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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文化新义
文/李梦痴
引言
从新文化的角度，对孔子进行价值重估，是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正在从深刻的危机中一步步走出来，迈向复兴的道路，中国文化也正经历着从盲目自大到盲目自卑、最终实现坚固自信的辩证过程。
复兴的实现，最终就是摒弃自大，消除自卑，实现自信。
在此过程中，孔子这个文化元素，是无法绕过去的。
中国文化曾经的盲目自大，与尊孔有直接关系，而中国文化近百年的自卑，也与搬倒孔子像有直接关系。成也孔子败也孔子，颠沛于是造次于是，因此，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亦必从孔子的文化再认识开始。
毕竟，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巨大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无视孔子的影响，就是最愚蠢最可笑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最卑怯的掩耳盗铃。
孔子文化新义，就是一次立足新文化对孔子进行再认识的努力，是重建新文化孔子观的一些不成熟的探索和尝试，也是新文化孔子观建设的一次抛砖引玉。
本文拟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孔子的思想背景；第二部分是孔子的文化实践；第三部分是孔子的现代意义。
在展开正文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一下。
我们今天所说的孔子，其实是一个多面复合体。
他同时包含孔家店中偶像和沂水河畔教师两个层面，他同时兼具文化奠基者和政治改革者两种角色，他兼备武略的神威和文化的伟力。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个性，他成了中国文化保守性的定盘星，也赋予了中国文化持续的生命力。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只能从孔子入手，因为他代表着中国文化最主流的那部分精神，像旧绅士那样盲目崇拜孔子，中国文化就只能死在过去，像早期新文化斗士那样彻底毁掉孔子，中国文化就没有未来。
还孔子以真实不虚的文化品质，将孔子重新置于周王朝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和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去审视孔子的卓越贡献和伟大成就，认识那个为启蒙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人类历史第一教师爷，算是新文化孔子观建设的一个最简明的切入点吧。
接下来，我们就由这个切入点，展开一次新文化的孔子再若认识之旅。
孔子的思想背景
01，周王朝的伟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就是周代殷商的革命。
这次革命，不同于一般的王朝更替，不只是简单的政权交接，也不只是有限的制度损益。
这次革命，是中华文明从神学统治迈向世俗政治的伟大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代殷商的革命，堪称中国文化的启蒙运动。
正是从周王朝开始，中国开始摆脱神学控制，走上探索政治治理的世俗道路。
周王朝，把人放在政治的核心位置上去进行制度设计。这个开创性的人物，就是周公，而这份开创性的事业，就是礼乐设计和封建宗法建设，而礼乐和宗法的共同基础，就是道德。
用道德撑起礼乐文化和宗法制度，是周王朝的伟大开创。
虽然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些腐朽旧物有害无益，但在三千年前，它们却是引领中华文化走出神学愚昧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助力。
就像燧人氏钻的焦枯的木头一样，比起而今的电子打火器来，简直简陋到让人不忍直视，但在当时，却是给人类带来火种的开天辟地的壮举。礼乐宗法，今天成了可笑的封建赘物，但在当时，却是人性觉悟的第一丝曙光，是人从神学权威中挺身而起的第一份助力。
正是从周王朝开始，人从神谕启示的指引中解放出来，开始用道德规范指引自己的生活。这一步，中国竟然早出西方2600年。
02，革命的先声
周代殷商的革命，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王，用文德凝聚诸侯，共同反抗殷商的辖制。
第二阶段是武王，用武功统帅诸侯，一起推翻殷商的统治。
第三阶段是周公，设宗法分封诸侯，完成了周的国家创制。
传说中的文王演周易，大约就是与殷商旧神学争夺文化解释权的斗争。易本来是神学专政的工具书，连山归藏，夏商所本，是旧神学的正典，文王演周易，观天文察人文，建筑新文化的根基，从此，易学逐渐从神学迈入人学，奠定了后神学时代的文化基础。
在新文化的感召下，诸侯逐渐凝聚在周人的周围，造成了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
所以商周之际启蒙新文化的曙光，其实是从周易开始的。
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恰说明文王是在殷商的“白色恐怖”下，从事文化革命的理论准备工作。虽然尚不可用，但那条新文化的潜龙，其实已经伏波引浪，呼之欲出了。
周易，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
周人对易的新演，意味着文化的解释权正在易手，而史载微子带着殷商的礼器投奔西周，则意味着周人在对殷商的文化博弈中，已经获得了主动权。
在文化号召力上，嬴殷商一局，大约是文王的第一大历史功绩吧？
03，革命的实现
将文化影响力变成实实在在的政治统御力，需要一次决绝的武装斗争。文王把这份艰巨的任务留给了儿子武王姬发。
教化感召与征讨诛伐的相得益彰，后来作为张弛之道，一直贯穿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而当时，教化和征伐的分工，也是形势所必须。
一方面，推翻强大的殷商，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文王之前，已经惨淡经营几代人，到文王的时候也无绝对的把握，为万全计只能把征伐的使命传承下去，从政治立场上看周人不灭商是断不肯罢休的。
另一方面，从教化一变为征伐，难免会引起动荡，习惯了教化的遗老未必买征伐的账，传说在武王起兵时伯夷叔齐就跳出来抬杠，可见当时对征伐的非议还是很激烈的。把教化和征伐分开，就形成一种缓冲，为周人文化上的自圆其说提供更广阔的回旋空间。
而征伐的实现，其实也颇具戏剧性，武王借着商纣东南方战事疲敝的机会，乘虚讨伐，一举灭了商纣，据说商纣仓促组织的奴隶兵团临阵倒戈，商纣王国破自尽。
周人筹划经营几代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权取而代之。
而奴隶兵团的倒戈，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殷商的失败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上的失败。
03，革命的完成
虽然武王乘虚推翻了殷商政权，但周人的天下并未完成。事实上，武王只是继承了殷商的“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象征性权力，只能算是名义上的领袖，尚不能成为实际的国家统治者。武王时期，尚以友邦称呼与盟的诸侯，姿态之低，全无天下主的气象。
武王一死，管、蔡便勾结殷人旧部作乱，东方部落也跟着起来反对周人，差不多一下子就戳破了周人治天下的泡沫。讨了机巧乘虚灭商的周武王，离天下主还差着一大步呢。
最终完成周人的革命，稳固了周王朝的江山，使周人成为实至名归天下主的，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
周公旦是周代殷商革命的最终完成者。
周公勘灭管蔡殷人之乱，讨平东夷之难，用实打实的胜利，为周人的军事实力赢得了荣誉，奠定了周人强权的政治基础。
在此政治基础上，周公有条不紊地将周王朝打造成史无前例的世俗国家，从而最终完成了周代殷商的革命。
其革命性的内容大致如下：
构建以道德为主体的新型世俗信仰体系；缔结以宗法为主体的新型世俗社会体系；确立以封建为主体的新型世俗国家体系；打造以礼乐为主体的新型世俗制度体系。
一言以蔽之，周公最终实现了从神学部落联盟向世俗国家体制的历史演进，完成了周代殷商的启蒙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公堪称中国文化的真正奠基者，孔子一生推崇周公，甚至用不复梦见周公做自己衰老的标志，是有其深刻的文化理由的。
周公旦，就是引领华夏走向启蒙的文化巨人。
04，从替天行道到以德配天
替天行道，是神学的基础，神学领域的“行”，归根到底都是各种变相的替天行道。
神学框架里面，天意是至高无上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是实现天意的工具，上天选中了谁，谁就必须执行上天的意志，这是神谕神启的信仰体系的根本支点。
从夏启的恭行天之罚，到商汤的畏上帝不敢不征，重又回到周武的恭行天之伐，基本都是替天行道的路子，都是天要绝灭前代政权，假我手实行诛伐，我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执行天意，承受天命。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神道信仰体系。
神权政治，大同小异，都是这个路数。
