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冉长春先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行吟达州三百首》，是第一次最全面收编、展现四川省达州市传统诗词创作整体风貌的区域诗歌作品集，是见证当代传统诗词创作群崛起的重要诗歌文本。该书大致收录了近百位诗家的作品，内容和质量堪称上乘之作。

      这是一部有意继承古典意象建构传统诗歌的区域性作品集。本书的诗家们通过展示驾驭意象、语言和思维的能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索传统诗歌地理的当代意义、责任和归宿，充分体现了诗家们母语创作的自觉与自省。

               基于古典意象的内省与表达

      在阔达厚重的大巴山腹地行走，森林、山地、沟谷，溪流、日月、星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追逐着时光，按照冥冥中的定式，稳步向前推移着。从某种程度来讲，《行吟达州三百首》属于“自然主义”范式的诗词作品，通过众多诗家对这片土地个性化的“吟诵”，真正将基于古典意象的内省融入到语义中，或者说，让这部诗集表达出了“行吟之上”的气质。

      雪花从天空中降落，并非因为雪花放弃了天空，而是受到了一座山峰的感召与指引。诗人对古汉语名词和动词有敏先的经验联想和先验的预想力。滕伟明在《八台雪歌》的创作过程中，复活一些适当的文言来形成曲直兼备的词场，在象征的手法中追求一种古词的偏僻新义。他把古词的语位和义位，排列到诗句动词的语位和义位中，让句子读出画面在雪云迷茫中的山影，浮现“我”身在此山的应景，产生了使我“痴狂”境界的扩张力量，这就是意象的力量。

      可以说，整部《行吟达州三百首》中的诗词作品，在古典诗意象的设置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在众多诗家的笔下，意象可以兼具表意和纽带的功能，成为诗家与达州人文地理的交流媒介，成为具有主体地位的，有生命意义的物象。当然，我在本文中论及的古典诗与现代诗还是有差异的，虽然它们有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

      古典诗与现代诗隐秘的因果关系，主要纠结于语言、美学原则、诗性定义等诗学本体上。古典诗驱赶着意象的羊群爬向嶙峋的陡坡，虽草木浓密而山路看起来变宽，一些古老的意境像灌木一样拼命朝路中间挤；现代诗骑着语象的马匹走入崎岖的大峡谷，虽然驮在马背上有重物般的云雾，但拨开荆棘与藤蔓，又会发现有一条绿道横跨在语义母体的时空中。 意象是架设于语言、表象、意蕴中的三维构成物，在语言和表象的后脊上，还依偎着精神原型和文化密码丰腴的腰身。意境又是钩挂在语言、表象、意蕴、境界上的四维构成物，就像李白、苏轼在床沿、窗前、酒杯和空地上抚摸到的月亮。意象、意境都是以语象为亲密对象，或者说，它们都要褪去语象的胸衣，用“存在视象”裸替自己的物质外壳。作为诗歌符号学分析的基本结构体，语象是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分水岭，带着魔戒的语象从盗梦空间般的语境中创生，而不是用纪录片的本体语言也就是镜头语言，来传达已经产生的诗意。因为摄影机永远无法纪录诗人内心的密码，甚至词语丰富的面部表情。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武断古典诗中没有语象，汉字音律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潜伏着的实体语象。“言无言”的言说方式,使传统诗词更容易获得“物我通明”的美感和趋近“指义前”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古典诗中也有众多由比喻形成的转义语象。

      一片风景怀揣着森林不语的心情，在古意徘徊的栈道上寻找吹向下一个春天的微风，悬崖，峭壁，植被，溪流汇聚成巨大的心形图景，散装着巴山夜雨的情愫和记忆。“夜色风行雷厉秋，巴山雨挟梦漂流。”（钟振振《巴山夜雨》）“一朝截作短长笛，便喜人间横竖吹。”（刘道平《咏竹》）“只有生涯清气在，管它风热与霜凋。”（宋彩霞《开江荷花世界思荷》）“六月采莲传小调，三秋挖藕泛清池。”（潘泓《莲花世界》）这些诗句的诗意完全取决于语言的引诱和语义的巧妙转义，诗的特色明显不在这个转义语象上，而在于古典诗歌贯用的“文字秩序”，以及对现实世界描摹的垂青，当喻体都来自近处的现实生活现象时，意象化特征就更明显了。

