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梁晓声
母亲带我去讨还小人书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前瑟缩的瘦叶已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尔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栖在她儿女们的家里。
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依然贫寒，受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
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然。
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在这个孤独的日子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想念……
梁晓声（左一）与妈妈、大哥及弟弟妹妹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在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
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调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母亲让我觉得书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的东西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么多钱。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要过这么多钱。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啊！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三十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作为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
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她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浸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她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我呆呆地将她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你找谁？”一个用竹篾拍着竹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直烤我的脸。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翻出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图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图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机板上，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会舍得给你钱的吗？”
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自己还是为母亲。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后来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牤》《勇敢》……我再也没因想买书而开口向母亲要过钱。
我是大人了，我开始挣钱了——拉小套。在火车站货运场、济虹桥坡下、市郊公路上……我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书时，尤其会觉得我买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最好的东西。于是我有了三十几本长篇小说。十五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原文《梁晓声的“人世间”之言传身教的母亲（二）》即将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8期，敬请期待。文/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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