但事不过三，一而再再而三地恭行天罚，到底天意何由体现，天意以何标准取舍，却成了胜利者最大的困扰。夏人得天命又失天命，殷人得天命又失天命，现在周人得天命，周人该如何才能保证不失天命，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是周公必须解决的问题。
生产力发展，国家规模的扩大，旧的神道巫术已经没法解答这个问题。
殷人把先王等同于神，但商纣王国破自尽，哪有一点神的模样？
旧的神系随着殷商的亡国，也差不多彻底破产了。
到底是打造新的神学体系，还是撇开神学另起炉灶，是新生的周政权面临的迫切问题，大约也是周公和管蔡之间的根本分歧。
伟大的历史机遇摆在周公面前，周公向前迈进了一步，从替天行道迈进了以德配天，从神学迈进了人学。
替天行道，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为神服务，神保佑人，为了拉近人和神的关系，人中的王把自己解释成未来的神，于是连自己和死后的自己，都成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种人神关系固然便捷，但弹性太小，一旦人事崩塌，神系也将动摇，缺乏基本的纠错机制。
以德配天，则把人和神的关系，转化成人和人的关系，活人和死人的关系。历代祖先成就了周王朝的事业，说明历代祖先是受神眷顾的，如果后世子孙要保持周王朝的事业，那就也要像祖先那样赢得神的眷顾，于是就有了效法祖先的“孝道”，就有了敬天法祖的伦理实践，于是，虽然依然高挂着敬天的招牌，但实践中已经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联。世俗社会就在以德配天敬天法祖的道德实践中拉开了大幕。
从此，神不再决定人的行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神意演化为兑现这些道德责任的公共意志。
从此，人凭借道德成为自己的主人，启蒙之光照彻中华文明，而周公就是那个打破天窗的伟大启蒙先驱。
05，敬天法祖的家庭生活
周人的信仰革命，是改良主义的，保留了对天的崇敬，但却在生活上代之以对祖宗的崇拜，套用君主立宪的词法，周人的信仰革命基本可以算是“祖宗立天”，以祖宗之法来指导社会生活，再用天来做准则，是借着旧神道的瓶子装新道德的酒。这其实就是宗法社会的本质。宗法社会就是以祖宗为法指导社会生活，以天道为则规范价值标准。
宗法是一个庞大的伦理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以各家祖宗为纲，以子侄繁衍为目，构建起来的伦理金字塔。和行迹可疑的那些世界建筑奇迹比起来，周公三千年前缔造的宗法伦理结构才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壮观的奇迹。这个奇迹深深嵌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中，直到三千年后的今天，还保持着局部的活力。
这个模型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那就是所有的家族有一个共同的远祖，就是黄帝。这本是部落发展和政治演进史的文化表述，却在宗法结构中，以实实在在的祖宗的形式被确立下来。所有的姓氏溯源都归到黄帝一族，黄帝成为天下的公祖。走出神学之后，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用一个祖宗，在世俗社会重建了自己的凝聚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自称炎黄子孙，可见，此宗法总纲影响之深刻，绝非时间的流变能轻易磨洗。
有了一个共同的祖宗，就有了一份共同的信仰，接下来，就是按照子侄繁衍分家立宗的设计。以周王朝姬姓为例，姬姓溯源出自高阳氏，高阳氏是黄帝之孙，姬姓名正言顺地归入黄帝的谱系。后来，由姬姓又分出周、吴、郑、王、鲁、曹、魏、蔡等411个姓氏，占百家姓全部504个姓氏的82%，姬姓才是实际上的万姓之祖，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华夏姓氏的起源。
分出去的这些姓，每一姓最初都是以家为单元的。姬姓分出的各家，都奉姬姓远祖为尊，而各家也供奉自己家的祖宗，构成共祖的干与家祖的枝的有机整体。分家以共祖的信仰凝聚在一起，再以分家祖的信仰，指导自己的社会生活，就构成了根深叶茂的社会树。
以鲁为例，鲁奉周公为祖，又以文王武王为共祖，家祖和共祖的信仰，旨在解决大家小家的辩证矛盾，家祖和共祖的辩证统一，就构成了新型的家国关系。
这就是宗法结构世俗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这算是周人以原始血亲为纽带所做的最浪漫的文化创制。共祖以德配天，故能立业，家祖敬天法共祖，以德配天，故能立家，子侄敬天法家祖，故能立德立身立功。一个以祖先为信仰轴的宗法体系，就这样一环套一环地搭建起来，而每个环节，就统一在一个社会政治单元——家。
这里所说的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家不是一回事。今天的家，是从商鞅变法肇始，由私有化程度的深化逐步演进而来的，是父母子女直系亲属构成的小家。而周人宗法所谓的家，是建立在血亲关联上的，同姓同宗的大家，是去各小家之私成一姓大家之公的宗法政治单位，这样的庞大单位，其实干支派系甚多，实质上是一个小社会，形同一个小国家。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齐之家，就是这个集各同姓同宗小家为一体的大家，它是实至名归的身之属、国之本，天下之基。它是周公为宗法体系培植的干细胞。
06，宗子维城的封建体系
培植家这个宗法体系的干细胞，不是为了让各分家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的。这个干细胞是为了生成新鲜血液，支撑起新型国家政权的。
新型国家，是周人最伟大的政治创造。它是周代殷商的一个鲜明的分水岭。
周人之前，严格说来，没有后来意义上的那种国家，所谓国家，其实是部落联盟的形式，所谓天下主，其实只是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各部落都有相当的行政自主、外交自主、军事自主的权力。而且殷商历史上几次迁都，基本上过着半游牧的生活，这种居无定所的状况，不大可能建立稳定的国家政治体系，也没有建立新型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依据。
殷商后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殷商政治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兄终弟及转向父死子承，已经向宗法的方向迈进一大步。继而神学信仰也开始解体，以至于纣王的曾祖父武乙甚至还做过以箭射天的狂悖之举，可见神学与君权的冲突已经白热化。
等到了商纣的时候，便一直致力于用铁腕建立一个新型的稳固的国家政权，被后世广为诟病的炮烙之刑，大约就是商纣的雷霆手段，而亲任小人，大约是商纣革新政治体制的大胆尝试，至于酒池肉林，恐怕和扩充战略储备不无关系，而这一切，恐怕都是为了发动对东南夷的战争。
经略东南夷，是当时中原王朝的自新图存之道，是自身发展所必须，这不只是资源问题，也是生存空间问题，是迈出部落局限，走向国家规模的重要一步。
但商纣没能实现这个宏图，自己也因此成了身死国破的笑柄。
后继的周人，虽然对商纣极尽诋毁能事，却完整继承了商纣的政治擘画，周公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血战，平定了东方，终于将部落联盟的体量，扩展到国家的规模。
在如何控制新型国家的问题上，周公吸取了商纣王的教训，周公一方面用怀柔政策安抚被征服区，一方面将多事不服的殷人旧部迁到腹地监管起来，为了展现周王朝稳固的信心与强势的决心，周公经营洛邑，构造名都，宣示威权。
不仅如此，周公还做了一项重大的革新，以匹配新型国家的建制。那就是建筑在家族宗法枝干上的宗子维城的制度。
周公以家族为单位，把大批宗亲子弟分封到要害位置，控制事变多发区和敌对地区，数目之大比重之高，让人触目惊心，据说周公封国七十一，姬姓占五十三，另外还有像姜姓这样的功勋亲信，被封在齐国这样的大国，还代天子主持征伐。
周人其实用这种方式，肢解了潜在的反对力量，虽然各地方自治程度仍然很高，但各重要行政区其实已经牢牢控制在对中央忠心耿耿的亲族勋旧手中。
这是与宗法制相辅相成的浪漫创制，它撇开了神学对精神的操控，转而用血亲这样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世俗纽带，建立起崭新的国家政治结构。
今天我们回头看血亲政治体系，是一种极其野蛮落后的组织形式，但在三千年前，它却是人类最伟大的进步，是从神学向人学跨越的艰苦卓绝的第一步。
人开始在神学之外，寻求更现实的能具体认知的信任基础，神学被这种强大的物质基础击垮，真正意义的世俗国家，就在血亲宗法的地基上拔地而起。
但现实的政治毕竟不同于浪漫的创作，须知所有政治上的浪漫创制，都有一个特别现实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政治稳定，就是长治久安，就是太平。
周公建立在宗法制上的宗子维城封建制，其目的是维护周天下的长治久安。他把姬姓化整为零，作为干细胞，渗透到周王朝的各个角落，用血亲连带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
为了保持宗子维城的永固，周公制定了嫡长制。
嫡长制就是由嫡长子继承封国。周天子已经把疆土分封子侄兄弟，将城墙修筑在王朝各个角落。若各诸侯都照此办理，将分封的土地进一步细分给自己的子侄兄弟，那不出三代，城墙就会被诸侯拆成一块块砖瓦，最终连渣都剩不下。
为了保持城墙的完整，必须把城墙完整地交给一个人来继承。为了免去众多子侄兄弟争夺城墙继承权的动乱，就必须规定城墙的法定继承人，嫡长制就是为此创立的。
