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镜”背后说魏征

文/朱双顶

          “文死谏，武死战。”在中国历史上，直谏之臣是很难善终的。夏桀时的国相关龙逄，以死相谏终死于炮烙之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死谏君的忠臣。殷纣王的丞相比干，贵为皇叔，其直谏也逃不脱被剖心残害而死，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后世“谏圣”之名。死，自此也就成了忠臣直谏的标签。而初唐时期的魏征，被称为“前代诤臣一人而已”的他，与唐太宗李世明有着谋死之过，却能够善始善终，死后被唐太宗说成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谏臣之悲为何就没有在魏征身上发生呢？

        是唐太宗没有杀人之心之为吗？非也。玄武门之变，他连一母同胞之亲兄弟，都下得了手，杀之而夺位，对策划谋杀他的人魏征还有怜悯之心？是对魏征没有起杀人之心吗？也非也。一日罢朝之后，唐太宗对皇后说：“我总要杀田舍翁（魏征）！”可魏征就是不管不顾直谏不止而活得好好的。

        是魏征的忠诚之为促成的吗？未必。综观魏征前期生涯，算不得一个铁杆忠诚之人。魏征，字玄城，钜鹿曲城人，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曾任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窦兵败之后，他又入唐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才被迫跟随唐太宗。一路走过，谈不上对谁忠不忠的问题，有的也仅是在追寻有作为的主子而已，以为自己找得出头之处。而魏征对唐太宗却有着谋死之过结，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他是太子李建成的铁杆支持者，一直为李建成出谋划策除掉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只是由于未被李建成采纳而落败，失之一念之差。

        可以说，魏征最终以唐初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贞观时的名相、历史上善谏的直臣留名青史，应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逢其主，才有了他的善谏善成与善终，个人之幸也成就了时代之幸。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穷奢极欲，三下江都出巡，荒淫无度，是一人出游，全天下人供其奢侈；穷兵黩武，三次出征高句丽，无功而返，每次动用几百万人，致使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遍地爆发农民起义，隨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17年，被迫晋阳起兵，于第二年推翻隋朝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可此时的唐朝仍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各地处于武装割据、群盗结伙作乱占山为王之乱中，从公元618年到624年，李渊第二子秦王李世明扛起大任，利用七年时间，率军镇压了各地农民军，消灭了各武装割据势力，领导完成了统一全国之举。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终于如其所愿，凭借果敢出手，射杀自己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迫使父亲唐高祖让位于他，最终登上皇位，史称唐太宗。由于李世民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亲自目赌了强大的隋朝怎样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因此他时时注意隋朝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以“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警训，要求臣下，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正是这种时代造势，有了实行开明执政的需求，有了推行“贞观之治”的发端，才给了魏征以直谏用武之地的可能。

        唐太宗的虚怀若谷、奋发图强，是魏征得以直谏的前提。试想，如果是遇到“一人谏杀一人，百人谏杀百人，看谁还敢谏”的夏桀殷纣式暴君昏君，能成就魏征的直谏吗？魏征之幸，在于遇上明君李世民，这也是中国历史之幸。那么，李世民之于魏征是如何开明的呢？

        疑而信之。之前，不见得李世民对魏征有多了解，魏征服务他人，几易其主，也未显现出有多大的才能。而魏征对于李世民，为了保太子李建成之位，只有谋害之心与之策。所以，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有人告发了魏征策划杀害李世民之事，魏征被李世民召来质问。面对已被立为太子、手握一切大权的李世民，魏征不但长揖不拜，于“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呵责之下，仍旧坦然答道：“先太子如果听我的话，怎么能有今日被杀？从前管仲为子纠的臣下，曾为替子纠争夺王位而射齐桓公，人各有主，何必讳言？”正当众人都为此而捏把汗时，李世民听后反而转怒为喜，称赞说：“你真是说话太抗直了。”竟然任用魏征为詹事主簿。疑而见证，罪而不究，信而用之，李世民的开明就在于一个“恕”字，是宽恕于人，这才有了魏征直谏的发端。

        用而纳之。魏征也没有辜负唐太宗的信任，自当上谏议大夫一职后，是殚精竭虑，以讽谏为己任，在所不惜，也不管唐太宗高兴不高兴，前后陈谏200余事。而唐太宗尽管有时恨得牙痒痒的，欲杀之而后快，但最终也仅是口头而已，事后也多尽得采纳。唐太宗欲征16岁以上的男孩为兵，面对魏征扣诏不发，连催数次仍是如故，尽管气得火冒三丈，怒骂说“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扣住我的诏书不发”，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妥协以改发诏书，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才得以了事。太宗新得一鹞鹰，在御花园中正玩得尽兴，看见远远而来的魏征，忙把鹞鹰藏入怀中，硬是被魏征故意拖长禀告时间而活活闷死。他本打算去南山巡游，车马都已准备好了，可想到怕魏征不高兴，就自动地中止了。用而纳之，纳而忍之，忍而克之，唐太宗的开明就是一个“畏”字，是敬畏于理，这才有了魏征直谏的一发而不可收。

