杀过来：“一瓶金霉素得几十块钱哩!”

西安女子师范优秀学生像当年应答课堂提问一样才思敏捷，立即回击：

“你问温娃那时候在兰州上学一个月学费得多少钱?”

万利叔看了看大哥，又看了看大妈，要说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神气是还有更难听的话，要等更关键的时候再说。

我们屋里眼看就要硝烟迷漫。

这时候母亲非常适时地清醒过来。经过一晚上的挣扎，她的神志开始有些恢复，睁开了肿胀的眼睛。她用眼神制止了箭拔弩张的如玉姨，摇了摇虚胖的头，又收了收下巴。如玉姨赶紧走近些俯下身子，听得母亲用衰弱的声音在交代：放在炕头的那口大箱子里还有几件较值钱的东西，可以换回一点药钱。她从被子里抽出手，无力地指了指炕角的一个竹蒲篮，里头有箱子的钥匙。

如玉姨打开了箱子，挑挑拣拣，有几件东西果然值几个钱：父亲的一件水獭领子皮短大衣，母亲一件咖啡色大团花缎子面、水围城洋布里的新棉袄，还有几件已经用不上的零碎。其中有一件惹人注目：一个银项圈，挂着一个银锁子和一个银盒子，制作颇是精巧。

母亲衰弱地点点头，表示她同意将这些东西变卖出去。

然而她又抬起无力的手臂，指着那个银项圈，慢慢摇头。

这个物件她不让卖。其实这东西甚至比那件咖啡色缎子袄值钱。

她不让卖。她非要让如玉姨把这留下。

“留下这捞什子做啥哩?”如玉姨恶声恶气的嚷，“一辈子不攒陈粮，几大箱子东西都扔到水里去了，这会自己要用却又仔细起来!”一想起母亲把几箱财物送给了三叔她就生气。她常常骂母亲有眼无珠。

一丝苦笑爬上了母亲的脸。在兰州把几箱财物送给三叔带回山西，她是心甘情愿的，回到山西家人们提起这事她还要谦逊地客气，不愿意领受大家的千恩万谢。和三叔反目成仇后，她也不想提起这件事来声讨对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说起这就没有气度。可是如玉姨快人快语嫉恶如仇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件事抖落出来，来说明大车门院里人的无情和负义。母亲想拦也拦不住，只好由她，只是仍要坚持她的意见。她微微地喘着，说出了她的想法。

她要将这个银项圈留给大哥的儿子。

大哥的儿子出生那天，正是清明。那个清明节是我们母子辛酸又惊怕的一个日子，母亲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心绪将她早已做出的决定付诸实施。过后她就准备另外选择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把这个银项圈留给父亲未见面的孙子作为遗念，因为这个银项圈并不是街上买来的寻常饰物而是颇有些来历。母亲生我时已经三十多岁，就显得有些珍贵。兰州城里也兴做满月，这个满月就做得隆重热闹，所谓高朋满座，喜庆非常。父亲在双城门鸿宾楼设席请客，街坊邻居，亲朋乡党，经商的财东伙计，唱戏的优伶票友，足足二十桌，当然十分热闹。为了表示对我这个娇贵王子的珍视，来贺喜的人们除了各自送的小衣小帽之类，还由筱蕙香领衔出面，在戏剧界、商界及山西老乡里联络了整整一百人，每人出一份子，做成了这一套银项圈，银锁子和银盒子，市面上的讲究叫百家锁，表示百家祝福，长命百岁的良好祝愿，一般人家没有这等排场和荣耀。这说明了母亲的热情好客和父亲的江湖义气在兰州市面有着不小的名气和影响，已经深得人心。

这个百家锁我戴到五岁时才卸下藏起，母亲心里早就决定日后将这颇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留给父亲的长孙。父亲中道死去，这物件就显得更加珍贵，留给大哥的儿子越发有了令人追念不已感慨良多的意义。母亲准备到父亲周年时，将这个项圈给大哥的儿子戴上。

如玉姨狠狠瞪大哥一眼，又将那项圈包好，放进了箱子。大哥尴尬地僵坐在那里，大妈在一旁也越发没意思起来，屋里十分窘迫地静了。

窗外，太阳已经升起老高，院子里有一群鸡在“咯咯咯”、“咕咕咕”地刨土觅食。公鸡们昂首阔步，母鸡们温顺娇柔。它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专心致志地搞它们的饮食男女，它们顾不上也弄不懂发生在我们世界里的冷暖人情。

不知哪只鸡侵犯了祖母的尊严还是无端地惹起她觉得不顺眼，我听见外边空场里祖母在“噢——哧，噢——哧”地吆喝，于是有几只鸡就“咯咯咯”地惊慌地飞去了。

就在这时候屋外走进两个人，我还没有看清是谁就先看见了一只棕红色的小皮箱儿。小箱子的外皮上有一个白色的圈儿，圈里划着一个鲜红的十字。我心里立刻感到了获救般的欣喜与踏实：母亲的病有救了。那时候医院少，村里也没医生，庄稼人害了病都是硬抗着，或者用三片生姜两根葱来对付，再不就是请巫婆跳神。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请一位医生来可不是简单事儿。我从心里万分地感激医生和去请医生的人。

是社长，是他去古城镇医院请来了医生。

在场的人赶紧让位，腾出地方让医生给母亲诊视。医生走近母亲，端样一阵，又是摸头又是诊脉，接着又将听诊器、体温计轮番使用了一回。好一阵他才直起腰，说了一个我那时没听清至今也弄不清了的病名，反正不是万利叔说的那种大头瘟。医生开了药方，留下了几个瓶瓶和纸包。

母亲急得要起身，她指令如玉姨赶快卖了那些衣服去付医资。

医生软声款语安慰母亲：“你甭着急，医药费社长已经预交了。你是社里的人，又是个特殊困难户，社长管，这是社长份内的事，你安心养病。”

我感激地看着社长，社长脸上一脸惨然。

母亲垂了头。一会，她让我喊社长——叔。

我就喊：“叔。”

我不由想哭。

社长扭过头，没说一句话，出去了。

医生跟着走出，他交代了两件事：一是有顺路人去老县城，捎买些金霉素，这药咱古城镇没有。二是有空去地里摘些野薄荷，那东西清凉败火，熬着喝水。

如玉姨和万利叔就盯着大哥，大哥教书的地方离老县城只有三里路，来回都路过。大哥眼睛看着地下，没有说不去。大妈也没有说什么。医生说到野薄荷，大家满口应允：这容易，那东西村外琉璃滩就有，村里人都知道那东西下火。

于是，如玉姨留下服侍母亲吃药，三奶留下帮着做饭，大家就散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