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薄荷

王西兰

（节选《送葬》）

（一）

父亲的井台上那丛野薄荷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总是绿油油地闪着莹莹的光。更为神奇的是，那丛野薄荷仿佛永远摘不完似的，我每天去采一次，每次只采够母亲需要的数量，第二天去时，摘过的地方好像又生长了出来，仍然嫩绿水灵,异香扑鼻，成了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源。

                            ——题记

睡梦中，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很近，一会又仿佛很遥远。为了辨认这声音,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起来，但顽强的睡意笼罩着我，使我几经挣扎也无济于事。像一座大山压在我身上，我无论怎样使劲也掀不翻它。

突然，那声音更大了些，我终于被惊醒了。这声音就在我身边。

——是母亲在呻唤！

“妈，咋了？”

母亲昏睡不醒，没有回答我，只是一味呻唤，声音中充满了病疼的痛苦，不像是往日睡觉时的梦魇。我从被窝里坐起，屋里黑糊糊的，没有一丝光亮，只听得母亲的呻唤声越来越响亮，黑暗中显得非常可怕。慌乱中，我忽然灵机一动，伸手在窗台上乱摸一阵，找着了火柴，把煤油灯点着。

屋里有了亮，黄豆粒大的火焰给我增添了几分镇定。仔细看了一下母亲，心里又更加惊慌了：母亲头发散乱，满脸通红，虚胖，两只眼睛肿胀得紧闭着，干裂的嘴唇起了泡，张着一层白皮。她的双手在胸前不停地抓挠，呼吸急促艰难，喉咙里“咝咝”地响，看来痛苦万分。我把她的手从胸口拉下来，觉得她身上是火烧火燎般地烫。

母亲得了重病，她昏迷过去了。

我吓得“嘤嘤”地哭了。

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袭上心头，这种感觉比父亲刚刚死去时还要强烈。父亲死去时我只有悲苦，那是因为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刻骨铭心的伤心和绝望，并没像现在这样惶然失措。这是由于我还有母亲这棵虽然瘦弱但却柔韧坚强的大树。幼稚的我还未曾预料到失去父亲后的艰难，自以为可以在母亲这棵大树的荫凉下受到庇护，从而就感到百倍的安全。如今眼看着一阵狂风骤雨，这棵大树正在受着无情的摧残，暴雨抽打着它的枝条，狂风摇撼着它的躯干。我作为树下的一株稚嫩的小草，面对着风雨的袭击毫无抵抗之力，更不用说扶持和支撑它了。我还没有长成有力的臂膀和坚实的身躯。

我从没有在夜半时分如此清醒地观察过我们居住的地方。屋子里幽暗空荡，清冷寂静，除了昏迷不醒的母亲，只有一盏明明灭灭的孤灯相伴着我。我们的灯是由一个小墨水瓶做成，灯光微弱灰暗，屋里的桌椅家俱在灯影里黑魆魆的。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漆黑一片，深不可测，让人悚然可怖。偶尔不知哪个黑暗角落里发出一点细微的响动，虽然明知道是老鼠在啮咬着什么，也仍要惊吓得心里“咚咚”直跳，好一会儿才能平复。煤油灯的火媒捻儿上结了两朵灯花，不经意什么时候忽然“噼啪”一声吓人一跳，灯光猛地暗下去又渐渐地发亮。这时我们的窗户已经有了窗扇，不用再担心屋外的什么，但窗外似乎有风在微微地吹，暗夜里听起来好像天地在轻轻地叹息，也会给人一种神秘可怕的感觉。我的心灵里开始过早地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不应该是六、七岁的少年就有的想法：我感觉除了狼以外，最可怕的是万籁俱寂的夜，是处于这黑夜里的孤独，尽管这时候我身边还有母亲。

我在孤独中坐等着天亮。我心中一次又一次地盼望这世界永远是白天，永远没有黑暗。

窗外终于有了微弱的光亮，我听见了近处人家开门的声音，听见了远处的鸡鸣狗吠。渐渐地，牲口的叫声，车轮的响声，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喝叫声陆续地响了起来，村子开始恢复了白天的热闹。我清醒地完整始终地体验了小村子的苏醒过程。天色终于大亮了，我开了窗，让清新的空气和明亮的光线洒进屋里来。我再一次仔细地端详母亲，更加清晰地发现母亲病情的沉重，也完全不见有好转的意思，就急忙跳下炕，开门出去，准备去找三奶和如玉姨。除了她们我不知该叫谁来解救病情危重的母亲，来帮助孤单无援的我。

这时村巷里已有了许多挑水和上地的人。我顾不上看谁是谁，只顾急匆匆地走着，不留神就撞着人了。

原来是万利叔。拐子万利，泥瓦匠兼木匠万利，就是被村人们戏称为鲁班的万利。万利叔是唯一爱跟我开玩笑的大人。他不知急着要去做什么，也是只顾低头拐着走路，就和我撞上了。

他抓住了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拧住了我的鼻子尖儿，大拇指蹭住鼻尖儿向上一推。这是他常常与孩子们逗弄的把戏，一种让人又喜欢又害怕又有些跃跃欲试的把戏。一股酸麻疼胀的感觉涌上头顶，两滴眼泪就被逼了出来。尽管我平常最爱听他的胡说八道，但现在却全无半点纠缠恋战的心思，我急着摆脱他去办我的急事。

他不松手。我急得直跌脚也无济于事。他还要揭我的短，我讳莫如深的秘密：

“你急着找柳儿拜天地去呀?”