        长孙皇后的无私支持，是魏征直谏的幕后保证。魏征的不讲情面、不顾场合的直谏，即使是遇上平常的人，也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更何况是英主唐太宗。他之直谏，激起唐太宗的愤怒欲杀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这些都被长孙皇后给化解了。一日，长孙皇后听到唐太宗回朝后发怒说，总要杀掉魏征之言，问得是由于“魏征，他屡来絮聒，且尝廷辱朕躬，所以必杀死了他，才得泄恨”之因。她敢紧退到内室，换上朝服，再出来向唐太宗拜贺说：“妾闻主明臣直，今朝有直臣魏征，就是陛下的圣明呢！”说得太宗转怒为喜，再待魏征时优礼如初。正是皇后的以国为重，才有了魏征直谏的化险为夷。

        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出嫁时命给予陪嫁多于长公主一倍。对此，魏征以不合礼制进行谏阻。太宗下朝后将魏征劝谏的话告诉了皇后，本想皇后定会与他一样而责怪魏征，谁知皇后却大为赞叹说：“尝闻陛下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意思是，曾听说陛下看重魏征，颇不知其中的缘故。现在听到他的谏语，确实能用礼义来制止君主的私情，可说是一位正直的国家栋梁之臣。妾与陛下共髻束发，结为夫妻，委屈陛下以礼相待，情意深重，妾每次进言都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冒犯威严，更何况臣下，感情疏远等级相隔，所以韩非认为劝说君主很难，东方朔也说不容易，实在是有原因的。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君主急需办理的事务，采纳它社会就安宁，拒绝它政治就混乱，真诚地希望陛下审慎对待，那么天下人就很幸运了。应该说，更幸运的是魏征遇到了这样贤得的皇后赏识，不但没有得到责怪惩罚，反而得到了五百匹丝织物的嘉勉。也正是皇后的申明大义，才有了魏征直谏的安全着陆。

        进谏为忠的风气，是魏征直谏的基础。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并且能够虚心纳谏，因此在贞观年间出了一批敢于直谏的大臣，除魏征外，还有王珪、刘洎、褚遂良等，形成了以进谏为忠的风气。这些人，让唐太宗明白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理，明白了“稷契皋陶，君臣同心，安享尊荣，便是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死国亡，便是忠臣”之别，从而形成了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上下同心的政治生态。这为魏征的直谏创作了难得机遇与氛围，即使遇到小人的诬陷也难以成行。就曾有皇帝身边的近臣诽谤魏征，说他偏袒自己的亲戚。唐太宗就派人去查，结果回来的人说，这与事实不符，但魏征作为臣子，不能使自己的行为痕迹显明而避开嫌疑，受到意外的诽谤，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太宗就让此人去责备魏征。魏征对此申辩道：“臣听说君臣应该同心，这叫作如同一个整体，哪有抛弃至公无私，只追求行为痕迹的？如果君臣上下抛弃这种至公无私，那么国家是兴是亡就没法预料了。”一语惊醒太宗，从此更加信任了魏征。

        公元643年，63岁的魏征，生命终于进入垂危时刻，唐太宗急忙领着皇太子，亲自到他府上去看望，君臣最后一见，魏征以他微弱的声音，留下了“居安思危”的遗言。几天之后，魏征就驾鹤西去，悲伤中的唐太宗，痛定思痛便有了“三镜”之说。失去魏征“人镜”的他，还真就有了武媚娘之惑，“贞观之治”也就走进了尾声，六年之后，随着唐太宗的逝去谢幕而戛然而止，唐王朝江山一声叹息，在历史漩涡中向前奔去。人们看到的魏征十思十渐疏，以它不朽的治国理政思想而光耀千古，书写出一段君臣共创“贞观之治”之辉煌，矗立起君臣之间忠言直谏与虚心纳谏相谐共处之典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魏征“人镜”的背后昭示：忠言直谏与虚心纳谏，是一对卵生的双胞胎，成了一个王朝兴衰的风向标。周厉王堵民之口，终导致“国人暴动”而分崩离析；唐太宗以人为镜，却迎来贞观之治而大唐盛世。历史就这样以不断的文明进步奔腾向前，演绎成今日之民主盛况与盛世华章。

二〇二二年五月四日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