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国到灭亡，楚国共存在八个多世纪之久，楚庄王时，达到鼎盛，实现了“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宏图大业，楚庄王从此坐上了中原霸主的位置。有史学家认为：楚的成功，伏笔写在南阳，其败笔也始写于南阳。南阳的申、吕、邓曾做为楚的战略防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这么说，楚国的争霸胆气和争霸中原的活动是与申、吕、邓的支持密不可分的。镇平做为当初的吕候国，背倚崇山峻岭，南布肥田沃土，既是养军粮仓，又具备守关和出击的便利，因此，吕被楚吞并后，镇平地域和镇平的先民们为楚的得意文章，增添了不少的光彩。这就是镇平楚长城。

    苦难造就了楚族的尚武好战楚称三苗，古史书中又称：苗、蛮、南蛮、荆蛮。自她诞生就与华夏部落发生冲突，在尧、舜、禹作部落联盟首领期间，双方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争夺战。尧时，丹山  一战三苗兵败，尧采用分化的办法，将归顺的一部分苗人赶到了甘肃的敦煌，也有学者认为是被赶到了甘肃的陇西县西北。舜时又将归顺的另一部分苗人迫迁于北方，以期灭亡三苗，但是，三苗在江汉流域的势力仍然很大。禹时，禹亲自率五千人，沿途联合当地的一些氏族、部落兵力直抵江汉。此战，三苗酋长被禹军射死，苗军大乱，四散。一部分南选，少数逃往北方、东方，一部分向西南逃走。这些选到各地的苗民，随后逐渐被融合到其他氏族，只有向南退却的苗民，才得以保全下来，相传后世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反映的是商王朝对南方部落的征伐；《诗经．小雅》中的《采苞》、《江汉》诗篇，则记述的是周王朝频繁的从荆楚地区掠夺财富。西周集团认为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故予排斥。  《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三伐楚国；第一次是昭王十六年，第二次昭王十九年，第三次是昭王末年。到了春秋初年，也就是公元前741到公元前690年，楚经过了武王和文王的苦心经营，这个多灾多难的氏族开始强大，但中原各诸侯国仍瞧不起楚，称它为“蛮子国”。而楚在这时期已具备了雄厚的力量，开始向北方发展势力，意与中原诸国一较高低。然而早在西周初年，周王朝已在汉水流域建立了申、邓、吕、随、黄等姬姓或姜姓诸国，形成了几个据点，挡住了楚人北进的道路。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兴兵伐随，继而灭邓、申、吕，组建“申之旅”，开始实现它“汉水为池方城为城”的战略操作。

      中原历代王朝对楚族接连不断的打压是造成他们尚武好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三苗，也就是后来称作荆楚的部族，最早活动于嵩山和伏牛山区，曾建都于陕西丹凤的楚山，河南淅川的丹阳，先后经过了六次大的迁徙，后被赶往江汉流域的郢，即郧县、均县一带定都，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结合。楚人在长期的对外斗争及与外部落的冲突中，建立起一支保护部落生存的武装力量“荆之旅”，楚部落酋长是这支武装力量的首领。“荆之旅”不仅善战，敢杀敢死，还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

