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散文）——国风社日照分社半月刊

回忆我的母亲（散文）

陆应锦

赞美母亲的文章和诗词歌赋太多太多了，我说不好也写不好。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是天下最无私最伟大的人。她把自己所有的爱奉献给了家庭，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奉献给了公婆。在慈祥、善良、贤淑、辛劳等等赞美之词的前面，不论加上多少个“最”字都不为过。世界名人马克·吐温说过：“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获得了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

我的母亲是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中的一员，平凡而又伟大。2016年1月14日，她以92岁高龄永远离开了我们。曲指计知，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愰若昨天。六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时时刻刻在我眼前晃荡，无尽的哀思像惨淡的云，在我心头萦绕，挥之不去。每当我看到母亲照片时，心情不由得悲伤起来。古人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过去我总是以工作忙，事务多为理由，没有好好陪陪母亲，没有好好孝敬她老人家。现在悔之晚矣！在母亲忌日，瘦笔难书母大爱，仅以此文寄哀思。

1925年10月，母亲出生于合肥北乡一个姓李的地主家庭。她家先前土地不多，但可以自给自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许多看清形势的有钱人家把土地卖了，而母亲娘家的人倒好，死省苦累，积极攒钱买田置地。趁那时土地好买，买了一些土地，到了“土改”运动时，家里有了几十亩土地，达到了地主标准，因此家庭被定为地主成分。母亲自幼读书，没有参与家庭管理和劳动，所以不是地主“分子”，不受群众管制。父亲家庭和母亲娘家差不多，也被划为地主成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45年，刚刚二十岁的母亲就把婚姻红线的一头交给了父亲。1948年和1950年，我和大弟弟先后来到了人间。

二

1950年10月伟大的“土改运动”席卷了安徽省，把父亲家和母亲娘家的土地都没收了，和普通百姓一样重新分配一点土地维生。祖父祖母先后去世了，父亲在外地求学，大学毕业后成了国家教师在外地工作，家里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母亲身上。为了不影响父亲读书和后来的教书，母亲一人承担起家庭一切。特别是政府分配给我们家的土地无人耕种，母亲从小就没有做过农活，不得不一切从头学习。通过一段时间刻苦学习，她什么农活都会做了，就连犁田这样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她也会做了。了解她的人都说，一个从小读书的女子，没有对家庭热爱和吃苦耐劳的顽强毅力，是不可能学会农活的。除了做农活，还要带着我和大弟弟，生活艰难不言而喻。

母亲念过二年私塾有点文化，那时有文化人不多，找工作容易，父亲也希望她出去工作，终因家庭农活和孩子拖累着她没能成行。一九五0年，她才二十四五岁，且是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参加渡江战役南下大军里有一位女兵首长要带她去参军，她高兴极了。与家人商量，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两个孩子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只能望而兴叹，怯步而止。是谁说的一点没错：“人生就那么关键几步，走对了节节攀升，走错了郁闷终生！”因此，母亲没能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成为她终身遗憾，也是我们全家的遗憾！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听说“毛人水鬼”专门挖人眼睛、割人奶头,每天晚上天没黑就早早回家，不敢出门。现在我们知道，那是1953年在我们合肥地区闹得沸沸扬扬的谣言。当时母亲表现得非常勇敢。她拉着我挨家挨户给邻居们宣传解释，鼓励大家不要相信谣言，不要害怕。小村庄的人都集中到大村庄里去过夜，由男子汉轮流值班。我们家爸爸在外地教书，全靠母亲这位保护神。有一天晚上，母亲需要临时出门一趟，马上就回来。我和弟弟因为害怕，哭着闹着不让母亲走。母亲教育我说：“没有毛人水鬼，那是坏人造谣。你是大姐要保护好小弟弟，学会勇敢。你带头一哭，弟弟不是更害怕了吗？”母亲交给我一个脸盆，说你害怕时就敲打一下，毛人水鬼就不敢来了。我敲打没敲打记不得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母亲不一会儿回来时，发现我和弟弟睡姿可掬笑了。第二天母亲表扬我说：“做大姐的就应该这样，在弟弟面前要做榜样。”从此，我记住了母亲的话，对弟弟妹妹有责任有担当。所以弟弟妹妹们对我一直十分尊重。

“三年困难时期”，二弟出世了。母亲从镇办的小工厂，下放到附近的馆驿公社劳动。每天早出晚归，按时出工，身负繁重劳动，却食不裏腹。每天中午只能从生产队大食堂里得到一点点掺杂着许多野菜的稀糊汤。父亲是国家教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吃的是商品粮，虽然每人每月只有28斤，分量不多，但供应有保障，比母亲在农村要好得多。父亲把国家供应我们微薄的商品粮，省一点给母亲吃。母亲心疼我们孩子和父亲，特别是两个弟弟都饿得皮包骨头，哪忍心一个人吃啊？她想方设法把有限的米、面掺杂、稀释增加分量。她吃的时候让我们三个孩子一人一口，才能轮到她吃一口。有时候在生产队加班劳动，队长给她们增加一二个野菜粑粑，她总是舍不得吃，带回来给我和弟弟吃。