我急怒交加，生平第一次骂出口来：“我日你拐子万利的妈!”

这不亚于太岁头上动土。万利叔虽然是个拐子，但却是村里最能干最有力量的人物。他生来是个好脾气，娃娃性子，最爱和人说笑逗骂，也爱和小孩子们玩耍热闹。但我这样直截了当地骂他，他当然不会饶了我。只见他变了脸色，举起满是硬皮的手掌要向我当头劈下来。我知道万利叔那手掌的力气。他一只手可以把摞在一起的五块砖头当腰砸断，可以把十片瓦准确无误地扔向三丈高的房顶上！这样的掌力要是砸在我的头上我起码得躺倒半天不能起来。我觉得我骂了人倒是应该受到如此惩罚，可是我如果被打得趴下了，谁给我得了急病的母亲去叫人呢？

一种焦急和凄苦的眼泪涌了上来，顺脸流下。我带着哭腔喊叫：

“我妈病得不得了了！我急着去喊叫三奶和如玉姨去!”

那即将劈下的铁掌突然松了劲，慢腾腾软塌塌地改变了轨道，从侧面放了下来。他的脸色沉重起来，停顿了一会儿，低低地说：“你去如玉姨家，我替你喊三奶。”

他的家和三奶是邻居。他似乎忘了自己原本要去哪里。转过身又拐着往回走。他帮我叫三奶去了。

我跑到如玉姨家的时候，如玉姨一家还没有起床。他们房里一条土炕上齐地排列着六、七个人头，完全是按照年龄大小从左到右依次排起。要在往常我见此情景一定会发笑，这会儿心里惦着母亲的病，又从半夜时分惶惶然煎熬到如今，见到如玉姨就不由得站在脚地哭了。

如玉姨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顾不得穿衣服就跳下炕来，身上只有一件肥大的裤衩和一件几乎什么也遮掩不住的土布背心。我吃惊地发现她的两只巨大的乳房肥嘟嘟沉甸甸地挂在胸前，两条布袋似地直垂到腰际，比起母亲那小巧的乳峰足足大六、七倍！怪不得她能够生这样多的孩子！她那硕大的乳房里简直蘊藏着用之不竭的源泉。她裸露着的大腿足有大树般地粗壮，淡淡地长着一层黑毛，足以支撑起她铁塔似的身躯。她弯下腰低着头眯缝着近视眼睛在地上寻了半天才找着了自己的鞋，趿上鞋她就那样光着胳膊腿去卷门帘一个劲地只盯着问我：

“咋个向？咋个向?”全然不顾忌她的公公婆婆已在院子里洒水扫地。

她甚至急得就准备那样儿随着我走。她丈夫杨成秀正从被窝里起身，说：“你把裤衩子脱了跑起来不更利洒些?”她才恍然，赶紧胡乱穿起长裤，大腿右侧的裤缝儿来不及去弄，露出里头那红艳艳的颜色来。听我说母亲病得昏睡不醒，她更加手忙脚乱，衣裳扣儿也顾不得扣，一把拉起我就急急往外走。出了大门她就跑起来，步子很大，让我急忙跟不上。从后头看去，她的大袄襟一下一下地向后飘动，肥大的屁股一扭一扭的，姿势难看得像一只旱鸭子。大概远不是当年西安女子师范运动场上娇健的身姿了。

屋子里已来了不少人，大家围在母亲身边，有的低声地呼喊着母亲，有的交换着严重的眼神，有的离得稍远些就把头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屋里的气氛紧张又压抑。万利叔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那只拐腿抬起来蹬着桌子腿，面对一群慌乱的女人显出一派舍我其谁的主事男人的样子。他过去治腿伤在医院里住过三个月，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医院里的事，平日里就爱炫耀自己的卫生知识，十分愿意向大家提供免费咨询。这时他以权威的口气宣布，母亲得的是一种不常见的病:

大头瘟！

全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是村人们流传已久的经验之谈，是说女人家得了这种病几乎是不治之症，光昕这病名就叫人害怕，叫人联想到戏台上神召鬼叫的情形。前不久传说邻村的一个女人得了这种病，治不好，死了。

万利叔大声嚷嚷：“叫温娃来，赶紧请医生去!”

没人响应。

万利叔又逼问在场的大妈和大嫂：“温娃在不在呢?”

大嫂说：“在。”

大妈说：“不在。”

她们两个人同时说出，但内容却截然相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