      在现代西方文论中，诗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检验科室，它透析使一段语言表达成为艺术品的循环系统在哪里，并且通过物镜观察语言艺术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区别。与语言相濡以沫的诗学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语言不是诗歌的单个器官，而与诗歌具有肝胆相照般的同构性。海德格尔把语言作为“存在的家” ，庞德发现“意象本向就是语言。”并用意象营造出“超越公式化语言的道”。而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象则是比语言高一层级的对象。肇始于老庄思想，成熟于唐代的古典诗学意象理论，一直在不断变化中将语言视为寻找理想对象的红娘，与语言唇齿相依的结果是孕育意象，意象具有自在自为的天性，虽然脱胎于语言的母体，但性格脾气迥异。从《周易·系辞》里举起“立象以尽意”的旌旗，到《文心雕龙·神思》中展现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的磅礴气势，意象用一己之力把格律和意境变成连襟，为古典诗词的“生成条件”提供铺在时空中的温床。

      “竹送浓绿上山巅，绿牵翠竹入山谷。”（方伟《大竹竹海》）“一洞穿千里，登梯入九霄。”（周学峰《游賨人谷》）“乌梅时自落，曲径渐深幽/林下氧离子，大入乒乓球。”（刘庆霖《达川万亩乌梅林》）无论是古意赋新曲，或者新词写古意，都试图抵达“述古以传新，守正而出新”的目的。这是一场关于“古”与“新”的阅读盛宴，通过诗家们在《行吟达州三百首》营造的语词、文字、气息和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古今新旧之间的紧密相连。汉语的用法是独立遗存下来的人类史前形态的用法，在诗家感受、玩味语词之时，就已经走向另一种符号化即含蓄意指的途中。

      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中，有这样的论述:“在古典艺术中，一种完全现成的思想产生着一种言语，后者‘表达’、‘转译’前者……现代诗中则正相反……‘思想’通过偶然出现的字词而逐渐形成和确立”；“这一区别遍及整个语言结构”。而相比较而言，传统诗观中由格律所反映的诗与散文的差别，反而只是量上的差别，而非语言特性上的质的差别。巴尔特对西方古典诗歌语言特性的看法，基本上也适用于中国的古典诗词，他认为古典诗词写作与阅读都是，字词不因自身之故而有内涵，它一定延伸至其他字词形成表层的意图链，诗的词汇来自用法而非创新，形象是惯约的而非个人创造。诗歌技巧上的表现是，将思想导向一种关系上的对称与简洁，纳入一定格律规范之内，诗中的奇思妙想是关系性的而非字词性的，是表达的艺术而非创新的艺术。这在宋代之后古典诗歌中表现尤为明显，格律、因袭的意象与情感表达，成了诗人们共有的创作工具。但这个工具又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犹如斧头变成了电锯。

      没有时代创造性的诗词艺术是绝无独立性可言的。传统诗词寓于其形式中又可内在地推动形式演进。传统诗词本身就蕴涵着“变动不居”的灵活性和生命力，现代性与民族性并不冲突。

      在汉语的构句法角度上，新句型不光可以扩展新词义的间接表达半径，还可以在表达手段上，比平常句型增加更多立义的多种样式。“定有孤吟长啸客，云中荡泊到渔船。”我们在唐颢宇这首《晚至达州宿莲花湖畔》，看到的更多是隐喻而非直接指涉。但就隐喻而言，古典诗中的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方式。

超越地理意义的古典诗学传承

      传统诗词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宇宙的交融、和谐、共鸣，强调对这一情感的直觉感受。

      大巴山太古老，时光也没有族谱，但山麓中的达州人文荟萃，其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只有群山匍匐，我们才能听到大地的心跳。诗是本地的演绎，受到时代、环境与历史流变的邀请，本土诗家用自觉的传统继承与“区域性，时代性共生”的原创性创作路径，高度承袭了古典汉诗的母语传统，词句更为“麻辣”地道而不失现代性地呈现了这一方水土的“味道”。

      《行吟达州三百首》既有大时代的恢弘写意，又有生活断面的细腻抒情。诗家们或以自豪的奔放，或以甜美的舒缓，或以沉思的忧虑，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对家乡故园、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眷恋与期冀之情——这是得天独厚的馈赠。

