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正永学术论文系列作品
登高望远诗格律〈四〉
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陆俭明，一生教学和研究现代汉语。一次小聚会，“请问你们几位？”陆教授随即回答：“我们五位”。席间，一位日本朋友提出，汉语课讲过，量词“位”，是尊称，不用于第一人称。陆教授刚才回答“我们五位”，“我们”是第一人称呀。陆教授立刻意识到日本朋友的语法敏感性，高兴又诚恳地说：“是这样讲的。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语法问题呢！”
于是，陆教授自带录音机，专门到某饭店，以等候客人为由，历时三个多小时，九十多波次来客中，只有三波次回答是“我们俩”，“我们仨”，“我一个”；其他众多波次的回答，都是用具体数目对“我们几位”填空的。由此证明，量词“位”是广泛地用于第一人称的。教科书原来的用法定义，已不准确，或许定义之初就不够严谨。
这种不够严谨，还并不违背古训文从字顺，律诗中的避免重复，也是这种不够严谨。比如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上下两句中的“黄鹤”是在同字位重复，还有个专称叫“合掌”，是大忌。
我们知道，重复是一种修辞方法，同字重复，怎么就成大忌了呢？不同字还是严格意义的重复吗？而且诗经，楚辞，汉乐府，格律诗词中，都有不少同字重复。比如，纳兰性德的《长相思》词：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
聒〈郭〉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这首《长相思》词，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全词语言淳朴而意味深长，取景宏阔，对照鲜明。
词中的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正是这样的同字重复，征人行军中的跋涉艰辛，“夜深千帐灯”下的风雪难眠，无数的画面感和运动感，萦绕脑海，如在目前，震撼人心。这就是赋比兴的妙用。
诗言志，诗缘情，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体裁，赋比兴是手法。时代在变，风雅颂赋比兴，在向新颖性、贴切性、时代鲜明性、诗人个性化发展变化。同时也有一些残损赋比兴的丰富性、扭曲古训直接文从字义的先进性正确性的衍生格律，标新立异，沽名钓誉。
我们足够坚定自信的是：一切文体都要笃行“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这是它的先进性正确性决定的。以这样古诗词格律，进社区，进校园，进机构，更为紧迫和重要。如果还以“音随义行的设定平仄”中“求正容变”，那不还是趋歧为正，南辕北辙的吗？
有人会问，我也自问：怎么看平仄谱盛行下的唐诗宋词的成就呢？我的回答是：唐诗宋词的成就，曲折地彰显着本色古风诗的成就。因为它们是那32％至66％的可行性试验中的皎皎者，这32％至66％的可行性，本来就是古风式律诗整体中的一部分。若无设定平仄32％至66％的牵绊，或可更好。
总之，“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是古今通用的大道至简之法，它有绝对资格成为直接文从字义的格律红线和底线，违此者，必陋于取法乎下。
唐宋的现当代是今天的古代，今天的现当代，也会是将来的古代。风雅颂赋比兴，也将随时代而变，随诗人而用。而直接文从字义则应笃定不变。
南朝齐梁帝萧衍，是向来不讲究平仄的，他的六言诗：“研磨墨以腾文，笔飞豪以书信，如飞蛾之扑火，岂焚身之可吝。必耄〈貌〉年其已及，可假之于少荩〈尽〉。”这首诗的语法音韵节奏，全诗可三三节奏；后四句也可一五节奏。这首诗的赋比兴，浅明而有趣，神形飞动。成语“飞蛾扑火”，就出自这首诗。
毛泽东主席的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的语法音韵节奏，前两句是二二二，后两句是二四音韵节奏，四句方正整齐，又分别两两对称，略有变化；这首诗的赋比兴，环境与人物，鲜明深刻，气势磅礴。
只有赋比兴精采自然，立意新颖，诗词才能出类拔粹。其他文体也同样要使用赋比兴，但没有诗词这样密集，凝练。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以来，诗歌的主要成就在歌词，比如《我爱你塞北的雪》《长江之歌》《青藏高原》《敢问路在何方》，等等。
陈神童的《眼睛》也是。这首诗只有首尾句押韵，赋比兴童真自然、新奇不凡。
诗词之高明者，如王安石所见“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也如陆游所论“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而登高望远诗格律，唯古训文从字顺“音随义行的随机平仄”，是也；唯风雅颂赋比兴，是也；唯不设定平仄，不趋歧为正，是也！
（本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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