         英雄时代与酒神精神 夏商时代是典型的英雄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英雄崇拜，而且是纯粹的英雄崇拜，所崇拜的对象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尔后的文明社会也有英雄崇拜，但是英雄却是打了折扣的，受人崇拜的不一定是他的英雄性，很可能是他的权位和事业的成功。事业的成功诚然可作英雄的尺度之一，但二者并非一回事。英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者说不能以成败来衡量英雄。文明社会，事业的能否成功，原因繁多，有的是以卑劣手段换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贼”的价值观是对英雄主义的亵渎。英雄主义主要体现在英雄气慨上，只计能力不计后果。楚人在八百多年的争战中，真正成功的战例多在春秋时的北进中原，而楚人的英雄主义体现得却更早。“五霸任力”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虽不把周王朝放在眼里，却不丢掉周天子倡导的“德”字以作表面文章。他们“尊王攘夷”、“以王命讨不庭”。但楚不借‘尊王攘夷”作幌子，也不太讲究“先事而后兵”的发展步骤，而是纯粹出于“尚武”和“好战”的野性与蛮性。一、楚人喜欢打硬仗，不计较战略战术；二、重用的外人都是军事人才，如吴起，吴子胥等，很少重用外来文人；三、楚国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和君主；四、楚人没有天下主义观点，没有国与国之间和睦意向，诉诸的只是战争。楚人对英雄的崇拜，主要体现于力量的崇拜，力量的崇拜又见之于战场杀敌，但这个力量不是力 量之意义的本身，力量的意义在于生命力的旺盛。此种野蛮，不是杀人的残酷，不是蛮不讲理，而是一种精神面貌。它崇拜肉体，天人不分，主客无碍，天真浪漫，自然而然。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曾说，楚人“其俗剽劲，易发怒”。就是说，楚人性格直率，强悍、好激动；不擅伪饰，不会遥掩，一任性情之所为。按尼采的说法，这叫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这个时代交错映辉。而酒神精神，具有悲壮的浪漫主义色彩，人们不喜欢宁静和无所作为，不喜欢呻吟和哀怨，他们敢于发泄生命本真的冲动，更乐于接受风雨的冲击。

       楚人的多灾多难和楚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楚人的尚力好战，而此种英雄主义，不能单单归结于疆域之争和物富之争。还有一种精神意义的体现。

       吕地的战略地位《诗经·王风·扬之水》共三章，分别叙述周人戌申、吕时对家乡亲人的怀念。此三章的解释是申、吕、许三国地邻楚国，不断受楚侵扰。因申是周平王的舅家，故平王征发畿内之人，前往三国驻守，以抵御楚国。所以，《毛诗序》说：“扬之水，刺平王也，未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郑玄笺云：申、吕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戌之。在这里说明了平王时期，楚就多次伐吕了。

     吕国，姜姓；尧时“命以侯伯，赐姓姜，氏日有吕(见《国语·周语下》)”。  吕之地望据《史记·齐世家》注引徐广日：  “吕在南阳宛西”。在《左传》中多以申吕并提，故申与吕必相邻。《史记·货殖列传》说，申吕西逼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是兵家必争之地。周王朝时很重视申吕，宣王封其舅申伯守申。《左传》记载：成公七年“……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日‘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申吕是粮饷和赋税的重要供给地，若把申、吕赏给了子重，则没了申、吕两邑的赋税；没了赋税来源，则楚之北部屏障就无师坚守，  “晋郑必至汉”。

       申吕“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南都赋》)，”东北有方城之隘，西北有伏牛之峻，东南连汉、江、淮。据之南蔽荆襄，西拒秦川，北控河洛。《诗经．大雅．崧高》云：“维申及甫(吕)，维周之翰，四方于蕃，四方于  宜”：  “王命如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周宣王不仅把舅申伯改封申吕，王化“南土”，  还把自己的从兄弟也派到申国担任大宰，让他们一起“式是南邦”。宣王之所以这样作，其目的就是要以申吕为前沿阵地，做到“南土是保”，“以蕃屏周”，加强对东南两面的局势控制，对付南淮夷和日以崛起的楚国。从这里，可以看出申吕在西周时政治军事、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周室衰微，楚力增强，楚把矛头直指申、吕，欲把南阳一带的申吕诸国作为北进中原的根据地。周平王发现了楚师动机，便征民丁“戌申”、 “戌甫(吕)”、  “戌许”，以对付楚师北侵。楚师欲北进，不得不先取申、吕。灭随之后，继而在公元前688年灭申，而在吕的对待上，  楚却一反往策，一方面进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长期使其存而不灭。使吕在稳定的基础上，争取民心，听取摆布，尽其兵丁粮贼。于十年后的公元前678年，方亡吕。  楚人几百年间的英雄浪漫，几百年间的酒神精神，几百年的尚武好战，却在镇平吕的面前，表现出如此宽容的姿态，实在有点儿神秘。

      楚长城成因及修城时期郦道元在《水泾·沅水注》中记载：郦县有固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据地志》云：  “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中长城建置考》一书认为，南阳东、西、北三面的长城是楚长城，现状为。门”字型。镇平吕的长城，正处在“一横”的正中同。

