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恶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象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象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象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 “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象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象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象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那些未婚青年好象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看望父亲和爷爷。象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严。自此以后，我和俩个弟弟不时有“宁愿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象兴奋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强迫”下染成了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象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彩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说：“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很绅士般地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地不敢作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俩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觉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这样对我说过：古时候总是将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说的，共产党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许个人发财的，只能说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趋。但权力这个东西是有时效性的。因此，对权力的继承从来就是权力掌握者在权力有效期间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家老爷子尽管没有读过政治学，但事实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没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着权力的话，他离休后，最好的情况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脸色。

　　对这点，父亲虽然从不在公开场合加以评论，但有一次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象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父亲与雪姨的关系还算可以。人们对老夫少妻之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荡漾如何在已不提当年勇的老爷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决堤外泄。这些问题在父亲那里应该不是问题。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对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龄相近的儿媳说起过老爷子那永不满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越老越行了，离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吗？如果这方面都遗传的话，做于家的儿媳妇可就惨了。”我老婆听到这些话，竟脸红得不知如何回答这位长辈的发问。就是在晚上同我恩爱后向我讲述这些话时，我还能感到她脸在发烧。但凭着我们这些年青体壮的于家后代的亲身体会，雪姨这些话，应该有点夸张，或许是在嗔怪中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也可能还有点对自己能很好地开发老年人的性爱潜能感到骄傲。我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告诉我老婆，我不愿意与自己的女人讨论长辈的那种事，尤其在没有穿衣服的床上。

　　尽管父亲宝刀未老，但雪姨还是没有同意与父亲生孩子。其理由是父亲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几岁了，雪姨再生孩子有点难为情。尽管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们兄弟还是真心感谢雪姨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们小得多的父亲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没有为父亲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响父亲对雪姨家事的关照。因为他知道雪姨是为了弟妹们而耽误了婚姻才将处子身献给他的。所以，无论父亲是否在位，凡是有关雪姨家的事，他都要亲自出面办理。在父亲的亲自关怀下，雪姨高中毕业的大弟到党校深造后担任了一个区的副区长，二弟从工厂调到了团市委担任青工部部长，三弟到工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们市属大学，六妹初中毕业不愿意上学就到了公园担任出纳。仅此一点，雪姨也是感激父亲的。

　　父亲德高望重，且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心满意足地安度着晚年。但不知为何，当他生命进入倒记时后，他总爱和儿孙们谈论他的父母和几十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有一次在饭后闲谈中，父亲竟然说，他这一生要感谢于朝龙。如果不是于朝龙教他赌博，他可能就会守着那几十亩地而在解放后成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龙因他拿东西而毒打他，他也不会火烧于朝龙家房子而远走他乡参加革命。如果没有于朝龙包办，他就不会与我妈成亲也就没有我了。看着父亲那忧郁的老脸，弟弟和部属们就建议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请老乡亲们来家坐坐。然而，每当这时，他又总是很豪放地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骂，“妈巴子的，于家人从来就没有当我是人呢。”

　　

　　父亲要死了。

　　尽管他日益虚胖的身躯，会给人各种错觉。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脏已全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我同许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着他死亡。

　　市委办公室送来了为父亲准备的悼词。这篇由父亲原秘书、现市委书记审定的悼词对父亲评价很高。文称，父亲出于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历任游击队队员、副队长，解放后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文革后任市委书记，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主动退居二线，担任顾委会主任，最终享受副军级待遇。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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