嫡长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稳固最安全的制度。有了嫡长制这块现实主义的压舱石，周人用浪漫的宗法设计和封建规划，打造了一个现实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不需要神道的鼓动和威慑，它完全是建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的，它是隔断神学政治和人学政治的那道坚固城墙，宗子维城，虽然没能守住周王朝的统治，但却守住了人文觉醒的底线。正是从这个崭新的政治体系起步，中华文明走上了政治自立道德自主的伟大征程。
07，礼乐为本的启蒙斗争
道德、宗法、封建，凡此种种，都呈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崭新面貌，洋溢着与神学分道扬镳的启蒙气息。
而周人启蒙的根本就落在它精致繁琐的礼乐制度设计上。
在周人之前，人的精神生活是归神掌管的，周人把祖先提到信仰的前台，把神明崇拜变成先人崇拜，把神学变成了人学，它就必须为自己打造能与神学相匹敌的价值体系，礼乐制度，就是此价值体系的核心。
周人有惊人的创造力和超人的创造热情，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制了礼乐制度，以礼来明确各阶层的社会规范，以乐来和谐各阶层的社会关系，用礼乐来替代神学的社会职能。
从此以后，安抚人心约束人欲涵养人情激励人志的，不再是巫师的粗率狂野的神启神谕，而是理性的制度规范和典雅的文化熏陶。
礼乐制度，因代替了神学的职能，升级为一种礼乐文化。
此文化成为中国三千年文化发展的底板，成为中国文化性格的底色。无论赞成它反对它，都无法否认，中国文化的繁枝茂叶，都是从礼乐这个根上繁衍发育而成的。
礼乐文化才是人类启蒙思想的第一束光。
启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绝不可能由温良恭俭让的请客吃饭自然促成，它必定是暴烈的斗争与博弈。
事实上，隐藏在儒家历史粉底下的思想较量，才是殷周之交最惊心动魄的一部启蒙史。而那激烈思想交锋的微隙驹影，就是周人严厉的禁酒措施。
平定殷人叛乱之后，周公把殷人腹地封给卫康叔，在交代对殷民的政策时，留下了两篇重要文献，康诰和酒诰。康诰里面，以王命告诫康公，要慎用峻法，尽量尊重殷人旧制，安抚殷人，但也强调一定要革除殷人恶俗，把殷人教化成新人类。而在酒诰中，却一改康诰温和的口气，露出权力狰狞的面目，命令康公在殷人中推行最严厉的禁酒令。严厉到民众饮酒处以死刑，如果殷人旧贵族官吏饮酒，则先行告诫，若诫而不听也要杀掉。用死刑去禁酒，这在人类法制史上，也算是最严厉的禁酒令了吧？
据周人自己说，是因为殷人酗酒误事，以至于亡国，所以务必要帮助殷人除去这奢侈淫靡的恶习。但若说全体殷人都奢侈，也未免看低了奢侈的门槛，奢侈永远是少数人的特权，不可能成为全民性的恶习。因此全民的“酗酒”必有更深刻的缘由。
其实全民性的纵酒乱性，应该是殷人的风俗信仰，是殷人的宗教仪式活动，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全员参与的程度。而周人严厉的禁酒令，不惜屠刀相待，正是要根除殷人的宗教信仰，把旧神学传统的殷人，改造成新人学道统的周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康诰和酒诰是一点两面的，是周人对殷人文化专政的文武之道，是德教之润和政教之鞭的联动。
对旧神学传统的新文化改造，是残酷的斗争，也是旷日持久的斗争。周人以大无畏的勇气，拉开了此斗争的序幕，将启蒙新文化推上了无可退转的前进轨道。《尚书·多士》一篇中，周公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宣言，就是周人勇于开展新文化斗争的真实的精神写照。
正是三千年前那场伟大的新文化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使中国文化，远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2600年左右，就走出了神学的桎梏，迈进了世俗文化的天地。那一番波澜壮阔的新文化改造运动，为中国文化掀开崭新的一页。
周人启蒙斗争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文化斗争是残酷的斗争，新旧文化势力，从立场上是零和的分歧，无论温和德教还是严厉政教，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旧文化的余孽改造成新文化的血液。那些改造不了的，就只有消灭。所谓消灭，倒不见得消灭他们的肉体，但务必要消灭他们精神的影响力，把他们从受人尊崇的神圣位置下拉下来，搞成臭烘烘的笑话，使后人耻于和他们为伍。不如此，旧文化无以消除，新文化也就无以成长。
我想，这才是尚书康诰酒诰给予我们今天新文化建设的最可宝贵的经验启迪吧？
08，周人革命的继承性
周人对殷人的革命，并非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全都是出于天命维新的原创，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是对殷商乃至殷商以前传统的继承，只不过他们用新文化重新诠释了继承下来的旧传统，所谓维新，也就是维新价值标准，而非万物皆新。
以易学为例，易学是古已有之的神学基础典籍，是卜筮宝典，是神学时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汇通之学。周人之易，就是在连山归藏等古易的基础上，赋予易学以崭新的人文诠释。连山归藏等古易，早已散轶，详情已不可考。而周易每爻都立足鲜明的人文立场，都饱含着德教的深意，却是后世易学所共见。
再以封建为例，据甲骨文提供的资料，商王武丁时期，就有了封建的记载，周人的封建只是承袭殷人的旧制。只不过殷人的封建，更接近于是另立门户的分家，而周人的封建，则是宗子维城的“中央集权”政体形式。周人赋予封建以崭新的国家意志。而这种国家意志，在殷人的意识形态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概念。
即便是周人革除最厉的酒，其实也在周人的祭祀活动中充当着主角。只不过周人的饮酒，以礼节之，断不肯如殷人那样纵酒乱性，陷入非理性的迷狂。周人的理性约束，和殷人的感情放纵，恰说明酒在人文背景和神学背景中不同的职能担当。周人基本上在宗教活动中继承了殷人的“酒”，却打造了鲜明周人风格的人文的酒文化。
总而言之，周人对传统革命性的继承，就是用人文改造旧神学文化的伟大工程。孔子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说的正是这份葱茏丰茂的人文气象。
09，周人革命的创造性
新文化的新，不能完全靠改造出新，改良主义，只能翻新不能出新。
人类第一次走出神学走向世俗，绝不是什么简单的翻新，而是开天辟地的出新，是真正的革命。是人的觉醒，是人的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
周人革命的创造性，全都在一个德字上。德这个概念的生成，昭示了周人最伟大的革命创新。周人用德把万事与人连在一起，树立了以德为则的人文立场。
这一点至关重要，是人走出神学桎梏，确立道德自觉，最终实现人格自立的基础。
荷马史诗中有一个特别不堪的情节，就是阿加门农向阿喀琉斯道歉，阿加门农把色欲熏心嫉妒爆棚犯下的错误，完全推诿给大神宙斯的蛊惑和愚弄，把自己应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推得干净。，那一刻，他虽然保住了万王之王的面子，却丢掉了一个人最起码的人格。
在神意控制人的精神的时候，人没有格可言。人就是神明的赘物，神意的木偶。在神的名义下，人可以做尽坏事，而不需要承担任何主观责任，因为神意的专制中，人没有主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人格，在神权时代，是最大逆不道的亵渎。
人而无格，就没有人的成长可言，更没有真正的人的文化建设。
因此，让人承担起道德责任，才是人之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才是人文的根本。
西方从荷马时代的阿加门农，到大航海尾声中的五月花，一直没能形成这种真正人文意义的道德自主，一直没有形成真正属于人的德之准则，因此，一直没有完整的人的文化建设，这恐怕才是东西方文化分野最深的人文根源吧？
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回看三千年的人类人文进化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周人树立道德的世俗权威，有着怎样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
就是这个德字，标志了人的主体全部尊严和生命价值，启示着人的世俗道路和精神成长。而这个德字就是周人革命最伟大的创造。
10，周人革命的得失
周人革命之所得在于，用政治手段推动文化革命。
周人先取得了政治控制权，然后才全面开展文化改造工作。这就为文化改造提供了极大便利，省去了大部分无聊的文化纠葛和撕扯，能让新文化迅速占领文化阵地。迅速占领文化阵地，对新文化的成长而言至关重要。
按一般的心理现象来看，一种新的行为坚持一周，就能基本适应，坚持两周，就能消除逆反，坚持三周，差不多就能习惯成自然。同理，一种新文化，贯彻一代，就能基本适应，贯彻两代，就能基本消除反抗，坚持三代，就能成为主流显学。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最初激起喋血的反抗，可满清覆灭革命党剪辫子的时候，就有遗老为一条剪断的辫子如丧考妣。文化心理的适应周期，虽然略长，但与一般行为的适应周期大同小异。
惟其如此，周人用政治手段肃清旧文化的影响力，为新文化的普及提供纯净的舞台，对新文化的成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文化发展不可逆转地迈入了启蒙的大门。
这是周人革命最大的所得。
周人革命之所失在于，用文化手段追求政治目的。
