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事物，自觉不自觉地在意识里形成了光环，神圣得很。

譬如乡下老家的大队屋。

前不久，听人说起老家大队屋现在的情景着实吃了一惊。我不相信那会是真的。大队屋怎么会变得那么冷落呢？怎么会有人敢掀掉它的板壁或楼枕去装修自家的屋宇呢？岁月给村人的心态制造的反差真会有如此强烈么？

借回家乡小住的机会，当日傍晚，我便去拜访了久违了十多年的大队屋。

我们家坐落在村口南山半坡，紧傍着资江，离大队屋两华里远近。时逢春雨天气，撑伞踏一路泥泞，我独自朝大队屋方向走去。这条路我是非常熟悉的。年幼不会走路时，祖母就抱着我在这条路上走过。祖母成份不好（应该说是祖父成份不好，但祖父解放前两年就死了），大队部每次召开的“四类”份子会，祖母均不得缺席。因母亲早故，父亲又行医在外，家中无人照顾，祖母只好把我带到大队部去。主持会议的治安主任凶神一般，我偎在祖母的怀中，听他训话，见他横眉怒目的样子，有时害怕了，就忍不住喊一声祖母。“老实点！”一声断喝雷一般劈来，祖母把我搂得更紧了，我也就不敢再吱声，但我对这条路依旧感到亲切，沿着这条路到大队屋，逢年逢节有乡戏看，有电影看，有狮舞龙灯看，满足着我那小小的一颗童心是无疑了。





知道大队屋始修于何年，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听山伯亲口说的。山伯是村里的土改根子，又学过拉锯匠，是参与修建大队屋的主要工匠之一。有一回，学校请山伯作报告，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参与修建大队屋的旧事。山伯是个文盲，给地主做长工出身，但他说起修大队屋的情景，却有板有眼。他说，大队屋是解放后第三年修建的，大家吼喊着“解放了，天亮了”的口号作为伐木的号子，激情澎湃如山风呼啸。大队屋竣工的那一天，村人们还自发地耍起了狮舞龙灯，大队长和大队支部书记，拨开喜庆的人群，站在新建成的大队屋一楼舞台上亮相，支书要大队长讲几句话，大队长振臂一挥，高声地说：“乡亲们！我们新成立的国家有一个中心，那就是首都北京，我们新成立的省会有一个中心，那就是省府长沙，现在，我们古皇村也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新修建的大队屋！”顿时，鞭炮声、欢呼声如同煮粥。

下课了，几个小学生就忍不住溜出学校，去重新审视原本熟悉的大队屋。

果然觉得更不寻常了。举目望去，飞檐翘角的大队屋，越看就越像课本上天安门城楼的样子了。大队屋有两层，第一层分为七间，正中一间是小舞台，外面没有装板壁，其余六间，都装成了房子。那些房子，分别为代销店、医疗室、会计室，支书、大队长办公室，阶级斗争图片展览室及播音室。第二层却是空空旷旷的，三面均是雕花栏杆，只有靠东头的讲台后面装有一扇板壁，庄严的毛主席像贴在板壁的中心位置，两边是鲜红的旗帜。这就是村里召开群众大会的礼堂。一根根粗圆的柱子擎立着飞檐翘角的屋顶，在这片屋顶下面，支书和大队长曾作过多少振振有词的报告，曾许下过多少令村人激动不已的诺言，获得过多少由衷的掌声和欢笑声……我们去丈量那一根根粗壮的柱子，两个同学牵手还抱不下呢。

不知不觉间，大队屋就在我们这一群少年的心目中辉煌起来。

那时候，村小学兴演节目。我还担任过节目中的角色。《歌唱古皇》、《战渠道》……每一个节目都配合着当时的形势，为村人建设家乡，改造家乡鼓劲助威。记得《歌唱古皇》的唱词中一段：“古皇村，近靠河，资水弯弯前门过，青山鸟语花含笑，新人新事真是多，依儿呀依哟，新人新事真是多……”唱着唱着，就让人从心底里萌生出“世上只有家乡美”的念头来。节目排练成后，就在大队屋的小舞台上演唱，村人们都站在外面的空坪里观看，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笑声四起。《战渠道》那场戏，因为布景需要，序幕刚拉开，悬挂在舞台中间的电灯就悄然熄了。顿时，台上硝烟弥漫，炮声轰响，台下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片骚乱。顷刻间电灯亮了，舞台上四对男女学生扮成的小社员，正手握钢钎，挥舞铁锤模仿着大人们的样子表演修渠道……从骚乱中转过神来的观众，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支书和大队长激动地走上台来，紧握着我们的小手，连声赞许：“演得好，演得好！”大队屋记录着我们多少得意的欢笑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我也成为一名社员，大队屋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其实也产生过一些动摇，那一次复一次左得过头的运动，也在我们古皇搞得轰轰烈烈，譬如：反右派，阶级斗争扩大化，造反有理……不每每都是从大队屋点火的么？但是，就像我家门前的资水，虽然拐过弯，却毕竟是朝东流去了。过不多久，大队屋的形象，复又在我的意识中逐渐地神圣起来。特别是当作为一名公民在大队屋的会场里参加选举自己满意的一票时，一种主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大队屋，是参加田地实行承包制的动员大会。那时，大队已经改村，但村人依旧习惯地你呼我喊着：“到大队屋开群众会去噢！”会议还未开始，村人们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两种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有极力维护的，有坚决反对的，理由都很充分。维护的说，实行责任制承包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反对的说，分明是倒退，是复辟，是十足的单干……山伯也去了，是反对的强硬派，他说：“搞集体是毛主席定下来的，现在又要田地分到户上去搞单干，咯不是倒着走，还是顺着走？”他已经老了，说话时，不断地咳嗽，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很感人的。

