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金:缝纫机的故事
作者:熊繁疆
年近古稀之人,恋故怀旧的情绪便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这不,那天无意中从抽屉翻出一张发票,又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81年12月10日,高坑镇上民主村综合商店新建成开业,我托时任高坑公安派出所所长周瑞芬帮忙,花费147. 40元购买到当时的紧俏物资、人们向往追求的“三大件”之一——一架华南牌缝纫机。这是我们结婚之后购置的第一件“大宗”商品。在当时140多元,这可是我三个多月的工资。买回它,绝不是图个摆设,以示炫耀, 而是要发挥它实实在在的作用。
清贫岁月,人们崇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持家理念。平日里,妻子只要有空就用缝纫机打打补丁、踩双鞋垫、做个袖套、缝条围裙,或是干些大改小、旧翻新、外改内的针线活。总是在为全家老小的穿用,拆拆补补、缝缝缀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也开始她在缝纫机上的“初级实验阶段”。遇上节假日,妻子宅在家里不出门,先是尝试着为小孩改装和裁剪衣裤,渐渐地又学着为大人们做裤子、缝衣服。不知多少个夜晚,伴着妻子脚踏缝纫机的“嗒嗒哒哒”声入睡;早上,大人小孩又穿上“土裁缝”妻子缝制的衣裤去上班、上学。

为了把衣裤做得有模有样,妻子还特意跟着女裁缝赵师傅学习一个多月的裁剪技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全家人的内外穿戴都是由妻子一手缝制,而且好几年没有买过成品衣裤。普通百姓用俭朴装点生活,大方而体面;用双手编织未来,充实而温馨。1985年冬季,煤炭部准备召开全煤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我负责萍矿材料的呈报。这年10月,穿着妻子为我缝制的衣裤进京,行走在绚丽多彩的繁华都市,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着装自卑、胆怯和自馁过。因为,普通人就有再普通的装束,平凡者就有再平常的活法。照当今时髦的说法,有钱,就这么任性。那时,没钱,也这么任性。

缝纫机真正派上用场的是1984年以后,我们因为生养第二胎,妻子已被停工在家一年多,没有任何收入,生活十分拮据。穷则思变,人们在困境中总能找到突围的路径。听说高坑矿丝绸厂有一批工作手套需要分户外包加工,裁剪、缝制一双手套,加工费是一角钱。赶紧托人找关系,是妻子的同事晏妙帮忙,硬是把一捆捆细白帆布扛回家。妻子经过细心摸索,由生疏到熟练,最多时一天可制作40多双。我和母亲一有空闲,就一人拿一枝筷子,帮着把缝过线的手套一只只翻过来。家里一时间变成名副其实的作坊。那段时期,缝纫机成了全家人讨生计的好帮手,成了帮助我们生活的“功臣”。

随着日子一天天变好,缝纫机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我和老伴对它的钟爱却不改初衷。那一年,从高坑搬至萍城新居,高坑老屋的许多东西都被淘汰处理掉了,唯独这架“古董”舍不得丢弃,仍然第二次跟随我们搬进新家。我知道,在丰衣足食的当下,虽然不再需要用它来缝制新衣,更不需要用它来打补丁,它的实用价值不是很大,就是作为家中的摆设都显得多余;但是,缝纫机在我心中已经不是一样简单的老物件,而是凝集了我们对往事割舍不去的情结,因为,在它身上承载了太多的艰辛,演绎了太多的故事,它是我们夫妻风雨同舟、勤俭持家的见证,也是给后代艰苦朴素、艰苦创业精神的传承。每当看到它,就让我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感受到昔日温暖的记忆,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对子孙后代继承优秀传统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