三

一九六二年，安徽实行“责任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许多城镇户口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职工和当国家干部的人都回农村种田了。父亲调到农兴中学，母亲跟着在附近大堰湾集体农场劳动。她和父亲商量，与其在农场劳动，不如回老家去种“责任田”，那样可以单干，多收粮食。父亲一开始不同意母亲一人回老家务农，后来经不住母亲固执己见，还是同意她一个人回去了。在农村那阵子，她自由愉快。用她的话说“我是快乐的单身汉”。因为我和二个弟弟在父亲身边读书，她没有负担。农活上的事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收获的粮食很多，完全可以保证我们全家食用，不再为没米煮饭犯愁了。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没想到“责任田”只干一年多就收回去了，上级说那是“资本主义复辟”。接下来就是“四清”啊、“扫四旧”啊、“文革”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来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越左越革命”。大概是因为解放前与母亲娘家人有宿怨的人，对母亲报复，说母亲是漏网“地主分子”，给她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门上挂上白牌子，臂上箍上白袖章，出门要请假，来客要报告。“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少数人恨不得置母亲于死地而后快啊！我们不敢去看她，更不敢带同学朋友去她农村那个家，因为她是“坏分子”啊。母亲也不希望我们去看她，怕影响我们前程。这段时间，三弟和小妹相继出生了，母亲在农村又多了负担。特别是精神上需要承受着别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

   有一次，一位不识字的贫农妇女，要求母亲帮她给在部队当兵的儿子写信。这对于一贯乐施好善的母亲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她怎能不帮忙呢？写信无非就是表达对儿子的思念，希望儿子在部队别想家，好好学习，争取进步之类的话嘛，写好后这位妇女非常满意。不知道怎么给“造反派”知道了，说母亲“动摇军心，毁坏长城”，准备把母亲拉去批斗。给儿子写信的那位妇女说：“是我叫李大姐写的，要批斗只能批斗我啊，你们不能批斗她！”“造反派”说她是“坏分子”，你是贫大农怎能批斗你啊！这位妇女据理力争，吵闹着帮助母亲减轻“罪责”，“造反派”只好作罢，没有批斗，母亲幸免一难。母亲后来回忆说：“受人欺侮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要不是舍不得你们几个孩子，我一根绳就结束了”。

   1978年，母亲拿到一张盖有人民政府红彤彤大印“摘掉地主分子帽子”的通知书。拿到这张纸，母亲哭起来了。她那喜极而泣的泪水里饱含着喜悦、感激和对过去的控诉。这一年，父亲从条件较差的乡镇中学调到县城肥西师范，把母亲从农村接回来同住，结束了他们夫妻分居多年的艰苦生活。母亲逢人总是高兴地说，“好日子终于盼到啦！”

四

是的，好日子终于来了。我从一名下放知青，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小学高级教师，小学校长；大弟弟早就成了高级农艺师；二弟当上了县邮政局副局长；三弟从桃花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休了；妹妹小学高级教师、肥西县道德模范人物。我们姊妹五人现在都有了理想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 

在我婚姻大事上深深留下母亲的烙印。她经常教导我说：“不求男家有官有位，不求男家有钱有势，只求男孩子忠厚老实，家庭出身好就行了。”所以我一个小学教师找了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老农民为伴侣，无怨无悔。

2010年母亲节那天，外孙女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她妈妈。她的妈妈不就是我的女儿吗？女儿把鲜花转送给了我，我把鲜花又转送给了我的母亲。一束鲜花在三个母亲之间传递，表达了四代人的母女情深。女婿把我们四代人三位母亲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照片，发到网上。被善于捕捉信息的《合肥晚报》记者发现了，刊登在报纸上，并且配文解说：“一束鲜花见证四代母女情深”。这是一张难得的四代人同框合影。我把报纸拿给母亲看，她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我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上了报纸啊！”。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虽然没有公职工作，但她含辛茹苦培育五个儿女，也算是对家庭对社会作了极大的贡献。

母亲为了不影响我们姊妹工作，90多岁了家务事都是自己做。非特殊情况不会告诉我们的。虽然动作缓慢一点，但她思维敏捷，一点不衰。有一次她跌跤了，我责怪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说：“你们各有各的事，都是干公家的事，哪能耽误？特别是教书的事，不能 耽误人家孩子。只要我能做，何必麻烦你们啊！”由此可见母亲多么伟大，处处替我们儿女着想，替公家着想。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见证了社会的变革，领略了人生酸甜苦辣。儿女们从母亲身上潜移默化地学到了许许多多优良品质，学会了仁爱、善良；学会了勤俭、质朴；学会了坚强、柔韧。……

我知道眼泪无法挽回母亲的生命，只能把母亲的恩德永久记在心中，经常追忆，时时怀念。请母亲放心，我们姊妹们一定会遵照您的遗嘱，彼此照应，相互关心，绝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有来世，我们还做您的女儿，那时一定会好好报答我们没能报答完全的养育之恩。

李宜兰，字杜若，号蓝公子，芍药居主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彩画研究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2008造型艺术新人展一等奖获得者。作品入选全国第十一届美展，北京国际双年展等重要展览，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