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呼噜声

王昌宁

疫情反弹，哪也去不了，闲闷之余，坐在电脑前，聊聊我的呼噜声吧。

记得：小的时候，曾听与我家一板之隔（临街的木板房）、中学校长的夫人王婆婆说起过我们一家打呼噜的事情。她对我母亲讲：你们家好像个个都打呼噜，夜深人静的时候，有高有低，由弱到强，此起彼伏，一阵接着一阵，就像一曲交响乐。王婆婆这样委婉地讲，我妈好像说了一些歉意的话。长大后，逐渐认识到我的鼾声如雷，且是与生俱来，从娘胎里带来的。

为了不让鼾声给自己带来烦恼，我曾在军校读书时，找校医做过鼻颊肥大的手术；购买过很多防止鼾声的药品和器械，出差时，我就带上，尽量减少对别人的打扰。喝了酒，鼾声更是雷霆万钧。于是，我就注意控制自己少喝酒或不喝。然而，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年轻那些年，怎能做到不喝酒呢？喝了酒，鼾声超倍，别人认为自己睡得很香。其实，声音越大，越是休息不好。所以，常常是黑眼圈，不知透支了多少能量。为了解除困扰，我曾在新桥医院背着仪器睡了一晚，医嘱：夜间气道间歇性堵塞，严重时会出现窒息，危及生命。

我的鼾声究竟有多大，我自己不知道。然而，有很多受害者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有人说我的鼾声像流水，从涓涓细流声到大江大河奔腾的波涛声，汹涌澎湃，胜似黄河泡啸；有人说我的鼾声像闪电打雷声，前奏是，零零星星的、轻轻的铺垫，蓄势一会儿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惊雷，尖锐刺耳，骇人听闻；也有人说我的鼾声像是被人卡着脖子，出不了气，过了一会儿，卡脖子的人一松手，发出巨烈的怪叫声，划破夜空；还有人十分夸张地说我的鼾声由弱到强，特别是上半夜，发挥淋漓尽致，一阵接一阵，忽闪忽闪的、仿佛房屋会被忽闪跨掉；总之，很多人都说我的鼾声稀奇古怪，不按套路出牌，随心所欲，粗暴疯狂，那声音既讨厌，又烦躁，还充满惊吓。

那年十月，川西北高原的夜，静谧而寒冷，山上已开始飘雪。成都军区组织的“红原演习”正按计划实施。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进入茂汶县川主寺安营扎寨。各专业分队自行搭建帐篷，按建制集中居住。机关的官兵全部安排在，川主寺红军长征胜利展览馆的大厅内，打地铺宿营，我和也打呼噜的安公公（战友的昵称），被特殊安排在远离集体的一间民房。也许摩托化行军已疲惫不堪，安公公倒床就睡着了。安公公体形宽硕，的确，名不虚传，鼾声也不小，似洪钟大吕，一会儿穿云裂石，一会儿惊涛拍岸。欣赏着他的呼噜声，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我醒来。见安公公坐在我床边看着我，门和窗大开着，风一阵一阵的贯进屋里，我意识到自己被冷风吹醒了。我问：你怎么起这么早？他说：我看你睡觉闷得慌，怕你一口气上不来，就赶快起来把门窗打开。由于他的一片好心，我感冒了，安公公也跑了。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都是因为我的呼噜声。

冤假错案

在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我照样打着我的呼噜，该睡的时候在猫儿洞里，依然睡得很香。潘协理员说：“王参谋，人不胖，瞌睡大，呼噜声可与枪炮声媲美！”。

