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的父亲闪亮的心

汤水根

要说父亲的命苦，那还真是名副其实的。苦里出生苦里长，苦里负命苦里亡。

1934年，父亲就出生在这百年不遇的旱灾之年。那一年，听老人们说，家乡北面的那条叫“龙旋子”的大河里，干枯的连人们从河床底下走过都不会湿鞋。遇到这样的大旱之年，对于当时没有什么灌溉工具的农民来说，只得听天由命了。农田里颗粒无收，交不起租粮，爷爷奶奶只能抱着刚刚降生才几个月的父亲，四处流浪要饭度日。

待父亲长到该上学的年龄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并占领了我的家乡，像父亲这样的孩子，不要说能念书，就是吃饭也是砻糠当饭、水草当菜，蓑衣当作棉被盖。

家乡解放时，父亲正值青春年少，他先后参加了儿童团、民兵队、扫盲班，站岗放哨查路条，样样工作抢着干。1956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新中国家乡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不久，父亲被选派到临平山石矿工作，凭他出色的业绩，不久便当上了矿里的干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村可谓千疮百孔，那时生产队里正需要有一个年轻能干的人来挑起队长这副担子，带领社员们共渡难关。父亲知道后，毅然辞去了石矿里舒适的工作，回到家乡，挑起了生产队长这副担子，可这一挑就是二十多年。

就在父亲回到家乡的第二年夏天，奶奶在床里烧蚊子，不小心将家里老祖给我们留下来的房子给烧了个精光，连一张桌子或一扇腰门都没有救出来。要知道那时我们有200多平方的木结构平瓦房呢？当时，国家正处到困难时期，大队里只能救济我们全家三斤烂棉花。太祖母、爷爷奶奶、二个叔叔、一个姑姑和爸爸妈妈及我们二兄弟十口人，拥挤在村南面太祖父早年买在那儿的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柴房里。我们身上穿的，全靠亲戚朋友以及邻居们送来的旧衣裤，那一年我妹妹也出生了。爷爷为了大家能正常地生活，劳动，将一大家子人分成了三户，爷爷带着姑姑与小叔住进了大队里那间早已废弃了多年的牛棚里，村民戏称那间牛棚为“100号”。大叔带着太祖母俩人分到了一间柴房，父亲带着奶奶，领着妈妈和我们兄妹三人拥挤在一间“白天一百个日头，雨天一百个漏斗”的旧柴房里。尽管生活艰辛，父亲对生产队里的事却总是一马当先，一点儿也不马虎。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可父亲却似乎与其无关，别人搞游行也罢，搞批斗也罢，可父亲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生产队里的农业生产搞上去，让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幸福生活。

于是，每天清晨，当我们都还睡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时，父亲早已拎着闹钟，吹着哨子，一家一户地去通知大家出工；晚上，当人们都已收工回家，吃晚饭时，父亲还在田野里收拾那些让大家遗忘了的农作物，检查当天的劳动成果，计划第二天的劳动安排，风里来雨里去。那时当生产队长，不像现在这样按职取酬，父亲当了20多年的生产队长，从来没有比别人多记一个工分，也没有一分钱的补贴，更多的却是奉献、付出。然而，尽管父亲付出的要比常人多的多，但父亲乐意，父亲心甘情愿，因为父亲说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结束了，队里卖掉了油菜籽，要“春花分红”了；秋收冬种结束了，队里卖掉了络麻与甘蔗老姜等经济作物，队里又要搞“年终分红”了；然而，每到生产队里“分红”时，身为一队之长的父亲，总是安排好分红的事后就托付给副队长和会计他们，自己却悄悄地领着我们，关上大门早早地入睡，那是因为父亲不想让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数钱。尽管父亲怎样的劳累，怎样的拼命工作，但由于我家老的老，小的小，吃口重，始终摘不掉“生产队常年倒挂户”的帽子。