用文化手段去追求政治目的，很难收具体的时效。文化的功能在于长远的赔补，而政治目的总要有短期内迫切的诉求。二者基本上很难调和。
政治可以速效支持文化，文化可以长期护佑政治，但反过来，二者就很难协调。
周人用政治速效支持了文化发展，他们以为文化也可以反过来速效支持政治建设，却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文化手段缺乏具体的强制性，只能劝化私欲泛滥却没法限制私欲泛滥，周人凭借血亲建立起世俗文化的信仰，以为血亲的信仰结构，可以长期保障政治的稳定，没想到，当血亲被世代繁衍稀释得有不如无的时候，礼崩乐坏其实就成了政治的必然社会的顽疾，而周人的新型政治也就土崩瓦解了。
孔子，就生在礼崩乐坏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孔子所有思想探索与文化实践，都是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大势而作的艰苦努力。
站在周人革命的得失夹缝中，孔子又是如何匡正大厦将倾的新文化的呢？下面我们就简略回顾一下孔子的思想探索和文化实践，以期在新文化的背景下，对孔子的新文化做一个初步的检讨和梳理。
孔子的文化实践
01，文化夹缝中的“遗种”
在梳理孔子的思想探索与文化实践之前，有必要先就孔子的身世做些盘点。
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寻根溯祖，可以追到微子。
周公平定殷人之乱后，封微子于宋，以继承商汤的宗祀。孔子一系，是微子嫡系后辈。孔子的前辈弗父何曾有让国的高尚行为，因此孔子也曾被人誉为“圣人之后”。
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孔子一系才以孔名氏，算是孔姓之始。
孔子的先辈都是宋国位高权重的卿，到孔父嘉，却命丧于宋国内乱，孔父嘉之子孔木金父为避政敌迫害，举家迁往鲁国，从此孔氏即在鲁国繁衍。传至五代，即有孔子。
孔氏一族的行迹变迁，有意味深长的文化意义。
宋是殷人文化的保有者，虽迭经周人打压，但积近千年的文化传习，绝非朝夕可灭尽的。即如弗父何的让国，起因就是他父亲宋愍公没有遵循嫡长制，死后传位自己的弟弟，引发内乱，内乱中弗父何让国以遂父志，成就了圣人的美名。兄终弟及，也算是宋人一份倔强的“文化坚守”吧？宋人在当时大约可以算是殷商文化的活标本。
鲁是周人文化的守护者，本是周公的封国，在姬姓列国中有着无人可比的崇高地位。鲁原本是殷商东部的重镇，周公封鲁，就是为了镇服东部的各种反周异动，因此，鲁其实是代表周王朝统治东方的支部，其礼仪规制都高其他诸侯一等，而且还保留完整的周人文化资源。不仅如此，为镇服殷人，周公封国之初，还迁大批殷人入鲁，因此鲁虽然是周人官学的东方中心，而鲁的民间，还饱含丰富的殷人元素。鲁国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节点。
当时殷人的顶尖贵族，都封在宋国，追随微子，迁入鲁国的殷人，多是一些普通身份的人，因此，鲁国的殷人文化元素，只能沉潜在社会的最底层，殷人无以在周人的官学权威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孔氏的入鲁，为鲁国的周殷文化融合，带来了新的机遇。
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谜一样的自信，这自信后来已经恶化到自大的地步，宋国一直追求超出自己实力的影响力，最后也终于败亡于争霸天下的狂欢中。这份自信究其根源，恐怕源于殷人对周人根深蒂固的心理优势。他们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恢复往日殷人强大的荣光。
孔氏作为殷人华族的表率，恐怕也不免深藏着这样一份自信，但落难流亡鲁国，成为寄生权贵的陪臣，政治上的抱负已经很难实现了。幸运的是，他们远离了政治核心却沉潜到文化融合的深水池中，于是这份自信，便经过五代的沁润，最后在孔子身上，激变为一种文化上的崇高追求。
孔子是生长在周人和殷人文化夹缝中的殷人“遗种”，这遗种在鲁国这个文化融合的蓄水池中涵养生化，最终结出了最伟大的文化融合的硕果，并用五味谐和的果汁，哺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02，乱世迷局中的“木铎”
孔子的时代，鲁国的政治早已不在鲁公手里，而为三家豪族把持。
不独鲁国如此，天下诸国都受到私门强族的困扰，而尤以当初周王室最亲信的诸侯为甚。周公缔造的体制已经瓦解。以血亲为纽带的政治关联，血浓于水的时候，这种关联尚可维持，血淡如水的时候，就濒于解体了。
井田制败坏，逃户藏匿在有权势的贵族家里，于是私家贵族不断坐大，侵吞公义，政入私门。经济基础已经无法再支撑宗子维城的封建理想，这就是礼崩乐坏的大时代。
旧的礼乐权威已经坍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无消息，人心迷茫，天下已乱，这就是孔子生平所处的时代环境，而孔子这个文化夹缝中的殷人遗种，以一种殷人素具的文化自信，执着地肩负起继承弘扬文化的使命，又以一种周人独具的天下情怀，自觉地肩负起拯救乱世迷局的责任。一个文化夹缝中的遗种，终于在文化夹缝中，继承了周人的政治文化情怀与殷人的思想文化觉悟，站在了文化融合的最前沿。
这是一次孤独的伟大思想探索与文化实践，其领先时代近五百年，因此饱尝了夹缝中的苦难。正在腐化的周贵族无法理解孔子仁学思想的殷人气质，早已固化的殷遗老更是对孔子大同理想的周人气质嗤之以鼻。而追随孔子的人，也无法理解他的深邃思想与深挚情怀，“知我者其天乎”是孔子作为文化独行者的最真挚的情感抒发。
文化夹缝中的思想探索和文化实践，注定其在现实中是四处碰壁的。孔子自认丧家之犬，算是一种半是失落半是超然的自嘲，而弟子许之以天之“木铎”，则是对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先驱的一种朴素的推重与期许。
木铎是铜制木舌的大铃，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的时候，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的注意。也引申为宣扬教化的人。
而今回头来看孔子在其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现实境遇，丧家犬其实算是孔子自谦自艾之间的自况，而木铎倒是恰如其分地描摹了彼时的真实状况。木铎就是要在人蒙昧茫然无所措的时候，用自己的振响，唤醒人们的注意力，为人们昭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而这，恰是孔子倾毕生之力的事业。
这种事业，今天我们名之为启蒙，而当时人们名之为教化，教就是教导正确的道理，化就是使受教者循着正确的道理走上正确的道路，而教化合在一起，就是要让受教化者自觉地成为秉持正确思想践行正确道路的人。而这，恰恰是后世启蒙的主要目的。
当然，孔子的教化和周公的教化有本质区别。周公处庙堂之高掌政治威权，因此周公的教化可以辅之以强制，所以周公可以以钟吕的威严推动启蒙事业；孔子不然，只是丧家之犬，无权势可辅翼教化，只能凭借劝导训诫和感召，只能用单纯的文化手段致启蒙之功，所以孔子只能以木铎的清亮推动启蒙事业。
这种身份地位的悬殊差异，倒逼出孔子的文化潜能，当政治的速效成强弩之末的时候，文化的长效竟厚积薄发在历史上掀起波澜壮阔的洪波。孔子继承周公的启蒙事业，凭借文化的力量，将周公开创的启蒙事业永传后世万古长青。
自上而下的借助政治的启蒙，可以在当世收得奇效，而要把当世的奇效铸成后世的显学，则需要自下而上的文化的弘扬。而这自下而上的文化弘扬，就是孔子作为天之木铎的使命。
孔子融合了周人和殷人的文化，激发了新文化磅礴的力量，最终在思想文化上完成了周公开创的启蒙事业，使文化实至名归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角。这就是一个天之木铎的启蒙情怀，这就是一个木铎声彻千古的启蒙“钟声”。
03，什么是启蒙？
如果说周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那么孔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启蒙思想的完成者。
这种提法恐怕会让某些当代启蒙学者瞠目结舌。他们长期跪倒在西方启蒙主义礼教的神龛下，恐怕很难接受启蒙的不同文化史背景的表述和解读。
想要回应此类质疑，就要回到问题的本源，到底什么才是启蒙？
关于启蒙，最著名的诠释当属康德的定义，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使人类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进而把不成熟状态诠释成不经他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语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手头无书线下无网无法核对原文，故转述不加引号）
此定义影响巨大，基本代表了西方思想对启蒙的权威理解。显然，康德是在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的层面理解启蒙的目的的，也就是说，康德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理解启蒙的，这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特色，欧洲启蒙运动就是要用理性主义的匕首割断宗教迷信的咽喉。但因为刀法略显粗犷，连人文情感也一并宰杀，因此招致启蒙同道卢梭的强烈反对，理性主义的启蒙刀客又把卢梭打成了野狗，那段启蒙内斗史，长期霸占思想史八卦的头条。
康德是卢梭的拥趸，他虽然崇尚理性的力量，但却深知道德行为中，情感的比重远大于理智。它把这种情感和理智之间的道德动力，命名为实践理性，虽然在启蒙定义上康德站在理性派一边，但在道德问题上，康德却悄悄倒向了卢梭，为此康德被尼采讥笑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在尼采看来，这种模糊情感和理智区别的实践理性，未免太中国了。
