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这个时代与人谈“诗学”，就如同与世人谈“佛学”一样，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让人感觉与现实格格不入，这是因为很大程度上，现在的“诗学”和“佛学”遭遇到了同样的窘境，都进入了“末法时代”。

       佛学，已被世人扭曲为庇佑赐福、满足私欲的神祗，做了亏心事的人，大都会半夜偷偷地烧香，为自己白天的鸡鸣狗盗祈求一个保护伞；诗学，一方面被不学无术的人操纵成欺世盗名的工具，小圈子里相互吹捧，相互抬轿，从而形成一个披着文化外衣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写诗的门槛越来越低，是个人都可以写，不管新诗旧体，胆大者为之，语句越怪诞，越有人叫好，大有向书法界“丑书”看齐形成“丑诗”之势。问为什么？这些人就会用貌似十分哲学的语言与你东拉西扯，让本就糊涂的你，变得更加糊涂，这就对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他们自己也糊涂着呢。所以现在诗坛，看似一片繁荣，实则一片荒芜。

       现在诗学这个情况，也改变了千百年来，广大平民百姓对诗学崇敬的看法，以前看诗和诗人，那是风流儒雅的代名词，现在看诗和诗人，多含戏谑与悲悯的眼光，对于偶有一两个丑态百出的诗人或诗句，大家还是欢迎的，毕竟这正好可以为大家在百无聊赖时，提供一点儿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可能是现在诗学唯一让普罗大众还能叨咕两句的原因了。于是，号称诗词国度的华夏大地，诗学，走入了末路。

       我承认，我写诗，也承认曾经想借写诗博一点儿俗名，也承认和一些相同爱好者相互吹捧过，但绝不承认做过丑态或写过丑句。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那么肯定要尊重这种爱好，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由于这种尊重，心里慢慢竟产生出一种使命感来，所以对诗学的近况很有一种伤感，就象是一位农夫看到自己田园荒芜得不成样子，有了一种悲怆。为什么现代诗学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有很多，我没能力一一剖析，但有两个人可以说一说，从这两人的事迹里，似乎可以找到一点儿答案。

       第一位人物，是孔子。说到诗学，老人家不能不提，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他老人家删定的，并为诗下了第一个定义，曰“诗无邪”；第二位人物，是王莽。王莽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一位政治家，虽然古代政治家会多会少都会写诗，但他似乎没有诗作传世，所以和诗学关系有点太远，不过他和孔子关系却很近。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和产生的不同历史结果，应该可以用来解释一下现代诗学的情况，且听我慢慢道来。

      孔夫子一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最大的梦想是“克复周礼”，老人家痛心当时的礼崩乐坏，于是描述周代的美好，呼吁大家回归周代的生活，并一生为之奔波。老人家这个观点最终成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大旗，但有趣的是，对于这个精神口号，儒家弟子们似乎都只停留在嘴上，并没有真正去行动，连信奉儒家学说的帝王也没有按老人家的设想去做。不过差一点儿把“克复周礼”这事做成的，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这人就是王莽。

       王莽绝对算得上儒家最忠实的信徒，早期的行为举止完全以儒家规范要求自己，甚至勒令犯罪的儿子自杀谢罪，从而博得了大好名声，同时对“克复周礼”这个观点坚信不疑，所以大权在握后就着手实施孔子的梦想。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即遵循周礼，改官职、开井田、换币制，一心想恢复周代美好的时光，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新朝竟一世而亡。不知孔老人家看到这种情况会作何感想？老人家高喊“克复周礼”，成了中国政文领域里的圣人，世代崇敬，而王莽真正去做“克复周礼”，却成了他政治的“滑铁卢”，造成他人生的悲剧，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孔子在精神领域喊“克复周礼”的口号，是提醒世人当下礼崩乐坏了，引起人们的警惕，仅仅是一种怀怀旧而已；而王莽真正在政治领域去推行“克复周礼”，强力扭转社会发展方向，却是一种严重的复古行为。

       历史的车轮有着客观向前发展的自然规律，周代再美好，也不适合新朝的环境，不是人心不古，而是时移世易，这是王莽没有考虑到的。孔子一生周施列国，面见无数君主，受到极大礼遇，但却总是和机会擦肩而过，我想不是当时所有君王都不识货，不用孔子自然有不用的道理。我一直认为，孔夫子也想通了这点儿，就是“周代的美丽，只可存在怀旧的情绪里”，只是他老人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样一来，他老人家用看上去很美的“克复周礼”口号，在政文的精神领域成为历代楷模，却导致了王莽实实在在政治上的失败。

        孔子和王莽有同样的理想，但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说明，怀旧是一回事，复古又是另一回事。

