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延安道路”与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化
（上）
荣剑
延安道路首先征服了美国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突发其来的事变震惊了全国，却为已陷入军事绝境的中共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派遣周恩来赴西安与张、杨共同协商解决事变的政治方案。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六项政治主张，核心要求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合法化”。在各方力量的斡旋和努力下，国共与张、杨三方达成九项协议，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中共、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返回南京，“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中共最新版本的党史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进入了它的延安时代，或者以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的话来说，革命中的中国开启了“延安道路”（The Yanan way），即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色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会自治等。这个新的革命模式象征着“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它们最终构成了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简言之，陕甘宁既是可以形成抗战力量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微观要塞，又是深刻影响以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地方。”延安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它成为中国另一个抗日的领导中心，而且还在于它所推行的行政和社会经济实验为未来中国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样板，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实验的一个独特景观——有别于江西苏区时期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体现出一种新的政治风气。埃德加·斯诺深信这一点：“以前只看到红军的邪恶而看不到其他事情的传教士，现在也从短暂参观前苏区的印象中转变过来，赞颂延安的‘自由主义者’，一夜之间‘放弃共产主义而倾心民主’。”“延安道路”重塑了中共的政治形象，与延安相关联的是民主、平等、清廉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与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普遍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似乎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共领导的中央红军是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此时，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约八万人，控制了陕甘宁边区约二十九个县、一百四十万人口。这么一个“微观要塞”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迅速产生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冲击力，它首先吸引了美国人的关注并赢得了他们的一致赞誉，他们似乎都从延安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在其好友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下，于1937年6月赴延安考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同行者就完全被“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征服，他看到的是“陕甘宁边区正在用民主选举的政府来代替过去的苏维埃政权”。许多年之后，毕森在回顾他的延安之行后依然沉浸在“它所留给我们的那种强烈且经久持续的影响”，感受着它“所携带着的一种精神力量”，他由衷地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毕森对延安的这种认知，其实是这个时期曾经去过延安的诸多美国观察家们的一个共识，赛尔登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一连串名单，除了埃德加·斯诺，还有哈里森·弗曼、甘得·斯坦、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和安那里·雅各比等，他们在抗战后期和内战时期是怀着对腐败、残忍和胡作非为的国民党的失望来记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普遍认为中共通过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而成功地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正是这些人所提供的关于中共延安的各种描述，一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抗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于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一份发往国务院的电报文稿中明确认为：中共军队迅速壮大，“只有在获得根据地民众支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中共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实际上意味着中共的政策和方法具有民主的特色。”另一方面，毛领导下的“民主的延安”成为美国人最初的也是最持久的历史记忆，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在陪同毕森完成对延安考察之后曾问他们的司机艾飞·希尔怎么看毛泽东这个人，这位并不赞成共产主义的瑞典人回答说：“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这个回答被拉铁摩尔评价为是“真知灼见”，因为他也看到了中共领导人“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1937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毛做了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有着极为罕见的冷静头脑，简直足以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相比。……毛泽东的这一成功，几乎同列宁的胜利一样伟大。”费正清后来用了庞大的历史叙事表达了与他们大致相同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知识分子的革命圣地
美国人去延安并向世界发布关于中共新的革命圣地的消息，从中国1937年的政治形势来判断，其实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中共经过自我渲染的长征神话和抗日主张，对于国外那些同情共产革命的左翼学者和左翼青年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对中共政策尤其是中共领导人个人魅力的宣传与报道，的确为世界打开了一扇可以窥视一个神秘的红色政权的窗口。但是，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把发展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希望寄托在几个美国人身上。对于中共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政策选择，是它在刚刚到达延安尚立足未稳之际，便决定敞开大门吸引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到延安来直接参与中共的革命事业。1936年10月，丁玲率先从西安来到陕北保安，由此拉开了左翼文化中心从上海向陕北迁移的序幕。中共领导人对丁玲的到来极为重视，不仅盛宴招待，毛还赋诗一首《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天武将军。”