在这一点上，尼采倒是颇具慧眼，康德的实践理性，是西方世界最接近中国伦理学的道德思想，更确切地说，最接近孔子的伦理学的道德思想。
道德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同样，启蒙也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启蒙不只是要推倒一个旧世界，启蒙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启蒙不是用理智的刻刀塑造新人类，而是用情志的雨泽感发新人类。
虽然孔子在历史观上是复古的，但他在人生观上却是现实的，而他的社会观则是真正面向未来的。从古代寻求力量，以助力现实的人生实践，去实现一个伟大的未来社会，这就是孔子用自己的人生诠释的启蒙，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启蒙，牢牢地坚守实践立场的思想启蒙，这种中国特色的启蒙实践，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用自我教育改变命运、用教育改变社会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04，仁学——文化融合的硕果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仁学是孔子思想探索的重要成就，也是周人政治文化与殷人思想文化融合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经由孔子这个文化夹缝中的“遗种”之手完成，正是天之木铎实至名归的表记。
神学信仰是通过天人交感实现人物共情，以达成组织动员威慑统辖之功，换而言之，是通过情感激发和诱导，来实现对人的控制，在蒙昧时代，它能极大凝聚族群，强化组织力，而在文明时代，它则往往为别有用心者利用来为人洗脑以达到信仰之外的目的，比如教会兜售赎罪券、神棍淫人妻女掠人钱财等等。
我们今天说的蒙昧，就是那种原始信仰中的迷狂的非理性，其实说它非理性有点儿强它所难，因为原始信仰根本就还没有形成健全的理性，也就谈不上有可以用来非的“理性”，所谓非理性严格说来当是“前理性”时代。殷人的纵酒乱性就是前理性的自然形态。酒有助于软化人的神经，使人陷入迷狂，而前理性的迷狂是接近神的真实状态。因此殷人的纵酒乱性本身就是前理性时代人接近神的宗教辅助仪式。关于这一点可参阅希腊神话中有关狄俄尼索斯崇拜的描述。
周公革除殷人前理性的蒙昧流弊，必定要张扬理性的旗帜来反对迷信，礼乐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制度代信仰的设计。但人的社会生活，离不开情感的润滑弥合，社会人本身其实是情感的动物。革除情感恣肆的宗教迷狂之后，周公要为礼乐寻求一个情感的粘合剂，以稳固新型社会结构。周公的方案是血缘亲情。
相比于前理性时代宗教迷狂抽象的情感寄托，周公看得见摸得着的血缘亲情，未免过于具体过于简单也过于苍白，在保质期上，远非抽象的神启神谕可比。抽象的神启神谕千百年后都能一如既往地统摄人的情感，而血缘亲情，其实在当时，就在周公和管叔蔡叔三兄弟之间变得厕纸不如了。因此，血缘亲情作为情感粘合剂，在礼乐创制之初，就已经陷入死地。
血缘亲性形同虚设，礼乐就自然流于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礼乐，土崩瓦解是迟早的事情，这本来就是周人以政治助力文化的后遗症，当文化凭借政治取得主导地位，自身又没能生成与其地位相匹配的精神内涵的时候，文化也就患了德不配位综合症。礼崩乐坏就是这综合症的集中发作。
为复礼修乐，孔子提出了仁这个概念，以填充礼乐的空洞形式。人是孔子最伟大的思想创制，是启蒙西乡体系里里程碑式的概念。
仁同时具备了高度的抽象性和充分的实践性。
说它极具抽象性是因为根本没法正面描述它，只能区分哪些不是仁，却没法直接回答什么是仁，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已近乎道之体。
说它极富实践性是因为它可以从日常细节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是与人之社会日常休戚相关的心理凭依，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已近乎道之用。
这种同时兼备体用的概念，最适合成为信仰的基础，事实上，仁就是孔子为周人启蒙文化提供的信仰基础。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乐何，就是确立仁之信仰基础的声明。
仁已经接近与殷人信仰的神道，但和神道不同，神道揭示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仁道启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神道是宗教信仰的天光，而仁道则是世俗信仰的根基。
仁是孔子参照殷人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为周人礼乐政治文化提供的强大的心理凭依和精神指引，具备了仁这个核心价值之后，周人的礼乐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思想层面，启蒙也从政治运动上升到文化信仰的高度。
仁学的确立，为周人殷人之间的文化斗争画上了句号，从此新文化有了自己的信仰依据，旧文化的信仰再难死灰复燃。
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堪称名副其实的启蒙文化完成者。而仁学，就是周人政治文化和殷人思想文化融合的伟大成果，里面兼具殷人的真挚情感与周人的高尚理想。成为旧世界通向新世界的精神彩虹桥。
05，有教无类——人生阅历的菁华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教育，教育是孔子文化实践的最后归处。
孔子游走在文化夹缝中，四处碰壁，各种思想探索文化实践都在政治腐败的壁垒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孔子把自己毕生的追求都献给了教育。孔子是人类文化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一教师爷。他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都走在时代的前列，都是人类努力要实现的目标。
孔子教育的核心就是有教无类，这在当时是开天辟地的主张，是孔子启蒙运动实践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文化启迪和精神财富。
我们通常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人。这话略嫌笼统，其实在孔子之前，私相传授的学术，在民间必已广泛流传，否则宁戚、蹇叔、百里奚、曹刿等人那样的才智能力就不知出处了，蹇叔等人肯定是私学传授的结果。只不过这种私学在当时很可能不成规模，只是私人传授，达不到开宗讲学的地步。
所以，与其说孔子是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还不如说孔子是第一个创立私人学派的人。
这应该是孔子的私学和以前的私学不同之所在，孔子的私学融合了官学和私学有价值的内容，成为当时最系统最先进的私学，在孔子那里，既可以学到传统的技艺，也可以学到新文化的思想，不仅如此，孔子还用新文化的仁学丰富了传统技艺的内涵，所以整体上讲，孔子的私学，其实是新文化的私学。
孔子授六艺，本来是官学出仕的技艺，但孔子又表彰三年不至于谷的好学，认为学习只为了出仕是没出息的，好仁乐道的修养才是学的本分，所以孔子虽然以六艺授学，但却以德育为本，这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伟大传统。
文献中记载了很多贵族子弟都投在孔子门下学习，连孟孙氏这样的豪族也把公子送到孔子门下学习，可见当时孔子的私学，质量和声望已经超出同时代的官学。
当然，孔子的弟子成分复杂，绝不限于正在得势的显贵子弟。而是成分复杂涵盖社会各阶层。其中有像闵子骞那样的前代国君的没落后裔，还有像颜回那样现实中窘迫得揭不开锅的清流，也有子路那种大半生都鄙而多艺的浪子，更有冉雍那种出身本就卑微的寒门。这些出身各异的弟子，集结在孔子门下，学习同样的课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比较早熟的教育理念，在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背景中，孔子向全社会开放新文化的课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践教育平等，对当时新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助力甚大，对后世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影响甚深。
孔子这种超出时代上千年的教育平等思想，与他的个人阅历有极为深切的关联。
孔子虽然是殷人华族的后裔，但孔子出身并不显达，孔子是父亲和母亲野合的产物，既无名分也无家族资源的支撑，孔子少年时代一直在母亲身边张大，不知父亲的身份，母亲出身寒微家境困窘，孔子少年贫贱，饱尝了宗法社会的等级压迫。孔子十七岁的时候，已经认祖归宗，去参加季氏的宴会，犹因身份的原因被拒之门外，可见孔子的早年，是处在宗法歧视链的最低端的。
这一方面激励了孔子殷人高贵自许的执念，另一方面也养育了孔子以平等心看社会的悲情。这种平等的悲情，赋予孔子一种颇为激进的社会观和历史观，这种社会广和历史观，最终没能在政治上开花结果，却在教育上大放异彩烛照千秋。
孔子曾说，“天下无生而贵者也”，在古代即便天子的元子（相当于后世的太子），都只是普通的士，古礼不是根据人的出身，而是根据人的才能和道德赠与爵位的。