从红河对岸打仗归来不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军长、艾政委走马上任，拟利用到成都军区开会之前的时间，顺道去彭县军农场搞一次调研。司政后机关的首长和随行人员很快被确定下来，作为战勤处的年轻参谋，我被列入其中，并协助军需处的张修正处长负责此次调研的计划协调，组织保障工作。那时，我二十几岁，身材修长。张处长，四十来岁，身体显胖。如果我和他站在一起，问：谁打呼噜？答：一定是他不会是我。准备工作就绪，管理处的同志告知，由于购票需要提前计划，突然购票已经晚了。目前，已与军民共建友好单位、火车站专门联系，不用购票，走贵宾通道直接进入站台，上车后调整安排机动铺位、补办购票手续。军长、政委率队的工作组，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如约而至，给本就热闹纷繁的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更增添了几分热闹和神秘。车队缓缓进入菜园坝时，老百姓都驻足观望。为了做到尽量不扰民，我和张处长带领首长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进入站台后没停留，迅速登上火车，安排军长、政委、司政后首长进入软席，别的同志陆续安排入住硬卧车箱。一切安排妥当，我看了看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但火车站内仍灯火通明，滞留很多候车的人，我们所乘火车的过道上仍挤了一些等待临时补票的乘客。张处长与列车长办完票务，我急切地问：我俩的铺位在哪？他神秘地向我招了招手，说：“跟我来！”。我跟在他身后艰难地朝前移步，经过两个车箱，终于离开喧哗，进到清静的软卧车箱。这时，火车已启动一会儿了。张处长对我说：“军长、政委软卧房间内的上铺是他专门留给我俩的，他们可能已经睡了，我们进去时，注意别打扰了他们，动作轻点。”就这样，我和张处长在没开灯的情况下，蹑手蹑脚地爬到了铺位，静静地躺下，舒了一口气。按习惯，我这人一躺下，很快就会入睡。但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控制一下自己。没想到张处长和我差不了多少，不一会儿，就从他的铺位传来他入睡的信号，也许是工作劳累疲倦了，毕竟他年长我十多岁。张处长的鼾声不大，起伏自然，频率稳定，仔细听的话，还有点悠扬婉转之韵味。张处长老家在城口，从大山里当兵出来，本分、朴实、人好、勤政。后来，在成都军区联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的。因他的名为“修正”，平时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修正主义”。在张处长鼾声的诱惑下，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等我一觉醒来时，睡在下铺的军长、政委已经起床，正面对面的在黑蒙蒙中坐着说话。我掀开窗帘望了望外面，天，麻麻亮。看表，快到早晨七点。冬天，成都平原被雾笼罩着，天亮得晚。此时，张处长的铺位上还不停地传来鼾声，听起来比昨晚要大声一些。我赶紧把他叫醒，他翻身起床，说：“我们到外面去，不要影响军长、政委说话。”当他下到下铺门边时，我也紧随其后。这时，艾政委发话：“他妈的！‘修正主义’，昨晚被你搞得我们一晚上没睡好！”在黑蒙蒙中，我看见军长揉着眼睛并发出“嘿嘿”的笑声，张处长也一边“嘿嘿”地陪着笑，一边陪“不是”。紧接着，艾政委又对着我说：“是不是？小王。这个‘修正主义’搞得我们老小都没休息好，到了农场好好地罚他！”我跟着“嘿嘿”一笑。虽是责怪，但艾政委的东北普通话，听起来是那样的亲切悦耳和中听。然而，他哪里知道，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啊！

若干年以后，在一次饭局上，我为张处长、“修正主义”“平反昭雪”，十分遗憾的是杨军长、艾政委不在场。

军长道歉

1985年，全军进行精简整编，年富力强的将领脱颖而出。陈世俊从北京军事学院毕业，回到所在师，由师参谋长晋升为师长。三个多月后，又由37师师长升任13集团军军长。那些年，新陈代谢，用干部，不拘一格，有的跨越几级。

陈世俊将军，1942年12月生于云南陆良县，他少小就立志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1959年12月，实现了他的当兵梦，光荣参军入伍。历任营部书记、连长、作训参谋、营长、团参谋长、师作训科长、副参谋长、参谋长、师长、军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我曾在他的麾下一段时间，参加了临峰山、凤凰山军事演习；南疆边境进攻作战；长江水陆输送演习、军事教学电影片拍摄；13军、50军合并等大裁军军事行动。亲历了他的为人和做官之道。草根出生的他，谈吐自如，遇事沉稳，宠辱不惊，严谨谦逊，爱憎分明。他从团到师、军、军区，一步一个脚印，演习场上，图上作业，沙盘布兵，他一丝不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奠定了作战基础；战场上，他勇挑重担，身先士足，熬更守夜，不畏艰险，夺得了南疆边境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的胜利；生活中，他善于学习，知识面广，关心部属，待人有礼，和蔼可亲。至今，有件小事仍在我记忆里萦绕，回想起来，使我从内心无比敬佩和感恩于他••••••