      翠岭藏山寨，玉湖映碧峰。瀑飞深涧出霓虹，山水画图中。林静子规急，春深花露浓。犀牛高卧浴霞红，朝夕品松风。

      一骑意象的马在奔跑，山水的灵魂出窍了，而诗家依然在马背上浪迹天涯。拽紧一阵风的缰绳,打马而过,远方惊出一身空旷。苍穹之下，原野之上，每一片草叶都含着新生的意境。从以上引用中可以发现，诗家们对古典独白式抒情语气的出色转化和拓展，已经自律性地上升至“程式化”的高度，即笔墨已超越所描摹的自然物象，自在地构成具有抽象审美价值的语言。“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挪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里的这段话来评论诗词作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词句不仅空间深邃，且细密笔触反复描绘自然物象，产生了类似于中国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格局谨严、意匠精密、下笔矜慎、立论幽微，学养深醇”的艺术旨趣。

      从春风里复活的不仅是珍异的树木，不断返回的还有那些最初的惊奇。“休叹野芳开放晚，春风会带钥匙来。”（米槐《元九登翠屏山》）“白云缕缕出青山，云自飘飘山自闲。”（刘光烈《山韵》）“冥冥不与安身地，石缝撑开也是家。”（伍蔚冰《蕨》）“负重如驼春色里，江南江北走千家。”（程志强《巴山背二哥》）“隐过白莲多少事？只见残碑夕阳红。”（冉文波《南乡子·峨城山》）“登台开境界，一揖拜斯文。”（李宗原《咏元稹纪念馆》）我们以故乡的名义挽留过大雁，但山风在迁徙的队伍中安插了两片翎羽，每当大雁飞过，都会扑闪出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或从心灵、或从自然、或从使命、或从生活着墨，诗家们以渴望之心啜饮诗歌创作的甘美涌泉，以敬畏之情接近诗歌女神的圣殿和灵光。

      苍鹰衔着明亮的钥匙打开群山，虹光四溅，又平复如初。而诗人还牵着那棵大树高耸的树影，如某些哲学问题的答案。在作品中，张力饱满的意象，带着萌发于历史泥土深处的柔美和倔强的自信，增强了词境和诗意的哲理意蕴。类似于这样的作品在强烈的当代意识中包含了浓厚的历史思维，在巴渠文脉的基础上吸纳了先进文化的理念。这是巴山诗群整体上基于生命意识所体验到的基本内涵和色调。

      中国古典诗学固有的精神深藏于中国哲学中。中国哲学具备宽广的胸脯，簇拥着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以及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这也为认识中国哲学与古典诗学的特征同构提供了通道。当中国古典诗学被以人为本的霞光照耀，袒露出以自然之生命样态为依托和凭借，以完善自我并和谐于天为终极关怀，并在这个体魄与骨骼中显现传统诗词特有的模样和性情。其中最为突出、也最为根本的精神特征是：生命意识。这个整体风貌和精神特征贯穿于传统诗词之始终并统领其它。

      《黄帝内经》灵枢卷二“本神篇”，是专门论述人的生命意识的。岐伯说：“天之在我者，德也”。这个天是指代“形而上”的自然本源，内卷为道，外舒为天。在心为心，在物显物。“所以任物者谓之心”。这个心不是指心脏，是指“精、气、神”能够思想、能够记忆、能够作用的能。“心”这个字的三个点就指代精、气、神，总括三者即为心。“心有所忆谓之意。”对留有概念之物忆起，还方便理顺它们的关系。有了意，就可以随时回想起过往的诸多物事。“意之所存谓之志。”对于特别重要的意，保存下来就是志，相当于我们坚信的真理，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

      生命谛视、超越地理意义的人文境界与诗学理想，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巴山诗群复杂的生命意识，构成《行吟达州三百首》丰富多彩的诗歌全貌。对自然、对时代、对家乡、对生活和爱情，诗家们无不以持续的写作动力，吐纳出自己独到的思考与解读。

      字里行间回荡着追忆的凝重、回眸的苍茫和深思的惆怅。一条蜿蜒延伸的道路，一阵向西而去的冷风，一些看不清的烟雨，它们都在诠释着一座山峰过去发生的一切。在女诗人那里，这种直面历史的烙印也许表现得相对朦胧和委婉，但是，源于历史母体的感受却有增无减，只是带着更加细腻体贴的缠绵之美。