这是孔子社会学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是孔子平等观的核心。也是被后世歪曲最严重的思想。后世把孔子的尊古贤，说成孔子崇禅让，但孔子真正的用心是尚平等。是王子与士平等，是抹去出身，用才能德行辨别人的差等。孔子的尊古崇古，是要用古的公平来照鉴今的私僻，是号召今人从古贤的角度审视时弊。这和卢梭的“复古”异曲同工，其被世人的误解和歪曲也和卢梭相仿佛。
一个殷商华族的后裔，生长于穷困的母党颜氏一族，他高尚的文化追求和平易的社会关怀，造就了他伟大的平等教育观。平易的社会关怀让他坚信，天下无生而贵者，而高尚的文化追求让他坚信，才能和德行才是人之差等的根本依据。二者有机地化合在一起，就构筑了孔子有教无类教育观的坚实基础，并升华为千古以来人类教育共同的指导精神。
有教无类的平等观，是孔子人生阅历的陶铸和萃取，是一个文化夹缝中的遗种得天独厚的思想觉悟和人文操守，是足以照亮全人类的启蒙之光。
06，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
孔子的一生，大致分成四个阶段，刚健进取的青春行迹，起伏跌宕的仕途生涯，曲折坎坷的流亡岁月，悲凉显赫的斯文事业。
孔子是私生子，直到母亲去世后，才知道父亲的身份。彼时的孔子具足年轻人的锐气和锋芒，后人只对他儿时以笾豆做游戏津津乐道，鼓吹他自幼好礼的儒弱人设，却对他见事风生的刚健果敢讳莫如深。事实上，孔子得知父亲身份之后，就擅自做主，找到父亲坟地，将生前本无名分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这种事在今天看来，犹透出一种凛然生威的壮烈气魄。此一端，即可见出孔子少年时的心性品质气魄胆略，绝非一个儒弱“君子”可比。
孔子的仕途也透着杀伐果决的刚毅猛厉。最著名的就是做司寇的时候，诛杀当时鲁国著名公知少正卯。杀少正卯的事，体现了孔子思想中法家的品质，历来为正统儒家所讳言，但荀子中还是详细记录了诛少正卯的缘由。
孔子认为，除了盗窃之外，还有五种邪恶，一是聪明而阴险，二是邪僻而固执，三是专讲假话却很善辩，四是专记坏事却很渊博，五是专干坏事却很得意。这五种任何一种都应该铲除，少正卯五者兼备，是小人中的奸雄，决不能不除掉的。
孔子诛杀少正卯，正可见其温和情志中的严厉品格。这种杀伐果决的坚强意志，为孔子的仕途生涯笼上一层法家的色彩。孔子文化专政的铁拳挥向利口覆家邦的公知少正卯，他更把政治专政的利刃指向把持鲁国政治的三家豪族，孔子借着季氏家臣叛乱的机会，假整顿家臣之名，发起了“隳三都”的政治攻势，剑指陪臣执国命的政治毒瘤。
这种太岁爷头上动土的胆色和谋略，这种迎头而上的斗争精神，这种不惜用非常手段捍卫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的坚定意志，都是后世儒家所不具备的，也是后世儒家极力遏制打压的，事实上，孔子的政治实践，是完全站在后世儒家对面的。
但是孔子理想主义的政治实践最终没能战胜私欲勾结的政治倾轧，由于权贵猜疑，叛徒出卖，隳三都的斗争最终失败。隳三都的失败，基本上彻底断送了孔子的政治生涯，但也彻底断送了鲁国的未来，更让作为一个“法家”先驱的孔子，永远沉埋在儒家的历史浑水中。
政治实践受挫，孔子开始了近十五年的流亡生涯，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其间颠沛流离迭经坎坷几度出生入死，在匡邑被错认成仇家遭当地人围攻，在宋国被结下梁子的权贵暗算，在陈蔡之间被心存芥蒂的贵族伏击，凡此种种，都是行走在死亡边缘的凶险经历，其他各种猜忌、挑拨、倾轧、排挤更是不胜枚举。
流亡时期的磨难不同于青年时代的苦难，青年时代的苦难多是社会境遇的自然，而流亡时期的磨难大都是宗派之间的人为。流亡时期的孔子，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政治家，他隳三都的政治斗争如扔在时代深水中的反潜炸弹，撼动了时代政治的所有潜规则，成为义士眼前的光与邪佞心头的刺。孔子也因此被动卷入了各地的政治斗争，使得他的流亡生涯更平添了几分波诡涛谲的政治风险。
流亡生涯磨洗了孔子政治上的锐气，却也壮大了孔子文化上的骨力。一次次向死而生，不仅锤炼彰显了孔子的勇气，更温润滋补了孔子的涵养。正是在流亡中，孔子告别了拯济时弊的政治斗争，一步步走上了泽被后世的文化实践。列国少了一个锋锐的政治改革家，历史去巍然耸立起一座照亮千古长夜的文化灯塔。
直到行将七十的时候，孔子才藉由弟子的保荐，回到鲁国，被奉为国老，开始了“述而不作”的国务顾问生涯。但政治地位上的尊崇，生活条件上的安逸，没能改善孔子的悲凉心绪。亲生儿子去世，胜似亲生儿子的爱徒去世，亦徒亦友的大弟子去世，众多优秀的门生都离开门下在外闯荡，孔子的晚景是孤寂的。孤寂之外，再加上生不逢时的感伤，获麟绝笔的哀恸，更是把这份悲凉的情志推广到天地人生的大境界中，就是在这种饱蘸着悲凉与牵挂的一往情深中，孔子最伟大的学说从地涌出，那就是《礼运》。
礼运是被五行天道与太平人道武装起来的新礼教，是通向大同理想的社会契约论。是盛世不再的政治挽歌，也是引领未来的启蒙旗帜。
如果说中庸是孔子高明的修齐心得，那大同就寄托着孔子最深切的治平情怀。这份情怀藉由孔子学说的广泛传播，照亮了人类的未来。
07，人本主义的执守与变通
殷人尚鬼，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把敬鬼神的感情放在比敬鬼神的仪式更重要的地步。孔子用仁替代了鬼神，把仁的情感放在比礼乐更重要的位置。这种深刻的思想革命，在当时还不能被人广泛接受。
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周人的礼乐启蒙，未能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尚鬼敬神的思想在民间还有很深的影响。
这是周人礼乐政治的一个蹩脚点，礼乐固然可以在大夫中推广，但一些行政事务，是必须得庶民配合才能取得成效的，大夫的礼乐文化和庶民的鬼神文化的冲突，往往掣肘行政事务的规划和落实，也阻碍孔子个人的政治理念的执行。
在敬神尚鬼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推行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想，是需要明确的执守和特别的变通的，关于这一点，孔子是表现出坚定的人文信仰和高超的政治艺术的。
敬神尚鬼的最大的陋习，就是殉葬制度，在孔子的时代，还遗留着殉葬的余绪。对此反人道的野蛮行径，孔子是坚决批判、严厉谴责，绝不通融妥协的，这种决绝的反对甚至推及以陶俑取代人殉的做法，孔子曾痛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金刚怒目式的愤激溢于言表。体现了孔子对启蒙新文化的人本主义立场之执著的坚守。
但在不关人命生死的枝节上，孔子对鬼神信仰却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仅不去强逆敬神尚鬼的民俗，他甚至还利用此民俗作为助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近乎机会主义的灵活性，恰表现出孔子立足人本主义的变通之才。
后世出土的楚简里，有一条关于鲁国大旱的记载很说明问题。鲁国大旱，鲁哀公问计于孔子，孔子认为要想解除旱灾，必须在政治上匡正刑与德。这倒是古来儒家一贯的立场，但在当时，却和普遍的做法相违背，当时普遍的做法是祭祀鬼神祈福求佑，匡正刑与德在一般人看来实在驴唇不对马嘴，鲁哀公也很为难，表示和民众无法交代。孔子告诉鲁哀公，匡正刑与德，就是侍奉上天，一定会感动鬼神，大旱自然消除。在此孔子没有纠缠鬼神刑德的轻重优劣是非，而是把二者囫囵捆在一起，借助鬼神感之，把民众从敬神尚鬼的迷信泥潭中引到匡正刑德的政治路线上来，这里面就折射着孔子灵活多变的工作方法，透视出孔子完全实用主义的鬼神观。
说起旱情，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左权将军在太行山领导的抗旱。抗战时期，太行山敌后根据地也出现严重旱情，左权将军想组织民众抗旱，但民众却热衷于拜龙王祈福，左权将军没有硬碰硬去破除民众的迷信，而是和民众一起拜龙王祈福，然后说服民众和他一起引水抗旱。左权将军迁就迷信的做法与孔子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迂回目的是促成国君采取行动，而左权将军的迂回目的是促成民众采取行动。这是精英主义和庶民主义的区别，也是孔子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使然。但孔子和左权将军应对迷信的策略，却远隔千古，共同彰显着一个实践者的执守和变通。
而这份执守和变通，大约是古往今来所有革命者的必备的素质吧？
08，由之和知之
孔子抗旱建策的事情，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千古以来，这个原则饱受非议，古代儒生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愚民论调，和儒家的诚信爱民的原则格格不入，因此千方百计为孔子粉饰。现代人更是抓住这个黑点大作文章，据此把孔子斥为愚民专政的反动典型。
从价值观上讲，愚民的由之和启蒙的知之势同水火，仅此一端，就可以把孔子扫出启蒙的大门，永远打入敌视启蒙反对启蒙的另册。
但这句话其实不是一个价值观表述，而是一个方法论的概括总结。它说的不是为政者该如何对待民，而是行政的时候面对一些非常情况该如何动员民。
古今中外的启蒙者，特别是西方的启蒙者，一般只负责指手画脚出谋划策，不负责亲力亲为具体实施，因此他们只要保持理论的纯洁性和彻底性就足够了，不需要为理论的可行性操心，所以启蒙思想空谈理念者多，探究方法者少，这些启蒙思想的精灵，是绝不肯为污浊的蒙昧世俗玷污自己纯洁的理想翅膀的。他们只提供药方却不负责剂量煎熬和服用，因此药方不灵，也只是愚昧的俗人病情太重，和他们高明的医术无关。
孔子却没有这些狅诞自大的本钱，孔子虽然不事稼穑，但却是要亲力亲为匡正时弊的，所以孔子一生致力于寻找机会实践自己的启蒙主张。从孔子的角度来说，不知是否可行的思想形同屁话，根本不能实行的方案厕纸不如。所以孔子最关心的一直是如何执行，这是孔子的实践本色决定的。