70年代初期，农业上已逐渐开始向半机械化方向发展了，可当时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比较薄弱，要买一些农业机械比较困难。记得那年生产队里有二十多亩土地高出其他土地一米多，平时灌水要靠人工水车，所以大家一心想买一台抽水机，但电动机无处买。于是，父亲跑杭州、加兴，最后靠舅舅家上海的一个亲戚帮助买到了一台2、8千瓦的电动机。将那台电动机运回家的那一刻，父亲瘦的那还像个人样噢。当父亲看到20多亩干旱已久的水稻田里能灌上水时，他早已把劳累抛在脑后。长年累月结下的劳累，使父亲终于支撑不住了，父亲的病到，也使我这个刚上初中的人只能辍学回家，全身心参加生产队劳动，帮父亲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父亲虽然没有给大伙儿带来什么奇迹，也没有给大家带来富裕生活，可在父亲担任这20多年队长期间，队里的队风，家风、民风是有目共睹的。那时候，生产队里哪户人家有困难，全队人都会主动去帮，哪户人家要造房子，全队的人都会出工出力。我们队里造房子运来的石块，必须要到一里多路远的北港河边去挑回来。于是，哪户人家运输石块的船一到，全队人会不约而同地拿着扁担棍子去挑，去扛。由于全队人心齐如一家，最远的路大家也不怕。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家乡吹来了温暖。为了搞活经济，富裕农民，父亲辞去担任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帮大队里办起了第一家队办企业麻袋厂。父亲硬是凭着他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呕心沥血，勤奋努力。为了企业的发展，他跑遍了千山万水，说尽了千言万语，吃尽了千辛万苦，可他从来没有多拿过一分钱的报酬。父亲创办的麻袋厂，不仅仅是为了大队里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全面地带动了全大队农民的经济，甚至还带动了周边大队里的农户们。要知道，那时候，我们这个地区的农民家家户户都做麻布，织麻袋。于是，农民们把父亲尊称为他们的“财神菩萨”。

俗话说，一朝皇帝一朝臣。不久，父亲的厂长职位让自己培养起来的人所取代。但父亲没有一句恕言，便把自己所有的业务单位都无私地让给了他们，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没有了业务单位，父亲在厂里闲着无事可做，干脆辞职回家重新参加生产队劳动。不久我与弟弟也分了家。这时兄弟大队也想办厂，他们知道我父亲有办企业的经验，便邀请他去帮助。那时父母还不老，父亲说我在乡政府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要再去创一番，可以帮弟弟家。于是，我把分家时分到的那间房子让给了父母住，自己带着妻儿搬到乡政府。

父亲在兄弟大队里，还是那样的诚实无私、兢兢业业，这一干又是好几年，为兄弟大队里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也为我弟弟家增加了不少收入。

后来，父母亲年纪大了，也没有了收入，也就无法再帮弟弟家了。可到了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却说他没有帮我什么，不敢全靠我一个人养他们。于是又去镇上找了份工作。那天父亲晚上下班回家时，一个喝的酊名大醉的人骑着摩托车将父亲撞到在地。在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二十多天日子中，父亲一直在昏迷中度过，可那个撞我父亲的人却一次多没有过来看他一下，而是在我父亲生命垂危之时，四处托关系。我与妹妹轮流着陪伴照顾父亲，希望他能早一点醒来。抢救了20天后，父亲还是没有说一句话离开了我们。

父亲就这样默默地去了，虽说他当过那么多年的队长，办过那么多年的厂，可父亲确实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就是家中的那两间简陋的二层楼房，最后的债还是我一个人去还清的。然而，父亲却给我留下了好多好多的无形资产，父亲常常教导我们，做人，尤其做一名共产党员，要让别人说你一声好是很不容易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对的起入党时的宣誓，对的起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已足矣。

父亲出殡的那天，村里人都赶来送他，进过邻村时，路边也站满了送行的人，那是父亲做人结下的德吧。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那苦命的人生和他的做人的原则，我就会觉得，我现在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呢？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党员，可就是这么个普通的党员，给我留下了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财富。

父亲的命确实是苦的，可父亲的心却是赤诚的，闪亮的，我把父亲比作天上的星星，每当遇到心里有什么不舒服，我就会跑到屋子外面，看看天上的那些星星。

作者简介：

汤水根，男，1956年7月出生，大专文化。1998年开始热爱文学，出版过《乾元纪事》《村落遗韵》等8本书籍，编辑过四本乡土杂志，有多篇文学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或在全国或省市级以上比赛中获奖，目前在主编《南苑》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