      诗词如同果实，其依存于枝头，营养却来自——根脉从泥土中、枝叶从阳光风雨中汲取的丰富元素。没有哪片风景会留恋一个人,但人总是热衷于结伴或独自漫游,寻找从未抵达的地方。并在这个地方成为某个事物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属于它，与它保持适当疏远的关系，不只是从内在的角度看待事物，不断回到一个“我”永远不曾离开的地方。

      传统诗词既要外师造化，注重从自然对象中提炼，也须中得心源，升华出具有特定意味的形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诗词作品的类型化与范式化。《周易•同人》云：“君子以类族辨物”。类型化和范式化是诗词作品从生成、样态、方法、机制到精神诉求和终极关怀各个环节的共同体。并借此方式获得某种共识和约束以及情感的交流和释放，具备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用。我始终认为，在众多的石头中，幸运值最高的必定是包裹着美玉的那一块，总在等待揭开谜底的时日。我们有缘敲碎它，就能从中提取出它那沉睡了亿万年的明亮身躯。写诗如同敲石取玉——为了便于记忆，诗家从客观对象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符号化的语言和方法——这就是 “意象”的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

      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化，作为传统诗词的核心艺术观，它的实现就是藉助类型化的方式来完成的。对于诗家而言，类型化既便于进入相对保险和便利的状态来释放和疏导情绪，保证诗词品格，又使创作思想和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其面相看，它在某种意义上使诗家离开客观限定而进入主观营构，由形而下的描摹进入形而上的精神体验。从其项背来看，则限制了新经验的生成，限制了传统诗词的革新性演进。这就引申出本文的另一个话题：把挖掘传统诗词中的现代因素的可能性放在首位，确保地域性和民族特性的延续。

诗词创作多元融合的当代生态

      中国古典诗学走向现代，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汉诗融合，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

      传统诗词，不是小众化的自我标榜，更不是圈内狂欢导致的“集体亢奋”，它应当“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这个“少数人”的最大化外延边界是动态的、不可限量的。

      在驳杂的精神博弈与社会运转机制中，相信牵动人类命运与精神力量的，始终还是那种充满爱与温度的书写。书写者应该有更为人性和开阔的视野与更加卓越的创造力，去书写我们的时代与人。

      入选《行吟达州三百首》的作品，都是全国诗家达州行和本土诗人的采风作品。采风使诗家眼中的“风景”重新回到对诗性本质和艺术生命的观照上。从固有的模式中跳出，激活了诗家们面对物象的真实感受和艺术演进的多种可能性。

      这块元稹生活过，白居易唱和过，李商隐感喟过的古通州大地，随农耕文明走进了历史的纵深处。如今又以格律书页的形式，重现于工业文明领衔的天空。季风拂过唐代诗人的衣襟，八台山风物的吟咏声在时空中飘散，红军站稳川陕脚跟的枪炮声犹在耳畔回旋。而诗家们要借这方水土遗世独立的勇气与骨气，轻抚时光的锋刃，抒发出自己的文气与才气。

      从“西南形胜”之地进入，到具体的对景生情或对物感怀，从创作主题的“现实性”到表现手法的“多样性”，都将“应景”的位置放得最低，把文本意趣放到高处，特有的现实氛围使之成为具有区域性元素的诗词范本。无论是外地诗家在巴山大峡谷中找出了一片开阔的地域，寄放自己的心象；还是本土诗家在賨人谷的山坳处发掘了稀罕的泉眼，释放自己的心性。都以变革传统诗词的姿态和行动，力求使作品从象牙塔中走出来面向更多的受众，拓展传统诗词的表现疆域，凸显其社会功能，开拓新的审美境界。

      走向黄昏的山谷，唯有诗人才能体察到它的孤独。岁月提供的东西，足可以总结这个世界，诗人还在等待未发生的事情。虽然世界越来越近，但测不准原理，而诗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抵御所有的固定思维。固定思维把人为构建的规范自然化，而诗词创作与这个过程恰好相反——重新审视世上所有的语言和事物。

      川流不息的河水，从古流到今，把庄重的历史和凄美的传说，谱写成一首经久不衰的歌。中国古典诗学最关心的就是通过一首诗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具体的处于现实历史中的主体，而对于诗歌中的历史呈现与身份认同话题显得更为明确。本土诗人想要打破人们对“地域性”的成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用大量富有抒情和独白色彩的语词，和巴渠乡村用语，再现了故乡的种种现实。诗人试图阐释认同的过程比身份重要，认同感与其说是现实，倒不如说是意图，他们的书写发生在与故乡保持一定间距的时刻。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并不总是在吟咏达州或在达州吟咏，而是从达州出发来吟咏。 