所以，孔子关注方法论的问题，既不能为后世儒家所接受，更不能为当代知识精英所理解。而脱开方法论的立场，由之知之的论述，就失去了基本依托，成了恬不知耻的权谋表述。
只有放在具体的危急情景中，你才能理解无暇知之只能由之的迫不得已与良苦用心。比如干旱，正分分钟地吞噬民众的生存资料，与干旱的抗争是要分秒必争的，如果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敬神尚鬼到底管不管用，那就只能坐视干旱毁掉民生，最后把民众都送到鬼神那边去报到。所以当务之急不是使民众知鬼神之不可恃，而是使民众由鬼神之信仰认同抗旱的政策与方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别有一番洞天。
恰恰是由之知之的表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实践的孔子，一个努力要改造现实拯救世界匡正时弊惠及民生的孔子，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行动派的孔子，一个像后世的法家一样尽其所能求救世之功的孔子。
09，游走在建制派与造反派之间
文化夹缝中的孔子，是一个奇妙的矛盾复合体。
纵观孔子一生，就一直游走在建制派和造反派之间。他要造陪臣执国命的反，却是拥护周王政的死硬建制派，他努力要恢复崩坏的礼乐，却是为了更进一步推动启蒙事业的发展壮大。他总是用表面上与自己立场相左的方式，去实现自己卓异于时代的目标。
有时候他的表现如此“言行不一”，以至于他的得意弟子都不能理解，与他当面辩驳。
鲁国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叛乱，召孔子参与，孔子想应召，结果被子路批评，就算没有地方去也没必要到公山那里去。孔子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告诉子路，召他去也不是白走一趟，如果有人任用他，他就要在东方大兴周的王政。
晋国赵氏的家臣佛肸叛乱，召孔子过去，孔子又准备应召，又是子路拿孔子以前说的话出来反对，劝孔子不要和佛肸同流合污，不要参与反叛。这一次孔子说得比较委婉，称自己不是苦葫芦，不能空有一身才能只挂在那里不用，还暗示自己质地纯贞不会被叛乱污染。
虽然两次准备应召两次都没有成行，但孔子对反叛的态度却十分辣眼睛，连子路都不理解，恐怕当时和后世也很少人能真正了解了。
这两次响应叛乱的动议，都记在论语之中，除此而外，孔子还有更辣眼睛的与“叛党”勾结的例子，就是孔子与齐国田氏的“勾结”，孔子与田氏交情颇深，甚至还因此得罪了晏婴等其他权贵，以至于在齐国待不下去。孔子亲田氏的事，儒家后辈无人敢提，却被墨家翻出来详详细细地写在非儒篇里，算是一段醒目的公案。
孔子的倾向叛党，其实是一个周王政建制派的不得已的选择，孔子要改变陪臣执国命的乱局，就不免倾向造陪臣反的大夫，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友军的原则，孔子难免总期望通过这些造陪臣反的造反派，去实现遏制陪臣的政治目的。这也算是孔子的政治纵横的策略。但孔子恐怕也没想到，田氏这个齐国诸贵的死敌，目标不是齐国的陪臣，而是齐国的君位，到田氏终于起而代齐，从陪臣执国变为陪臣篡国的时候，孔子也只能奔走于鲁公和权臣之门，为声讨捅破天的造反派做振臂呼。孔子与造反派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就此暗淡收场。
孔子政治上的矛盾，在他生前就落得一个狼狈的结果，建制派的公心抵不过造反派的私欲，最后只能从道义上反目。企图借助造反派实现建制派的目的，这需要强大的革命理论来支撑，而这绝非孔子的时代所能具备的，因此孔子的政治实践注定是个悲剧。
相比之下，孔子文化上的复合矛盾，却激发出强大生命力，成就了一份伟大的启蒙事业。
10，复辟梦想中的革命情怀
今天我们说起孔子的文化实践，恐怕第一印象就是复辟。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他文化复辟主义的头条罪状。
所谓复礼，就是复周公之礼。孔子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孔子要修复礼乐，恢复到周公的时代，这其实就是开历史倒车。从这个意义上讲，复辟的罪状恰如其分。
但若深入辨析，复周公之礼，却别有一番深意。前面我们说过，周公之礼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启蒙革命的产物，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礼崩乐坏，也就意味着启蒙革命的重大挫折，也就摆给世人一个尖锐的问题，周公的启蒙方案到底可不可行。这可是关系到启蒙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如果不能恢复周公的礼，启蒙事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就彻底颠覆了。因此，复礼就是要修复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就是挽救启蒙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复礼是重建启蒙的号召和旗帜，是继承发扬启蒙的首要任务。只有复了礼，才能向世人证明，错的不是启蒙，而是启蒙过程中的若干环节。
事实上，孔子虽然主张复礼，但他并没有刻舟求剑一般去复周公的礼，而是用仁道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周公的礼，孔子要复的礼，已经是比周公之礼更强大更丰满更稳固也更具文化品质的礼，是真正匹配启蒙思想核心信仰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价值。
孔子的复礼，是要恢复周公伟大的启蒙精神，而不是回到周公简陋的启蒙原点。
在孔子“惶惶终日”的复辟梦想中，就蕴含着如此坚贞如此崇高的革命情怀，他的复周公之礼，就是要将启蒙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宣言。
而他艰苦卓绝的复礼文化实践，也因此铸就最伟大的启蒙思想，把中华民族带入了崭新的文化纪元。
当然，孔子的克己复礼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把复礼的启蒙理想建筑在克己的个人修养上，这算是孔子思想上的偏陋之阙。
启蒙本是社会运动，离开社会，无所谓启蒙。从社会退缩到个人内心，就没有启蒙可言。通过克己，或者能从自身角度复礼，但礼不是某个人单方面的事情，是全社会的共同事务，一个人的礼，没有社会意义。礼不只是文化心理的自我要求，礼还是一种制度设计，是需要一些法治法规来促成的。因此礼是文化和政治相融洽的产物，周公单凭政治、孔子单凭文化都不能实现礼乐的启蒙，克己复礼和远谟辰告缺一不可。这才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消极荒谬处。
但无论怎样，复礼都是一种最为真挚的革命情怀，是要把周公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伟大斗争。
启蒙尚未成功，后辈仍需努力。孔子就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鼓舞下，实现了启蒙思想的最后完成，用启蒙将中华民族引向未来，永远堵死了复辟蒙昧迷信的黑门。
孔子的现实意义
01，启蒙的遗留问题
三千年前的启蒙运动，是一项空前宏伟的浩大工程。
它引领人类走出蒙昧的神学迷信，回到人的自主和自立，回到真实不虚的世俗社会，回到人本立场的文化与政治。这一启蒙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次跃迁，从神学迈向伦理。
从此，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人文学的基础，也成为人文学最根本的课题。
从此伟大启蒙运动发轫之初，所有的问题就都归结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三千年前，中国的一代文化先驱，就从实践的层面，触及到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属性，只不过没能形成理论上的概述而已。
走出神学桎梏，人类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三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围绕这一价值体系做艰苦卓绝的探索。
此价值体系的草创，其实是很粗糙的，那就是周公的礼乐制度，周公的礼乐，用政治的强硬干预，和文化的有限辅翼，以姬姓为主干，以姬姓亲信为枝叶，以嫡长制为依托，建立起一个静态的金字塔型宗法社会结构。
但静态的结构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很快就崩坏解体。
于是孔子借助当时的全部文化遗产，实现了政治和思想的融合，提出仁的概念，用一视同仁的平等原则，重建起一个开放的礼乐架构，这个架构虽然是金字塔结构的，但不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可以凭借教育改变层级的相对动态的结构。
但孔子没能走出宗法的局限，因此也无以适应被启蒙释放出的强大自由潮流，宗法金字塔，很快被报复性泛滥的自由浪潮冲垮。
于是继承了孔子礼法一脉传统的法家走上前台，用法铲除了宗，最终捣毁了旧宗法，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封建社会，破封建立郡县。彻底清除了旧宗法里面神权文化的遗迹，建立了从里到外崭新的世俗社会政治。
但法家过分强调政治，几乎完全忽略文化，最终没能站稳脚跟，继承孔子礼教一脉的儒家接踵而起，与法家展开了长达两千年的恶斗。
