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用来揭露和批判的，永远不是用来唱赞歌的工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价值观竟然是如此偏激。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表达是偏执的。如果不是从小由生长环境所带来过多的负面情绪的影响导致人生观的扭曲，就是有背离初衷的对另类价值观的迎合。

        时代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主旋律，是必然的，社会发展有阵痛，社会存在好的一面肯定也存在不好的一面。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无奈，但任何时候也不会缺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翼，也不会缺少美好的呈现，更不会缺少对美的赞美之声。

         谁说文学作品只能用来揭露与批判，不能赞美家国情怀？不能赞美奉献精神？唐代有赞美家园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有赞美家园的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代诗人更是将美好的愿望化作“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明代诗人也不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就连没落的清朝诗人也不忘赞美“斜阳流水推篷坐，翠色随人欲上船”。

        鲁迅先生一生也是写尽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章但也有对”俯首甘为孺子牛”奉献精神的高度赞美与歌颂。

        自古至今优秀的作品不缺少揭露和赞美，但优秀的文人在揭露与批判黑暗的同时，都会怀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更有一股浓烈的爱国爱家的炽热情感。

        作者恰好经历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家乡更是遭受了“公婆庙大屠杀”，一百余口尽丧日本人刀枪之下的悲剧。这种惨绝人寰的背景之下，作者不揭露不批判日本人的恶行，反而去赞美日本北海道风光赞美日本女人。其母亲遭受到打骂而又歇斯底里的怒喷自己的祖国，不能不让人深思其用心。国家正处于初级发展时期，一切都在摸索中，有偏左或偏右思想是无法避免的，可作者心中只有黑暗的一面，并没有去为那无数中华儿女为国为家英勇奉献的积极面，这不是偏执？这不是思想的背叛？

        相反，前有作家巨匠老舍，巴金，也有同时期作家张贤亮，路遥都能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同时赞美生活赞美爱情更是对新生活抱有美好的憧憬。难道，是他们生活经历的责难少吗？

        文学作品如果有了政治偏见，势必会脱离对真实生活的客观评判。王国维说过“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揭露与批判是对错误观念和不良现象的抨击，更是为引发人们的反省与反思。而赞颂则是对美好的褒奖与肯定和美好希望。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包容，爱憎分明，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

        有希望才有追求的动力，而动力又是推动发展进步的必然条件。如果只有揭露只有批判，只有让人反思反省而不能给人向美向善的方向和正确的指引，就会让人看不到希望，只会让人迷失方向和丧失信心与希望，那这种揭露与批判只能是消极的，阻碍社会进步的。那这种揭露与批评又有何意义？

        社会进步需要揭露与批判，更需要反思反省和对美好的向往与执着的追求，于过往中不断更正完善错误，给予正确的引导赋予新的动力，才是健康正确的，也是社会进步需要的。

        文学的功能不只是揭露和批判，也有赞美和赞颂，更有劝人向善向美与勇敢和坚韧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