     楚职申吕等诸国后，引起了中原各诸侯国的重视。先是秦发动了丹阳大战，败楚，斩楚兵8万；四年后，秦与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次年，秦又败楚，楚军死者2万；又次年，秦斩楚兵5万，楚失城十五。平王三十年，吴伐楚，“楚恐”；昭王元年，“吴兵数侵楚”；“十年冬，吴王……与唐蔡俱伐楚”，  “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秦东进，韩魏南下，东有。吴兵数侵楚”。楚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借伏牛山之险要，“累石为固”，连山修筑长城巩固边防，西拒秦，北拒韩魏，东拒吴。

    楚长城的建筑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张维华生认为楚长城始建于“怀襄之际”，尚景熙先生则为始建子楚文王时期。那么究竟建于何时呢?《水经注．卷二十一．汝水》上说：“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城”，《括地志．内乡县》也有同此内容的记载。按此说，楚长城建于春秋之初。有学者认为，武王、文王时期就开始开疆拓士，强大起来，形成了“楚地千里”的局面，楚在各诸侯国的地位迅速提高，同时也对中原各国构成很大威胁。庄王八年，  “伐陆深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各诸侯会盟于申，楚在各国之间实际上处于盟主地位。楚灭申于公元前688年，亡吕于公元前678年；公元前666年，伐吴；公元前655年灭弦(今河南潢川县)；公元前638年越黄河亡卫国(河南淇县)；公元前615年灭宗(今安徽巢县北)；公元前583年破莒(今山东莒县)；公元前511年，楚吴相争。  从这些战史记载可以看出，公元前678年镇平的吕灭到公元前的511年楚吴相争的这段时期内，楚不可在伏牛山上修筑长城，因为，这一期间，楚势不是守而是攻。平王即位后，楚依靠军事大国的雄厚基础，步入了军事外交上的一段和平时期，同时也揭开了楚国势力走向衰败的序幕。在这段军事处交 的和平期内，使一些诸侯国赢得时间，这就使楚征战一直不利，秦、韩、魏、齐、吴等国同时也向楚发动了强大的军事进攻。由此，才产生了吕、申线的守边长城，再后是申吕的西段长城，即今内乡、西峡的长城。按照后一种说法，镇平楚长城的修筑时间推迟了三百年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楚公元前688年灭申，  并没有急于北上，连身边的弱小吕国也没有征讨，它的北部疆域稳定在方城山向西走向的两百万里之内。到灭吕的公元前678年，这十年间，它不能不巩固边防。从公元前678年灭吕，  到公元前666年伐吴，又是一个十年，这一个十年内，  它不会不防守中原诸侯国南下。以此推理，在第一个十年里，无疑要修筑东段长城，第二个十年里修筑中段即吕北部的长城。《水经注》中的“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的说法很重要。就是说，强大起来的楚，更有筑长城的依据，它的“多筑列城于北方”，不单单具有戍边的意义，而还要“以逼华夏”。至于西段长城的修筑属战国时期，应该说无误，在此问题上从无争议。

    从南阳境内的楚长城结构上看，属于一线多城，一线多层。吕地镇平为南线，南召为北线，再往北是鲁山线，再北为宝丰线，层层推延。这种结构的形成，说明楚长城并非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随着疆域不断的拓展，才不断的推进。这种推断，不但具有合理性，也具有战略上的科学性。 本文作者认为，南阳境内的楚长城修筑时间应在公元前688年至公元前666年。吕地镇平境内的楚长城应定位在公元前678前到公元前666年这一时间段上。

结束语

     楚长城的修筑，到底是始于哪个年代?众说不一，又难定论。有定论的有三：一、楚自今陕西丹凤的楚山始，到公元前223年被秦所亡，共经历了四十五世，  八百四十四年，灭诸侯国六十或者更多，这在古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二、吕国镇平的天然屏障和养军粮仓，支持“申之旅”的兵源需求，为楚的霸业起到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三、楚留给镇平后世的宏伟长城，不仅仅只是留下个“长城之父”的名誉和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世界性的极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