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梦见当年参加高考，气喘吁吁跑进考场，差点迟到。数学卷子发下来，发现一个题目都不晓得做，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急得不行，心想，完了，完了。吓得一身冷汗，被梦惊醒。这样的梦，参加工作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反复无数次做过。不是做不出题目，就是忘了带准考证、带笔，或找不到考场。那年高考的情景和经历，似乎成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我们农村的孩子要想跳出“农门”，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算是唯一且公平的途径。考上了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就可以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集体户口，离吃上“国家粮”的日子就不远了。那百里挑一的概率，那闪亮夺目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令无数人羡慕。

然而，当年考大学是何其的难啊。

我们那个时候，农村孩子初中毕业能升高中的，三分之一不到。而读完高中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参加高考，因为在高考之前，还有一次预考。这是一道真正的鬼门关，会刷掉90%左右的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真正被大中专院校录取的，只占应届毕业生的百分之二点几，相当的残酷。

不过，好在可以复读。一年不行，再读一年。再不行，继续读。复读两三年的很正常，最多的有七八年，反正要读到考取为止。当然，也有意外的，复读了八年，最终还是名落孙山，命里注定跳不出“农门”。不但把自己读成了书呆子和大龄青年，家里也被读得徒有四壁，苦不堪言。有意思的是，很多同班同学，竟然阴差阳错地又成了低好几届的弟弟、妹妹的同学。家里孩子多的，往往只能举全家之力保一个人复读，要么牺牲弟弟妹妹，要么哥哥姐姐主动退让。

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高考压力其实并不大，肯定没有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大，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紧张。因为知道，乡村中学每年考取者寥寥无几，反正希望极其渺茫，考不上的又不止我一个，也就无所谓。

班主任老师比我们大不了两岁，正忙着谈恋爱和工作调动，基本上没时间和心思管我们，我们班处于散养状态。这是毕业多年以后，在师生聚会上，已是大学教授的班主任老师自己对我们亲口说的。所以，我们无比珍惜这难得的自由空间，书也读，玩也不能耽误。预考前，我们一帮子要好的同学还在到处游荡。深更半夜，一群人骑个单车，像脱缰的野马，如飞虎队一般，在乡村砂石公路上急驰飞奔，一路尘土飞扬。碰上长下坡，那是惊心又刺激，一不留神，摔倒一大片，手脚擦破皮肉是常有的事。现在想来，真是愧对了望子成龙、含辛茹苦的父母。

母亲是铁了心，要培养我们读书考大学，哪怕自己再苦再难。

母亲小的时候，会读书，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外公迫于家庭生活压力，加上偏见，不让母亲再上学了。母亲的班主任上门劝说，外公油盐不进，坚决不同意。这也成了母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她经常和我说起这个事情。所以，她一定要让她的孩子多读书。

记得是1986年的5月份，那可真是黑五月啊，我们迎来了魔鬼般的预考。预考成绩出来了，我们班有5个同学上线，我是其中之一。但我属于政策加分上线。

那一届，我们班有一个“长沙市三好学生”名额，获得这一荣誉的可以在预考中加20分。班主任老师找来任课老师商议，到底评谁？班主任分析，我是班长，表现还算不错，成绩中上水平，发挥得好，可以上预考线，发挥失常，也可能上不了，属于摇摆不定类型。所以，评我，极有可能让这个荣誉产生最佳效果。最后，一致意见评了我。班主任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了我学校的决定。果然，加上这宝贵的20分，我顺利通过了预考，拿到了高考资格。我不得不感叹，班主任老师当年的分析是多么的透彻，定位是多么的精准，决策是多么的英明。评其他任何一个同学，都不会有意义。上了预考线的四位同学，不需要这个加分，没有上线的同学，加上这个20分也远远上不了线，只有我，刚刚好。

有时，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和奇妙。当然，永远都要感谢我的班主任老师。

预考之后，除了少部分同学转入复读之外，其他同学都纷纷回去另谋出路了。曾经热闹的教室里，只剩下飞机、洋鬼子、小丽、小李子和我五个同学，在紧张地备战高考。教室里空荡荡的，冷清而寂静，“飞机”同学睡觉流出的口水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够听见。