责任制是大趋势，谁也阻拦不住的，会一散，就开始丈量土地了。

那以后不久，我离开了家乡，调到县文化部门工作，就没有再去过大队屋了。但是，对农村的变化，我是十分关注的，常从电视中、报刊中看到农村形势一派大好的消息，粮食增长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大，心里就觉得很是踏实了。





两华里远近的坑坑洼洼泥泞乡路，恍若历史的一个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重现着我幼年、少年及青年时往来于大队屋的一幅幅生活片断。夜的帷幕逐渐拉开，大队屋在微雨中呈深褐色。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产生：越走近它，越是觉得胆怯。板壁果然掀去不少，像一个个裂开的伤口。沿残缺的楼梯而上，至二楼，楼板荡然无存，楼枕也所剩不多。一时无语，我想，我怕是再也找不到昔日表演节目的舞台，找不到自己昔日投票的位置了。大队屋在风雨中已是一幅摇摇欲坠的样子。

暮色四合，天色完全暗下来了。

欲转身回家，忽见有三五个手电光摇了过来，进了大队屋东头仅存的一间没有掀去板壁的房子。人进去电灯就亮了（万幸！电线没有被人剪去），那不是昔日的支部书记办公室么？好奇地跟了进去，原来是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负责人，见了我，都连忙让座，村长说：“你来了正好，就列席我们的会议吧。你在外面当干部，懂得比我们多，为我们参考参考，看这大队屋究竟怎么处理。”他们原来是研究这大队屋是拆是留的问题。当然，我又能说什么？“还是先听大家的吧．”我这么说，并不是客套话。

农村实行责任制后，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有了充分的自主权，所承包的那一方责任田地，各有各的利用方式：有依旧插水稻、种红薯的，有根本就不插水稻不种红薯而是栽种厚朴、杜仲等药材的，还有的干脆把水田改成山塘养泥蛙养鱼，把山地改造成梯土大兴桔园与茶园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本来是一种好事，农民自己将自己推向市场，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这几年来，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却一时转不过弯子，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停留在只会搞发号施令，搞一刀切，搞家长制的工作作风上，这样一来，不是反而远离了群众，激怒了群众么？不禁记起一位省委领导在调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后，颇具见解地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是喜人的，但有一点我们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在有一些地方，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在我们的少数基层党组织中还有着文革的遗老在继续作梗。也许，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哦！

会议围绕着大队屋拆与不拆争论不休，拆者，认为农村实行承包制后，根本就不需要基层干部的领导了，留着这容不下和尚的空庙没有了意义。但是，几位年轻的支委却执意驳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大队屋完全应该更加兴旺，走转变职能的道路，办庄稼医院，搞科技咨询，尤其是基层领导，更应转变工作方法，要变空喊为行动，变指手划脚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大队屋才能复又成为全村人的中心，我们的基层班子，才能复又得到群众的信任……然而，老支委山伯却突然起了高腔，“卵话！你们不是想转变什么？前年春节期间，组织了一帮青皮后生和黄花闺女在咯里跳么子交谊舞，还冒舞上三夜，父母们就吵到大队屋来了，硬是要一把火烧掉这伤风败俗的屋子哩；你们也花过几百元钱买了图书，在咯里办阅览室，可如今还是被人把书渣也当解手纸扔进茅坑了！”他说得上气接不来下气，又是一咳嗽。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昔日对大队屋一往情深的山伯，居然是主张拆者中一成员。

我猜想一时难有什么结果，便先告辞了。

回到家中，思绪仍麻一般纷乱。我想梳理它。别开个人感情，大队屋拆与留或许并不重要。但是，在汤汤逝去和汹涌而来的岁月江河中，村一级基层组织以及每一个村民，却责无旁贷地要迎接一种新的挑战。几百上千人甚至数千人的一个村子，不也如同江河中的一艘航船么？滩多浪急，漩涡暗礁，没有清醒明智的艄公，没有众船夫水手通力合作，航船不会触礁么？不会倒退么?我忽视觉得，常年以来一直闪亮于我脑海中的那一道关于大队屋的神圣光环，原来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与力量的隐喻啊！

大队屋，你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理应是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