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遗忘的词一一搲碗儿

     搲碗儿这个词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最鼎盛时期，那是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时代。我们刚从破碎的旧世界，走上崭新的新世界，从单独耕种走上了集体创业的道路。

     那个时期的我们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吃饭单一，穿衣单一。当时我们那里有句顺口溜：信阳大地无好饭，一天三时地瓜蛋，到了晚上换换饭，切上地瓜馇咸饭。为什么光吃地瓜呢？因为地瓜比其它作物产量高，又不用大肥大水，再加上信阳地处丘陵，不适应种小麦，一亩麦子也就打个一二百斤。那时根本就没有化学肥料，种地就是“土换土，鼓一鼓”。种地按计划来，多种地瓜，少种小麦。秋天吃地瓜，来年春天吃瓜干。每人每年四五十斤麦子，留着娘生日孩满月，人来客去，逢年过节吃。要是吃顿白面面条比现在过年还滋。当要吃面条的时候，娘就抓着你快推磨，先推玉米再推瓜干最后推小麦，推小麦最沉，累的满头大汗，也心甘情愿。一年到头就两件衣服，夏天一件，冬天一件。孩童们夏天大多是一丝不挂。

     吃点肉那比登天还难，一年四季也就是过年过节吃点肉。谁家要是吃到肉那是最光荣的事，别人那也是羡慕死了。你看人家那个日子怎么过的，整天吃肉。说到这里曾经还出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家人虚荣心很强，为了显示自己的日子过的好，省吃俭用攒了几元钱，上集割了一块肥膘肉，吃了一部分留下带皮的膘子，做饭时放到碗里炖着，吃饭时把那块肥膘肉放到桌子底下，吃完饭后把它拿上来，夹起那块肥肉把嘴擦一擦，你擦了我再擦，今天擦了明天擦。来到大街上逢人就讲今天我们又吃的肉，人们一看他满嘴放明，油泽泽的，都信以为真，很是羡慕他。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得意的神彩。

     有一天，人们都在集合地点听从生产队长安排活，这家主人又在显摆他家吃肉来。这时他家的小儿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大，不好了！不好了！咱家擦嘴皮子的那块肉，被那只大狸猫叼走了！”人们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人们向往吃肉那是心想梦想的事。那时生产队里有养猪场，有技术队，山林（苹果园）。要是养猪场里有病死的小猪，那是绝对不会丢弃的或者掩埋。民兵连长就指示民兵把小死猪带到技术队或者苹果园，那里有房屋也有火炕。把小死猪用打气筒打足了气，那死猪涨的鼓鼓的，然后把锅添满了水烧沸，把锅上放上两根木棍，把死猪抬到木棍上，用瓢舀着沸腾的水浇到猪身上，猪身上的毛很快就会自动脱落，毛厚的地方再用刀刮一刮，然后用清水洗净后开膛，取出内脏，把猪坯子大卸八块放入锅中，添上水，点火开始煮，锅底下的柴禾，烈火熊熊，锅里的猪肉很快就发出了香味，半个时辰不到锅里的猪肉就透熟了。把锅一打开那香喷喷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人们迫不及待，各人拿着个碗直接从锅里搲，（当时山林上没有勺子）你搲一碗，我搲一碗，端着猪肉找个地方就吃起来，有的不舍得吃，端回家给孩子吃。有人吃着说着，蘸点盐更好吃。搲碗儿就是这样兴起来的。后来搲碗儿就成了吃馇锅子的代名词。

     那时一村一校，不管村子大小都有个学校。我们村子小，也有个学校，生源三十不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个年级都有。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从高中学堂走进了我村的黑屋子，走上了土台子，当起了孩子王。

     学校的一切开支都靠勤工俭学，生产队里一概不管。我们村紧靠黄海，那里有著名的黄海盐场，盐场里有许多水沟、荒水，荒水里和水沟两边有数不尽的咕噜（我们那里叫锅螺）每到春夏之交，随着温度的升高，那些骨碌就爬了出来。要是哪天风和日丽或者是大集来临，我就带领同学们到盐场的荒水里勤工俭学——拾骨碌。

     荒水里水深也就是二三十公分，同学们把裤腿挽过膝盖，拎着个小篮子在荒水里来回拾，我也和他们打成一片，时时提醒他们注意安全，不要到水深的地方去，时时提醒着他们快拾，多劳多得。我也拾，拾满了手，走到谁的跟前就放到谁的篮子里。

     拾得差不多了，感觉同学们有点累了，我就招呼同学们上岸集合，清点人数，站队回家。同学们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喜笑颜开，互相对比着，议论着。劳动不分大小，个大的还不如个小的拾的多，有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拾得快，有的怕苦怕累，东走西眺拾得少。每次都是我的班长王青拾得多，他无论干什么都很出色。

     回到学校后，我找来秤给每个同学称一称，班长做好记录。等换了钱按比例提取给同学们，不是给钱，而是把钱转换成本子、铅笔。有的一次能提成几个本子，有的能提成几只铅笔。

     每次勤工俭学最多的能拾三斤多，最少的拾不到一斤，因为年级不同，总归年级高拾得多，年级低拾得少。全班一次能拾二三十斤，一般连着拾两次，都是算计着大集的头两天拾，准备赶集——去搲碗儿。

     一般两次能拾五六十斤，我把拾来的骨碌洗净，等家人们吃完了晚饭，我把它倒进锅里开始煮，煮骨碌不能放水太多，不能烧火太久，那样煮出来的蛄碌不好抽（多次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根据骨碌的多少适量放盐，开锅时放上点味精，那样骨碌更好吃。