到了六月，班主任老师拿来高考志愿填报全国高校名录，要我们填志愿，我们属于先填志愿再上考场的一代。不像如今的孩子，成绩发榜后，根据成绩和分数线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我们是瞎猫碰死耗子，纯靠乱蒙。我记得我本科一志愿报了湖南师大，专科填了外地的一个师专，因为我最大的志向就是当一名老师。中专选了一个比较牛的部属学校：湖南银行学校。本科我知道肯定没戏，中专应该问题不大。我也没到过银行，更不知道银行学校是学什么的，感觉就像现在的开盲盒，拼手气。

高考前估分填报志愿，难度和风险都是相当大的，真的是既看实力又靠运气。志愿没填好，有可能上了重点本科线，却只能读普通本科或专科。没办法，那时都这样。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黑色七月来临，我摇摇晃晃地踏上了高考这座独木桥。

7月5日，我们住进了县委招待所，这是当年县里最好的招待所。天空万里无云，太阳照得水泥地面泛出白花花的光，刺眼得很，让人不敢直视。树上的蝉不停地发出悠长单调又响亮的鸣叫，更加燥热。我们四人住一个房间，没有电风扇，更别说空调，个个大汗淋漓。卫生间和淋浴房在外面的另一头，吃饭是大食堂，比学校的菜好了不少，每餐有肉吃。

考点在城北中学，离招待所大概一公里样子，我们顶着烈日走路过去。除了送考老师外，没有任何家长来陪考。

不像现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高考，每年高考都像盛大节日一样。高考前几天父母就把考点附近的宾馆订好了，还准备好了营养的高考饭菜。陪考母亲身穿预示着“旗开得胜”的旗袍，父亲手执象征着“一举夺魁”葵花，围在考场外焦急等待。媒体记者各种抓拍、抢拍、采访，天天新闻报道。而我们那个年代，不流行陪考，没人把高考当成了不得的大事。长年累月在地里耕作的农村家长，可能连哪天高考都不清楚。有的同学考完把被窝衣服背回家，家里才知道高考结束了。我是直接从学校来县里的考点，也没有通知父母我去参加高考了。

接下来考数学，只听到笔尖与试卷的摩擦声，偶尔有人拿草稿纸在扇风。做到后面的高分难题，思维一下子卡壳了。数学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信心不足，神经一紧张，脑子里缺氧，额头冒虚汗，手心都是湿漉漉的。教室里虽说热得很，我却感到了阵阵凉意，精力再也无法集中。好不容易铃声响了，我懵懵懂懂走出教室，太阳一晒，总算恢复了清醒。数学肯定考糊了。

酷热难熬的三天高考终于画上了句号，彻底轻松了。此时家里，一年中最忙碌、最辛苦、也最重要的抢收抢插“双抢”大战正在热火朝天上演。到学校用单车拖了被子、书籍，赶紧回家，帮父母干活。

在炎天酷暑劳作中，高考分数出来了。总分640分，我考了476分，接近专科线，超出了部属中专线，与我填报的志愿非常匹配。选学校虽说是蒙的，但我对当时自己的实力估计还是准确的，就是个读中专的料。我们五个人都上线了，小丽上了本科线，上课经常打瞌睡的飞机上了专科线，其他三人都是中专线。这成绩可是我们那一年三个应届毕业班中的佼佼者了。要知道，乡村中学一个班剃光头，或一个学校仅考上几个是常有的事。班主任老师逢人就骄傲地说，还是散养的好。

父母亲得知我上线后，很是高兴，但母亲心里并不踏实。上了线并不意味着就能百分之百录取，因为学校招生名额是固定的，如果第一志愿上线的人多，就只能从高分录起，录满打住，后面上线的人也只能怪自己命不好。为了确保招生办优先抛投档案，母亲带着我，顶着大太阳，到设在韶山的招生办找亲戚帮忙。这是我第一次到韶山，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更没有钱去游玩。

亲戚满口答应了。那时都是人工投档，湖南银行学校来接档案的老师、后来我们的班主任，正好是宁乡人，一看我这个老乡，二话不说就接了下来。这是上学后，老师告诉我的。

8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父母在田里干农活，邮递员来了，告诉我们录取通知书到了学校，必须自己去取。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莫做事了，赶紧去拿。

我骑上单车，一路飞奔到学校传达室，看到了写有我名字的信封，一把揣在手里，又飞奔到家。一家人心花怒放，喜形于色。家族里终于有人率先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了。

接下来是转户口，添置衣物。9月21日，要报到开学了。父母拿着行李，送我到镇上。家里的大黄狗摇着尾巴，一路兴奋地跟着。我搭上了去长沙的中巴车，开始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