陈世俊军长到任后，即接手大裁军、精简整编的任务。他带领集团军作训、军务、干部、秘书、战勤、军需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赴成都军区参加对口会议。会议结束那天下午，陈军长在成都北门火车站附近，让军需处的同志专门安排了一顿“天府火锅”，别有天地、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地犒劳大家。陈军长的祝酒词至今我仍记得，他端起酒杯，十分从容地说：我当军长，刚到军里不久，就和大家一起来军区开会，获得了开展精简整编工作的大量依据，回去后，我们还要开会贯彻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是机关的骨干，希望你们吃透精神，发挥积极的作用。今天在一起，吃顿火锅，相互交流，加深印象，把各自的那一块事情做好！干杯！那天，我喝了不少的酒。饭局结束，走出火锅馆，夜幕已降临，我们一行，穿着便装的军人，徒步向火车站开进。深秋的成都之夜，雨过天晴，灯光闪烁，空气清新，秀丽而清爽。北门火车站广场上，人流攒动，熙熙攘攘，我们簇拥着陈军长，从车站贵宾室，进入站内。每个人拿着军区管理局为我们购的票，进入各自的车箱和铺位。那个年代，“一票难求”，没有高速路，乘火车往来成渝两地是常事。没买着软卧车票，陈军长与司令部的同志在一个硬卧车箱，我和政治部的崔昌军干事在一个车箱。上车后，找到自己的铺位，我就躺下了，也许，是酒的作用，尽管车内很吵闹，我躲进上铺成一统。第二天醒来时，崔干事不在，下铺坐着好几位乘客，正在摆“龙门阵”，仔细一听，“龙门阵”中有骂骂咧咧的声音。我立马意识到，昨夜我肯定闹腾不小，得罪了左邻右舍。心里正内疚之时，崔干事和陈军长来了。崔干事向我睡的铺位喊道：“王参谋，首长来看望咱们！”，我翻身起来，准备下到室下。然而，没想到下铺和旁边的乘客，同时围住陈军长，开始告我的状，数落我！其中一个中年女士声音较大，他对军长说：领导，上铺那个小年轻，打了一晚上的呼噜，让我们周围、团转的人，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真是的! 你们是干啥子的哟？浓郁的重庆口音。这时，陈军长带着微笑，开门见山地说到：哎呀！对不住大家，我就是专门过来给大家道歉的。早上，崔干事到我们那边，无意中说起王参谋打呼噜的事，我就意识到扰民了，就赶紧过来，我的下属扰民，我有一定的责任，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歉意！与此同时，我在一旁也说了一些“对不住”的话，同时说：谢谢军长！那位中年女士惊讶地问我：这么年轻，他是军长？我回答她：嗯。顿时，中年女士180度急转弯，冰释前嫌地说：哦！你们是解放军，13军的，英雄部队！哎呀！解放军打仗、训练辛苦了！打个呼噜，没啥关系的，哪里还需要军长来给我们道歉哟！其他几个乘客也跟着改变了态度。后来的时间里，几位乘客就坐在我的身旁，听我讲打仗的故事，直至到达菜园坝火车站。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也不难看出，重庆山城老百姓对驻地13军的拥戴！

岁月如歌，人生中，这一小插曲，也许陈军长、崔干事已不记得了，然而，对于我来说，却终身难忘！

 鼾声打擂

公元1986年秋，经军队成人高考，我被北京后勤学院录取。报到入学，走进校园，入住指挥二队学员队。全队分五个班，每班十二人。学员宿舍是原苏联帮建的，一楼、一底，木地板，暖气等设施设备配套，条件不错，三名学员一个房间。