随丁玲之后，著名诗人艾青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到达延安，中共亦是盛情欢迎。至1942年前，先后奔赴延安的文化人有：周扬、艾思奇、李初梨、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棐、江青、王实味、杨朔、周而复、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全国左翼阵营的主要知名人物。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至8月间，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者，有2288人，全年共计万余人。胡乔木在其关于延安整风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两个重要数据，一个是任弼时的统计：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四万余人；另一个是周恩来的统计：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只有约三万人。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在军事实力及其控制的区域上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就它们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而言，中共已经压过了国民党，显示出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一种比较优势。这种优势的形成显然是中共主导的“左翼十年”的自然结果。
事实上，中共当时并没有预料到知识分子会大规模涌向延安，漫长的十年内战和“左翼十年”相重叠却又是各自展开，表明中共在文化领域所展开的斗争更多的是依靠左翼知识分子的自觉，用毛的话来说，“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左翼运动更像是中共革命的外围战，它对于建构中共文化领导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于在军事斗争中遭遇重大挫折而不得不“长征”到延安的中共来说，无异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文化战线有了重大突破，建立起一支的“文化的军队”。1940年1月9日，毛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即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毛总结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在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所取得的胜利，胜利的标志，一是红军实现北上抗日，二是“共产主义者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所以，在毛看来，中共实际上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领导的“拿枪的军队”，一支是鲁总司令领导的“文化的军队”，现在这两支军队在延安汇合了。
如果说中共在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军事斗争领域而无暇顾及“文化的军队”的建设，那么，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中共在延安站住脚跟之后，便有了充分的时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重新整合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共显然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左翼十年”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广泛影响，因此它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认识远比国民党更为深刻。1939年12月1日，毛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该决定强调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决定特别批评了军队中的干部“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决定同时也对不同立场和身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即拒绝“敌人或资产阶级派遣进来的分子”，对那些“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则分配适当的工作，好好地教育他们，“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决定最后号召“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从这份决定中可以看出，中共把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前所未有地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中共抗战以及未来争夺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革命的或自由的文化中心？
正是在中共“大力吸收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引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如潮水般地涌向延安，文化建设突然呈现爆发性增长态势，文学、戏剧、美术、诗歌、电影、民间艺术、大众文化、文艺研究等机构、团体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达数十家之多。各类文化文艺刊物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时出版的刊物有《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谷雨》、《诗刊》等。有研究者认为：“以延安这样小的城市规模，而具如此密度的文化分布，实所罕见。”在他们看来，中共之所以能够实行这种“相当开明的文艺政策”，原因在于：“其一，是基于广揽天下英才的迫切而实用的目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政策上足够的弹性与宽松，不言而喻是必要不可少的，尤其当与国民党争夺骨子里最反感‘专制’‘独裁’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其二，对‘革命圣地’本身拥有强烈自信和乐观，相信根据地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正确性，作为‘投奔光明’而来的知识分子将完全置于这种感召力之下，即便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亦不足虑。”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很清楚知识分子的“毛病”所在，诸如崇尚自由、不服管、爱批评这些“毛病”和党的纪律格格不入，但中共最初的确是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将投奔而来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尽数纳入在延安城中。艾思奇于1940年1月6日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成立两年半来，边区的文化运动“飞快地发展起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许多文化人和专门家来到了边区，使许多部门的文化工作很快赶上了全国的水准”。