      江湖远，也没有故乡远，我们虚构一个航标，带着中国古典诗学遗传的地域性与民族性，踏上装满山峦、村庄、河流与炊烟的船舱，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在转型时代的奔流中逐浪，向着更远的远方。

      讨论传统诗词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实质是讨论地理表征和民族精神物化之形式和特性——现代性。近代以降，汉诗的现代性便具有了内源性与外源性、原发性与继发性、进化与革命的双重性质。“时运交移，质文待变”，在政治与艺术、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与西、自律性与他律性的互渗中，形成了诗歌作品现代性的本质化特征: “复合的现代性”或“杂糅的现代性”。

      在城市里穿行的公交车，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它承载着人们的身体，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物质部分，甚至非物质部分。只是诗人的故事换了一种讲法，她把新叙事模式置入这种质朴流畅、清新和谐的审美取向中，找到了自己的韵律和语言风格，也增加了词义空间。

      传统诗词的现代路径是由它的内在精神、基本特性、现实语境和价值取向决定的。面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中国古典诗学早已驾着时代性的车轮，在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上，驶向没有尽头的群山。高速公路上，唯一让人分心的是从社会现实的低洼处折射出来那些幽深难测的语境意识。其中涉及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问题，包含着传统诗词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所给出的应变能力，这个应变的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基点和逻辑起点。

      《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中国古典诗学的深层本来就有“知常求变”的思想，这恰是传统诗词能够薪火相传的根系所在。在社会大转型之后的演进链条上，而且是在全球化特征凸显、国际交流频繁、社会反应灵敏、生活方式多样、节奏变化加速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当代艺术语境由此反映出多元化、个性化、简化、平面化、时尚化、大众化、传承与创新等特点。诗词创作可资借鉴的资源大大增加，诗家的视野变得开阔，价值取向趋于多元，艺术面貌丰富多样，这样有利于传统诗词形成良好生态并得以健康生长和繁衍。

      事实证明，传统诗词并没有因现代化进程的碾压而消亡，却由此获得了活力与新生。与此同时，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对传统形式的过度依附，因完满而造成的自足和封闭，导致的艺术评判标准混乱、艺术品格下降等等。就像人们曾经描述千篇一律的好天气：云淡、风清。诚然，这些问题不会阻断中国古典诗学迈向现代的步伐。只有时间是不设密码的承诺，林花谢了春红，传统诗词挤在去往春天的路上，开放和繁盛，都蓄满了动力。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寻找隐入大地的花朵，用传统诗词揭示社会现实的犁耙，翻耕艺术语言的自律，把艺术本体语言推进和现实表现有机嫁接起来，抵达语词的未尽之意。犹如一行大雁站在时空中，要赋予翅膀新的涵义。

      从古老天空中取出鹰骨,制作成骨笛，在越来越模糊的笛音中，我们会想起巴山夜雨的前世，而传统诗词正以“摹古主义”的方式演进。所谓“摹古主义”实际上就是“托古改制”、“返本开新”。摹古与开新是其演化的两张羽翼，处在机翼上的中国古典诗学，无论如何变革，其核心价值始终未变。究其实质，是为完成秩序的架构和情操的引领。

      高铁呼啸奔向远方，汽车带着一身泥归来。当山脊拖着一把拂晓的斧子掀开天地的澄明，诗家们的心境像秋水一样宁静，共同回望着身后的泥泞。只有摸清中国古典诗词的性格脾性和优劣得失，才能规约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古典诗学裹挟着那粒天人合一的种子，在时间之河上生根，然后又在千年不断的流水中伸出手臂，于暮鼓晨钟中暗暗发力，在风霜雨雪里绷紧根系，牢牢地将人和自然连接在一起。时间之河更多的是沉默，专注于流水，沉溺于山水的空灵，告解着吟诗作赋的善男信女。古典诗词的精华亦在这里——执着于精神世界的内在省察和人格炼造。我们在这条河的岸上行走，让风帆扬起超越的形而上语境以及形式自觉，气韵、诗境、境界的浪花飞溅。我们要站在生活的顶端，秉持多元、开放精神，以此探索出中国古典诗学向现代性演进的多种可能性，只有具备开放融合理念，才能确保当代性认同，最终完成形式语言与时代精神的最佳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