而中国就在礼法、礼教的刀光剑影中，辗转在启蒙大厦的玄关门庭里，一直没能登堂入室。这大约就是三千年启蒙史的简略缩影。无论礼教也好礼法也罢，这个萦绕在中国文化的头上挥之不去的礼，就是先秦启蒙运动留给后世的最重大的课题。
02，乾卦的启蒙隐喻
礼就是等级制度，礼是金字塔结构的骨架，是金字塔结构的依据。
到底谁在金字塔的顶层，谁在金字塔的底层，以什么原则来规划分布，就是礼的内容。
世俗社会需要有效的组织力，有组织就一定有组织者和被组织者，客观上就必定形成“等级”，这是社会能保持运转的基本条件。但这种客观的等级，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当这种能力差别被组织者固化为阶级差别的时候，金字塔就走向反面，从保持社会运转，转向绑架社会运转瓦解社会组织。瓦解重组重组瓦解，循环往复就是周期律。
因此，从历史的高度看，礼只是启蒙之初为草创一个世俗国家而做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把礼固执地坚守三千年，成了中国启蒙事业发展最大的绊脚石。
礼不是启蒙的本义，也不是启蒙的初衷，启蒙有比礼更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就藏在《周易》的乾卦中。
《周易》是启蒙思想的原典，是神学通向人学的桥梁。它观察自然考察历史，推演人事的变化趋势，把神学的占卜，转化成人学的推测与评估，在启蒙时代被誉为群经之首。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以龙为喻，揭示人之进取与奋斗的自然规律。潜龙勿用、或跃在渊、终日乾乾、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形象地描画出一个人成长奋斗的历程，还附有成功后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警示。最后乾卦还提出群龙无首的命题，所谓群龙无首，就是一条龙以乾乾通贯六爻，成就圆满功德。
此卦从人事上讲本来没有什么引申义，更无所谓隐喻，但后人因为龙的关系，望文生义，做了引申，把这一卦崇为王者之卦，由此引申也就派生出它的隐喻。
如果龙是帝王之喻，那群龙无首就有了超出时代的民权隐喻。群龙就是所有人都具备龙的属性，所有人都是帝王，每个人都像帝王那样去思考天下事，去经营天下事。这样一来，每条龙的私心都无法在同类环伺中伸张，而每条龙的能力都可以在同类的和谐共振中呈指数倍地加持，那就是真正的大同时代。而它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得是一条龙。
前文我们提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具备不经别人引导也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能力。在康德看来，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思想行为的主人，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主的责任人，就是启蒙的最终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群龙无首，让每个人都成为“帝王”，就是《周易》乾卦为启蒙规划的宏伟蓝图。
03，启蒙的前世今生
让每个人都具备帝王的觉悟和能力，让每个人都担负起帝王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启蒙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的彻底实现。而此目的，只能通过教育来达成。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教师爷，孔子就是为此目的开展他的教育事业的，他用仁把所有人放在同等的起点上，号召每个人用仁心开展社会实践，完成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共同事业。仁就成了每个人都成为帝王的起点。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仁能否成为最终实现启蒙的良药，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早已经被孔子的后继者败坏断送，不仅没能成为启蒙的法宝，反而成了愚弄人心的利器。
这倒不能完全归咎于孔子后学不长进，而是礼这个核心价值的局限性导致的。
礼把人的自然差别固化为阶级差别，稳定了社会结构，打开启蒙入口的大门，但却钉死了启蒙出口的大门。让启蒙事业一直辗转在阶级的迷宫里。
无论法家还是儒家，他们的目的都只是维护礼而不是致力启蒙，因此它们只能算是礼法和礼教，都是礼的忠实守卫者。
当礼从实践启蒙的手段变成启蒙的目的，启蒙也就奄奄一息了。
礼法要用法治尊君守礼，礼教则打着守礼的旗号经营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实行绅权专制。
因此，从礼法礼教彼此缠斗争夺礼的解释权与经营权之日起，中国的主流文化实践，已经全面倒向维护礼制压制启蒙了，当年的革命者沦为后来的反革命。
王莽的篡汉，大约就可以算是主流文化的4·12政变，从此，文化建制派彻底沦为启蒙的死敌，庙堂之上，启蒙的声音成了能招致灭门的大忌。
也曾有活泼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挑战礼教的权威，并借助伟大的文化融合在唐代重新树起声势浩大的启蒙旗帜。但文艺上的活泼风气最终没能撼动礼的威权，在宋代被礼教全面复辟。至此，礼的启蒙职能被阶级社会的精英文化彻底异化为思想奴役的囚笼。
启蒙踩过了神权专制的绊索，却摔倒在绅权专制的门槛处。
中国虽然率先迈进启蒙的门槛，但启蒙不是一人一家一族一国一个文明独自的事情，启蒙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只有人类全体走出神学桎梏的时候，启蒙才能导入崭新的篇章。
为了这新纪元的起点，中国在世俗社会的此岸苦苦守望了2500年。
04，孔子的文化新义
简单梳理了孔子的思想探索与文化实践，我们大致能总结出孔子启蒙思想的大貌。孔子启蒙思想，以周公的礼乐制度为基本框架，用仁来纠偏礼的宗法等级之陋，填充乐的空疏流泛之阙，把礼乐制度升级为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依据仁构筑了平等的启蒙思想根基，继而用有教无类的文化实践，将启蒙新思想推广出去。
孔子堪称人类启蒙史上最伟大的教师爷。
孔子之所以在启蒙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孔子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化集大成者，孔子不仅博通旧文化的掌故，还深谙新文化的精髓，更为难得的是，孔子虽然从旧文化中满载而归，却坚定不移地站在新文化一边，站在启蒙革命一边，这一点对启蒙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孔子的文化实践，接通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血脉传承，让旧文化的精髓在新文化中发扬光大，而仁学就是新文化旧文化水乳交融的结晶。
孔子不是一个旧文化的遗老，而是一个新文化的先驱。他虽然是殷商华族后裔，却是周公的忠实追随者，他虽然博通夏商之礼，却坚定不移地反对神学迷信，旗帜鲜明地鼓吹人文主义。在新势力眼中他是旧古董，列国的君主陪臣都对他敬而远之，在旧势力眼中他是新叛逆，宋卫之地的隐逸遗老对他百般挖苦。但在文化史上，他却是启蒙史上最耀眼的那颗星，是用木铎唤醒平等的文化意志、激发刚健的人文自觉的伟大先驱。
孔子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用旧文化的精华去丰富新文化，而不是用旧文化的糟粕去颠覆新文化。他从旧文化中汲取力量推动新文化前进，而不是用旧文化的惰性扼杀新文化的成长。作为一个旧文化的学术大师，这一点新文化的觉悟，便是后人难继的往圣绝学，是薪火相传的太平之楫。
孔子的学说，大家耳熟能详，而孔子的这份启蒙的伟大实践，却鲜为人知。正因为此，那个沂水河畔的启蒙老人，便被后世腐儒架上神龛，装扮成欺世盗名的肃王，干起了镇压启蒙革命的反动勾当。
新文化就是要剥去肃王的绅权假面，还孔子以启蒙先驱的本来面目，并以此为号召，凝聚大批有志启蒙事业的新知识分子，携旧文化之学，惠新文化之识，把孔子当年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相信孔子若生在今天，面对新文化遭遇的严重挫折，他一定会站出来用他的旧文化修养与新文化识见同所有反动派做文化上的坚决斗争，他绝不会鼓噪着回到韩复榘的乡村试验甚或回到王莽的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必定会对标毛泽东的时代，循着革命新文化的源头，借助优秀的旧文化遗产，打造面向未来的文化引擎，去助推新文化的蓬勃发展，就像当年他克己复礼，对标周公，用仁学将启蒙事业发扬广大一样。我想这大约就是孔子之于新文化的最宝贵的启迪，也是孔子留给新文化最严峻的课题吧？
用旧文化的良材，打造新文化的舟楫，把新文化推向未来。搬倒周公孔子以来三千年的精英社会旧礼制，并继承旧礼制中体系建设的宝贵经验，建设崭新的大众社会新秩序，把启蒙事业进行到底，是新时代文化人必须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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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梦痴
作者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