       王莽错就错在政治上是真的要“克复周礼”，不管他的出发点多么美好，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如果换了孔子，老人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到实际还真未必会这么做。这一点王莽就不如韩愈和柳宗元，以韩柳为主提倡的“古文运动”，就是一场文学史上的“克复周礼”，不过和王莽政治史上的“克复周礼”却有着本质区别。韩柳主导的“古文运动”本质是借“复兴古文”这“克复周礼”口号之名，实则是对魏晋以来“文表华绝”浮华文风进行的一次贴近当时语言环境和人文语境的改革，最后不仅取得了成功，成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两人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你看，这两个人多聪明，口号也喊得震天响，但实际操作起来，用的却是一套贴近当时实际情况的方法，并没有食古不化。

       中国这场“古文运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复古”之名，行“改革”之实，这是王莽没有理解到的最重要的一点，而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政治史上和文学史上的“克复周礼”有了不同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们回到主题。我个人认为，当代诗学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经过短暂的新鲜感后，就走上了江河日下的轨道，现在更是快到山穷水尽的临界点，现在诗学的环境也可称得上是“礼崩乐坏”，诸侯割据，乱象丛生，拉帮结派，相互排挤，更主要的还有崇洋媚外，摒弃传统，让中国现代诗学一直向西方文化邯郸学步，学得不伦不类，不仅处境尴尬，更不断扯着中国文化复兴和自信的后腿。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和担忧，一些诗人开始为诗学探寻新的出路，于是各种诗论起此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热闹非凡，实则并无创新，现在还没有一种新的诗学观点可为世人认可接受。这样一来，就有一些人开始将目光回望，投射到古人身上，学孔夫子“克复周礼”的口号开始高喊“克复唐诗宋词”。这种回归传统文化的口号有很强的道德绑架性，你不同意“克复唐诗宋词”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这大帽子扣下来，很少有人能顶得住。于是，诗坛开始刮起一股复古风，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开始写格律诗、填词曲牌、作文赋、拟小令，更有号称“辞赋家”或“古文家”者，甚至有高居“诗界政治高位”的人也开始把这种“克复唐诗宋词”的口号，当成拯救新诗处境的方法进行推行。

      我窃认为，这种“克复唐诗宋词”的口号，学孔夫子喊喊可以，提醒大家莫莫忘诗词传统，引起大家的注意；或学韩柳，以“克复唐诗宋词”之名，行新诗贴近当代人文语境的改革之实，为新诗真的找出一条向前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后退。最重要的是，切不可当真学王莽，去实际推行，不然终会成为诗学史上的“王莽改制”。

       任何文体都要适应当时社会的大语境，大语境包括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文学整体发展轨迹能看出，“赋诗词曲”的每一次转折，都是因为大语境的变化，唐时的赋辞也有出类拔翠者，但唐却以诗为高峰，宋诗成就也很大，但却以词为高峰，元明清三代，诗词文赋都有可观者，但分别以曲令和小说为高峰，这就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大语境变了，各时期都需要更切合当时大语境的文体，也只有切合当时大语境文体，才能成就高峰。

现在的新诗学，为什么没有成为高峰，就是因为新诗文体只切合现在大语境的一半。现在新诗的白话文写法，适应了大语境中当前的语言环境，但身上所承载的文化象征，却没有切合中国文化独特的人文环境。中国人对诗的要求，绝不是把一段话分成诗行这么简单。

       传统诗学中“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高峰，就象孔子心中的周代一样，看上去很美，但等你真的去恢复了，就会象王莽一样，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孔子曾有一段时间在鲁国当官，似乎也切身实行了一段“克复周礼”的政治理想，据记载效果还不错，不过我认为这个不错的评介，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人格魅力的肯定，不然为什么几个月后孔子就退隐了？我想，他老人家只是想过过瘾就算了，如果他的口号真能大行天下，且行之有效，老人家想退都不可得吧。

       旧旧怀，抒抒情，“克复唐诗宋词”这个口号可以喊，作为继承中国传统诗词的精神旗帜，提醒国人莫忘我们传统的诗词文化，从而莫忘我们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加快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自信，这是对的。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实行一下“克复唐诗宋词”的乐趣，写写辞赋体，写写格律诗，写写词曲牌，娱乐一下自己，也未尝不可，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一种继承和传承。传统需要继承，不然中国传统诗词文化就要消失；传统更继承传承，传承的过程中还可以打打那些“诗词李鬼”，看吧，那些高喊“克复唐诗宋词”的人，都把“唐诗宋词”写成什么样子了？不说让古人笑掉大牙，就是现在稍有一点儿传统诗词文化功底的人，都会不忍卒读和直视。他们的水平连传承的资格都没有，如果再让他们在诗坛实施“克复唐诗实词”，虽不会象“王莽改制”一样祸国殃民，但多半会误人子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