     第二天是泊里大集，我事先安排好了学生，班长在家带领学生搞复习，我带领两名抓作的同学去赶大集。我驾着小推车，推车两边各放着两花篮子骨碌，花篮里放上一个茶碗，一个酒盅，到大集上去搲碗儿。

     为了赶个早集，骨碌卖的好卖的快，不耽误下午回家上班，我们都是当晚把车装好，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启明星还没下班，我们师徒三人就上路了。路上没发现一个人，黑乎乎的，路两边的树叶、草丛，被风摇曳着沙沙作响，草丛里突然钻出只野兔或者只野鸡，像是受到了惊吓，尖叫一声扑棱着飞向远处，消失在朦胧的晨曦里。我们有些忐忑，为了壮胆我大声和两个学生说着话，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好像还没睡醒，跟在我的后面一个劲地打着哈欠，我时不时地提醒他们快走跟上。那年我才十七岁。

     十六七里的路程，来到大集上太阳才竿子高。

     那时的泊里大集还在街里头，卖海货的在西北角的一条街上，由南往北依次是鱼、虾、蟹、蛤蜊，还有些海带之类的东西摆在那里，最北端就是卖骨碌的地方。卖骨碌的也不是太多，除了我们看上去也就有十多个篮子，有的半篮子，有的上半篮子，有的一整篮子。她们也许是收工后偷偷摸摸去拾的，也许是她们村里管的松，因为那时不让上小海，上小海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卖骨碌的大多是妇女们，我们一字摆开，紧靠着墙边，有站着的，有蹲着的。靠近我们的是两个二十左右的男青年。我和一个同学一人守着一个蓝子，另一个同学专门收钱。我要喝着“锅螺，又鲜又好抽的锅螺，先尝后买。“多少钱一茶碗？”“五分钱一茶碗，一分钱一酒盅。”我回答着。有人尝了后就说：“给我搲一碗。”“给我搲两碗。”“给我搲四碗带回家吃”。有的茶碗已经搲满了，再挣着放上几个。大多是用茶碗搲，很少用酒盅搲。那两个青年也不招呼买卖，只是站在一起窃窃私语，愿者上钩。

     集市上有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看上去也不傻，每集穿街走巷，看见好吃的就顺手拿来吃，人家都叫她——“小野巴”

     “小野巴”来到我们卖骨碌的地方转悠，看见那两个青年在私语，没把心放在骨碌上，她走上前顺手抓起一把骨碌吃着走了，这事被听话的青年看见了，就和说话的青年说了。说话的青年火了，朝着已经远去的背影大声喊“你找死！偷我的锅螺吃。”“小野巴”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小野巴”又返回来，直径走向那两个青年，趁那个贱嘴的青年不备，顺手把他的嘴一抹，随口说到“你好嘴”，说罢便扬长而去。

     那个青年莫名其妙，她在说什么？什么意思……不一会儿，他的嘴上流出了鲜血。原来，“小野巴”手指间夹了一个刀片，专门来教顺他嘴贱。等他反应过来，“小野巴”已经走远了。

     我们的骨碌很快就搲完了，我和同学们又饥又渴，我去买了一斤油条，每人一瓶汽水，（一瓶汽水五分钱）吃了喝了就往回赶，回到家里天还没晌。

     通过勤工俭学——搲碗儿，减轻了家庭负担。学生的书、本子、铅笔都是学校统一购买，家庭不用花一分钱。教师的教学用书、笔、墨、纸张也解决了，同时我还购买了课外读物—小画书，还有《毛泽东青少年的故事》《雷锋日记》《陈毅诗词选》《和小林谈作文》以及小说《惊雷》《东风浩荡》等，供同学们阅读。还置上了理发的推子专门给同学们理发，我是同学们的义务理发员，每月一次，雷打不动。深受家长们的好评。

     一开始我不会理，深一推子浅一推子，很不像样，但我不放弃，渐渐地我就掌握了要领，很快就能随心所欲。根据同学们的头型理发型，大多是理平头，也叫学生头。有时心血来潮给他们理个分头或者“主席头”。反正由我摆布，我想理什么头型就理什么什么头型。有的脸型长脸颊两边凹，我在理发时，两鬓理的轻一点，留个水鬓；有的脸型圆，我就理的大一点，留个汗鬓。

     我一般给学生理发都是在上午最后一班自习课上，在教室后面理。从第一排开始，第一个理完了回到位上，第二个自然就过来，教师不用招呼，课堂上静悄悄的，如果下一个是女生，那就再下一个。

     我理发逐渐被家长认可，随即就有人找上门来，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就要让我给他理发，打破了我的教学秩序。

     搲碗儿创收不但满足了学生学习用品，教师教学用品，我还给学生们做了统一服装。我村有缝纫组，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到集市上割了布拿到缝纫组里，让师傅给男同学做短裤短褂，女同学做短褂和裙子。不用付加工费，大队里大量支持。我又给同学们买上了统一的黄色书包。同学们讲好卫生，穿上统一漂亮的服装，戴上红领巾，把小书包一斜背，那真是令人可爱。

     我让他们上学站队来，唱着《上学歌》，放学站队回，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或者是《打靶归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十多年过去了，赶大集搲碗儿那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

王永高    西海岸新区人，退休教师。山东省散文协会会员，家在黄岛联谊会会员，六汪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喜欢律诗，爱好文字，乐于用文字表达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