全队学员近60人，因学习跟不上趟，入学考试后，淘汰了两名学员。学员来自天南地北，全军各个军区，年龄在30岁左右，清一色的男性，职务不等，最高的正营，最低的副连。我和姚文果、胡昌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姚文果是13军战勤处的参谋，我们早就熟悉，彼此也十分友好，胡昌明是云南省军区边防二团的军械股长。大家见面，彼此交谈，不胜亲切。而我却惴惴不安，心有余悸。同居两年的时间，我那打呼的臭毛病怎么办？晚上，熄灯号响，我对他俩说：我打呼噜有点凶，你们先睡，等你们睡着了，我再睡。他俩客气了一番。过了一段时间，我征求他们意见，并说：如果受不了，可向队里报告，把我调开，心想自己搞一个单间，但他俩依然是“没关系”的态度。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也许他俩坚持不住了。一天，起床后，胡昌明打开他的收录机，我们都习惯每天早晨听听新闻之类的节目，可听着听着，收录机内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仔细一听是呼噜声，他俩笑得“哈哈哈！”，我一下明白了。十分抱歉地说：“我们都找一下队里，想办法解决，不能再拖了。”当天，我即向队长反映了此事，队长告诉我，别的班也有类似情况，打呼噜的人还不少，今天晚上我让你们几个集中在一起，相互较量一下，然后调整房间。第二天晚餐后，队里通知我，把铺搬到储藏室旁边的房内。我收拾东西搬了进去。搞笑的是，不知谁在两间房的门上贴了字条，打印的，“鼾声打擂室”。就这样，与我一室的、即将和我打擂的是，来自新疆军区、北京军区的两位同学。据说，深夜，在我们打擂的时候，队长、政委专门认真听过、核对过，谁是擂主，他们心中有名次。后来，队里召开支委会，对房间作了调整。其他军区，呼噜声相对比较轻微的集中在了一个房间，我和新疆军区的周广东同学，调整在了一个房间，同学都说我俩并列荣获擂主冠军称号，姚文果和胡昌明原室友还专门上门看望和祝贺！我向他俩表示了由衷地歉意！周广东同学从四川南充入伍到新疆，从战士到干部，一直守护在边防，吃了不少的苦。第一夜，我让他先睡，他十分客气的说了一番话，让我感动！他说：老王，我们有缘，鼾声把你我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走得更近，你就是再大的声音我也能承受，我俩住进来就再不要搬出去了，尽管放心大胆地睡觉！就这样，我俩相互谦让，互相体谅，在鼾声中建立了友情，度过了寒窗岁月，完成了大专学业。如今仍保持着热线联系。

从后勤学院毕业，时隔两年，我被单位派到后勤学院参加战役后勤轮训，又回到指挥二队宿舍。这次队里没有组织打擂，而是一个月视情调整一次房间。我先后与打呼噜的、第28集团军战勤处长李功文，第38军战勤处参谋李炳发住一屋，我们相处很好，愉快地完成了三个月的轮训任务。临别时，在我的留言簿上，李功文处长这样写道：“学友、寝友、乡友，人生何处不相逢；同行、同道、同仁，祈祝万事皆如意！”。李炳发参谋的留言是：“得友易，得知音难，人海茫茫，唯君知我也。”其实，我深知，是他们包容了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呼噜声的危害，心想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事业与家庭。有段时间，思想压力大，心烦意乱，东想西想，油然想起老婆，她跟我结婚这么多年，她是如何在每个夜晚，抵御我这呼噜声的袭扰，安然入睡的呢？记得，我们刚结婚时，有时半夜她轻轻地捏我的鼻子，也许这时，我就停止了打呼噜。或者说，她就是这样来对付我打呼噜，我的呼噜声再大，也只是默默忍受。有的同事对她开玩笑，说我的呼噜声是催眠曲，她也只是淡淡一笑了之。一天，我直言不讳地问老婆，我这么大的呼噜声，对你没影响吗？老婆满不在乎地说，刚结婚时有，现在没什么了。况且，刚结婚时两地分居，后来在一起时，你又经常出差，就这样熬过来了。谁没有一点个性和缺点，相互包容很重要，何况咱们是夫妻。瞧，我老婆说得真好！

“相互包容很重要！”，包容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崇高品德。回顾人生，一路走来，不知多少人包容了我。万千思绪之下，涌动出上述文字，以示怀念与感恩！

作者简介：王昌宁，四川雅安人。重庆江津作协、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