他为此还特别统计了边区文艺创作成果：美术方面，抗战以来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等的创作，数量有三千五百多件；音乐创作方面，从小调歌曲到大合唱，共计三百多件；戏剧作品，由活报、杂耍到两三幕大戏，共一百多种；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报告之类，“数量特别多，目前一时无从估计”。艾思奇把边区的文化运动所取得这些成果，归功于“边区的政权实行了正确的抗战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在这政权下面，言论、出版、研究和信仰有完全的自由；对于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只要是站在抗战的立场上，都加以团结吸收，并尽力帮助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对于文化的各部门，只要是于抗战建国的工作有利，就尽量地促其自由向上发展。”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里，实行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似乎在延安开创了一个远比国统区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创作空间。作家萧军去延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获得比国统区更大的创作自由，他不要求入党，也反对自己的夫人入党，他在1940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但萧军很快就发现，延安并非是他可以自由创作的天地，一些作家一入党就“忘了艺术”，故意把“艺术性和意识性问题搅在一起”，“忙于自己党内地位底获得”，“结果变成了一些文艺小政客”。而且延安也并非是他以前想象的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共高级干部和普通干部的生活待遇差距极大。于是，他于1941年6月和7月，分别致函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正式通知他们决定离开延安去重庆。毛或许就是从萧军的来信中意识到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至少他意识到了党必须尽快制定更加全面和更加完善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吸引到延安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改造他们，把他们培养成布尔什维克式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
“延安道路”与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化
（下）
荣剑
延安整风中的“延安之春”
1942年2月，毛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胡乔木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清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里所说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王明、博古、洛甫等所谓的“国际派”，甚至也包括了曾经和王明站在一起的周恩来。高华的研究表明，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他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在此党内权力格局中，“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胡乔木和高华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不同表述，实际上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实：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级干部，目标是彻底清除王明在党内的思想影响，用李维汉的话来说：“这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求最终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
在1942年2月启动的党的整风运动并没有首先直接冲击到延安文化人的工作与生活，反而是在3月期间出现了一个高华所说的“延安之春”，其标志性事件是：丁玲在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紧接的是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忍’》（据说经过了毛的亲笔修改润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因为批评了延安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和延安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而掀起轩然大波。这些批评与左翼作家在国统区里所发表的攻击国民党的言论比较起来，其严厉性和深刻性都是微不足道的，王实味写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算是达到了延安言论环境中批评的极限了，也就是中共可以承受批评的极限了。于是，中共开始将整风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知识分子，指向了延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王实味的工作所在地——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20至30岁的占79%，抗战以后入党的占74%，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84%。按时任院长李维汉（罗迈）对他们的估计，“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有救亡爱国的精神，一般信仰马列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自觉自愿地不远千里、不怕艰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在学习上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的影响。” 整风运动的实际进程证明了李维汉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符合中共的一贯判断：知识分子不经过改造就会走向党的对立面。
中央研究院在3月18日举行动员大会，正式开展整风运动，至4月3日，可谓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整风并未呈现出党“整”知识分子之风的场景，相反，整风更像是知识分子“整”党的“三风”。院主要领导李维汉、范文澜要求以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来检查本院工作，重点是检查领导作风与个人思想两个方面。为掌握整风的领导权，李维汉提出院长、秘书长及各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简称“检委会”）的当然委员，这一提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主张检委会全部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者占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有四分之一。结果，检委会全部由选举产生，产生的21名检委，领导干部全部当选，但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落选。李维汉认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3月19日，检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柯柏年提出检委会应该在行政领导人领导之下工作，有人表示反对，主张检委会由动员大会产生，应向动员大会负责。4月1日，检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也发生了争论，“不少同志主张‘彻底民主’”。“此后几乎有会必争，很难工作”。除了检委会内部争论之外，更让李维汉等领导干部难以接受的是，中央研究院还贴出了墙报《矢与的》，宗旨是“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王实味在墙报最初三期上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目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认为“罗迈同志”“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他在另一篇题为《零感两则》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王实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墙报成了延安的民主橱窗了，上面不仅贴满了批评的文章，还有讽刺性漫画，其中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画的创意显然是来源于毛在整风报告中提出的“脱裤子，割尾巴”的说法，李维汉承认他就是那个拖尾巴的人。
整风运动从“纠偏”到转向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风波以及《矢与的》墙报在延安制造了强烈的思想震动，终于引起了毛的警觉，毛在一天晚上挑着马灯亲自去看了《矢与的》墙报之后当即表态：“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第一阶段的经验，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李维汉认为：“这个决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健康发展的开始，也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各种问题。”于是，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在“四三决定”的指引下，整风开始“纠偏”，其实质是党开始“整”知识分子，原来那些勇于批评的人纷纷自我批评。副院长范文澜因为在第一阶段也发表过支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的言论，在第二阶段召开的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承认“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
在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之后，开始解决王实味问题。按李维汉的统计，从6月1日至11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斗争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他的批评文章被判定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他本人被定性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萧军因为不满于对王实味的过火批判而发表了不同意见，居然有多达108人共同签名强烈要求萧军“好好地反省一下，改正这种错误观点。”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之所以从6月开始转向对王实味的激烈批判，就是因为毛正式出场亲自领导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毛从3月开始就密切关注延安文艺界的动向，在4月广泛约谈各类文艺人士，并在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文艺问题。经过充分的准备，由毛泽东、博古、凯丰发起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5月2日召开，毛发表第一次讲话，称为“引言”；5月23日再次发表讲话，称为“结论”；两个部分共同组合成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奠定了中共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重点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明确要求，一切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将立场问题作为文艺的首要问题，是基于中共对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知识分子在总体上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入党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由此也就意味着由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领导权并没有被完全置于在党的领导之下。因此，提出立场问题，首先就是要实现对知识分子的布尔什维克化改造，改造的第一步是在知识和道德上尽可能贬低知识分子。毛在讲话中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改造的第二步是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毛的思想，知识分子只有彻底地被改造成为党的人，才可能完成其阶级身份和阶级感情的转变。
解决了立场问题，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文艺必须是以歌颂党的事业为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是党的“文化的军队”。可以这么认为，“讲话”是知识分子的一份改造宣言，是“把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党员的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高华对“讲话”的核心观念做了概括：1、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2、和工农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3、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必须与之坚决斗争；4、鲁迅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5、文艺的“民族形式”不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这五个核心观念贯穿于“讲话”的始终，是毛在中国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充分落实了列宁的“党的文学”原则，即“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毛的“讲话”是列宁的“党的文学”的中国版本，它超越列宁主义的地方在于，是以更完备和更完整的形式创造出“党的文学”的一系列新的表述：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来源于革命生活和高于革命生活，文艺在普及中提高，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文艺批评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文艺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诸如此类的表述，赋予了“党的文学”的人民性，强调党与人民的天然统一的关系，党既是人民的化身也是人民无可置疑的唯一代表，从而将“党的文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唯一正确的地位。
思想改造工程的完成
“讲话” 横空出世，不仅迅速将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统一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中，而且从此彻底改变了延安文艺界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毛发起的强大的政治话语攻势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大致呈现出三种状态。
首先，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投降”和“忏悔”。朱德总司令在文艺座谈会上发出了“投降”令，他认为鲁迅“岂但是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自己以身说法：“我是一个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丁玲随后在6月15日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宣布：“我想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他们，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拨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投降之后，便是“忏悔”，何其芳是当时“带头忏悔”的代表，他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在延安集体“投降”和“忏悔”，有在信仰上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接受了“党的文学”原则，也有在思想的改造和暴力的胁迫下而不得不放弃原来从国统区带来的对自由的追求，阶级身份的重新塑造——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成为身陷于革命洪流中的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
其次，是少数人最初不能完全接受毛的文艺政治主张，后来迫于种种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文艺立场并接受党的规训。最典型的是萧军，“他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他崇尚自由的秉性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亦有突出表现。作为第一个发言者，他针对毛在讲话中提出的“立场”、“态度”、“给谁看”、“写什么”、“如何收集材料”、“学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不同于毛的看法。例如，对于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立场上来创作？萧军认为“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的解放。”一切为了“解放”而服务。对于萧军来说，文艺观之不同见解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强求统一，他最不赞成的是把王实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与王实味之争视为与托派之争。对于那些急于向党表达“忏悔”和“自我批评”的文艺同志，萧军指责他们“全是在那里瞪着眼睛扯谎”，是“骗子的谎言”。但是，萧军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坚持住自己的立场，1942年11月12日，他致函毛：“对于您的一切政治主张、共产党的一切政策，我是拥护的；对于您的为人我是尊敬的，惟对于一些个别党员同志不正派的作风，我将要和他们战斗到底。” 看得出来，他在思想上并非是心甘情愿地向党的领袖输诚。
最后，是王实味在延安整风中遭遇灭顶之灾。这位在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1937年抛妻别子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其能力超强，独自翻译马列著作达近二百万字，深得洛甫和范文澜的信任。这样一位党的资深理论工作者，仅仅因为写了两篇杂文批评党内不正之风，便被戴上了托派帽子，打入在“反革命的茅坑里”（毛泽东语），成为“五人反党集团”首领。由于王实味一直不承认错误，没有像丁玲那样及时向党投降并忏悔，导致对其批判不断升级。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11月，王实味失去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正式逮捕；1947年4月16日，王实味被中共晋绥公安总局处决，处决令获得当时在晋绥主持领导工作的康生“口头批准”。
从中宣部“四三决定”到10月王实味被开除党籍，仅仅六个月时间，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所谓“延安之春”只是持续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迅速地被冷酷的政治斗争所冻结，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投降，进而选择忏悔。诸如萧军这类极少数对党的文艺政策抱着些许质疑与不满的人，最后也不得不向的党的领袖低下高昂的头颅。王实味则是以一人之躯成为党的整风运动的殉道者，他至死估计都无法理解这个悲剧性结果与他从1926年开始信仰的共产主义，究竟存在着何种因果关系。正是从批判王实味开始，整风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风运动不再是思想运动，而是成为政治运动，党对知识分子的整肃从思想延伸到肉身，即对知识分子进行“灵”与“肉”的双重改造。1943年3月，“文艺家抗敌协会”的作家们响应毛主席“讲话”号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纷纷下乡上前线去体验生活。萧军被发配到乡下，边区政府对其停止供给救济粮，自己种地解决吃粮问题，生活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是，从1942年12月6日开始，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名义发起“审干”运动，要求所有从国统区到延安的知识分子都要写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并从思想反省、历史反省展开坦白运动。1943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号召抓特务，中央书记处下设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康生负责。7月，延安开展抢救运动。8月至12月，“审干”运动进入群众性防奸运动阶段。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延安审干运动进入甄别阶段，中共承认犯了审干运动扩大化错误，毛代表中央公开道歉。审干运动最后虽然以甄别平反收场，但由于运动的对象以知识分子为主，迫害的手段从疲劳战、车轮战到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再到饿饭、假枪毙，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对知识分子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与恐惧是深远的、难以磨灭的。康生在审干运动中有一句名言：“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高华认为，“这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因此，康生只是前台的打手而已，毛才是运用文武两道来改造知识分子的真正高手，他深刻地理解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有在他们的肉身被暴力限制的条件下才可能真正完成，世界观改造实质是肉身改造。
毛在1939年10月4日发表的《<共产党>发刊词》中，要求把中共建设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全国性政党，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在他看来，涌进党内的大批新党员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也不是巩固的。所以，他认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毛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中共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知识分子作为中共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其整体性的布尔什维克化基本完成，源于上海“亭子间”的左翼运动和左翼知识分子被尽数纳入在“延安道路”上，左翼文学按照毛规制的方向彻底转变为“党的文学”，左翼作家也就成为党的作家。这是中国“左翼十年”的终结，也是中国左翼运动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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