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何故闲来总动笔
李恒昌
1993年的时候，我在山东省日照市工作，闲暇时光，免不了到日照的一些景点去看看。归来后，又总忍不住写点小文章。有一天，从浮来山归来，我便写下了一篇名为《日照三题》的游记性散文。主要书写了浮来山的千年银杏树、刘勰曾经的居所文心亭和丁肇中教授在日照的故里。文章完成后，先是刊发在日照市文联主办的文艺刊物《金海岸》上。后来，听说莒县政协要编篆有关史料，也将这篇文章收入其中。
1995年，我报名参加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函授学习。当时，著名诗人雷抒雁先生担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函授学院聘请他亲自担任部分学员的指导老师，我有幸成为他的一名学员。按照学院的规定，参加函授学习的学生，毕业前每人要交一篇习作，由指导老师亲自批改。当时，我便把手头的《日照三题》交了上去。习作上交后，考虑到雷院长工作比较繁忙，对能否亲自批改，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也没有放在心上。
令我没想到的是，雷抒雁先生不仅在百忙之中对我的习作进行了认真点评，而且还将他的点评刊发在函授学院的学报上。雷抒雁先生写道：
“李恒昌的《日照三题》，值得一读。
“日照不能算大地方，了解它的人不能算多。可日照也和祖国的许多不很著名的地方一样，有着丰富的历史，有着动人的故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册上，放射过光彩。如今，它们像一棵大树，根深叶茂，默默地开花结实。
“李恒昌以饱满的激情，细微的笔触，丰富的知识把日照介绍给了读者。读后，让人添学识，增激情，心向往之。
“《日照三题》写得好，在于作者把情、理、知融汇在一起。无论说古，无论论今，他不卖弄，不炫耀，不堆砌；且不矫情，情从事理而出，引人入胜。在《好大一棵树》中，作者还以绿树为意象，写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深叶茂，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游记散文，最忌讳面面俱到，如同导游——宣讲；亦忌抚今追昔，浮泛议论。李恒昌选的三个角度都瞄准了日照最宝贵，最有特色的东西。他对丁肇中、刘勰的介绍，也不是东抄西拼，浅尝辄止。虽非学术论述，却有一定深度，可贺。”
读了雷抒雁先生刊登在函授学院校刊上的这篇点评，要问我有什么感受，只有两个字——“激动”。正是这篇文章，进一步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
后来，我要出版一本散文集，名字叫《爱之苍茫》。我便将《日照三题》分成三篇收入其中。写丁肇中教授的故事，直接放在第一篇，题目改为《来自母语的依恋与光芒》。2008年，我通过单位将《爱之苍茫》申报了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出乎预料的是，年底公布获奖名单时，《爱之苍茫》榜上有名。当时我想，该书为什么能够获奖？可能与《来自母语的依恋与光芒》等文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正能量有关吧。
《爱之苍茫》出版后，我曾在球迷协会举办的活动上，为部分球迷搞过一次签名赠书。大约过了半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的球迷小于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谢谢你。我问，此话怎讲？为什么要谢我？她告诉我，她考上公务员了，是我的《爱之苍茫》这本书帮了她。因为，拿到我的赠书后，当天晚上，她还真认真看了看，不过，只看了第一篇，就是《来自母语的依恋与光芒》。没想到的是，她考公务员申论的题目便是《论母语的重要性》。拿到试卷，一看题目，她立即想到了我的文章，于是按照我文章的素材，稍微调整了一下思路，很快便完成了申论。等成绩公布后，她发现自己的申论得分比较高，远远超出她的同学。所以她要专门打电话感谢我。说实话，一篇文章这么巧，这么管用，的确出乎我的“预料之内外”。
2012年，老同学范海燕女士的女儿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博士毕业后，学校委派她去法国专门跟随丁肇中教授从事暗物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范海燕女士要到法国看女儿，行前想起了我的书里有写丁肇中先生的文章，于是带了两本到法国，希望能送给丁肇中先生本人看看。到达法国后，她如愿见到了丁肇中先生，并将我的书赠送给他。丁肇中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当即在另一本书上为我签名留念。第二天再见面时，丁肇中先生专门准备了两本自己的著作《一生只干一件事情》，分别送给我和范海燕女士，而且也签了名。
范海燕女士从海外归来后，专门向我介绍了面见丁肇中时的有关情况。她说，丁肇中先生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还放了一个介绍他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片子，人非常和善，也非常平易近人，感觉人特别好。她还说，多亏了你的书和文章，增加了和丁教授交谈的媒介和话题。
2022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和日照市委宣传部发布启示，面向全国开展第三届中国（日照）散文季刘勰散文奖征文活动。征文要求必须是书写日照的内容。这时候，我想到了当初写的《日照三题》，于是将其找了出来，按照启示发布的邮箱邮寄了过去。今年春天获悉，该文获了刘勰散文奖的提名奖。虽然不是正奖，这对我也是一个鼓励。因为，它激励我更有动力去参加更多的大奖赛。
以前，每当遇到有人对我说，天天写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时，我总是底气不足，语焉不详。《日照三题》一文告诉我，谁又敢说写作是无用的呢？
附：
日照三题
好大一棵树
日照市境内的莒县有一座山，名叫浮来山。此山有三座山峰，分别是浮来峰、飞来峰和佛来峰。三峰对峙，呈虎踞之姿。在周围比较有名。其实，此山并不高，海拔也就三百多米，无泰山之雄，华山之险，也无黄山之奇，庐山之秀。然而，它清雅灵秀，人文色彩浓厚，故而吸引了很多游人。到浮来山游览可以看到众多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建于南北朝时的定林寺、刘勰故居校经楼、“一拳微缩岱恒嵩”的怪石峪、占地三十多亩的莒子墓、曾引起佛道两教相争的朝阳观等，这些景点，都值得一看。在这里，有一样东西，或者说有一个生命，一看便让人蓦然惊心。一看到它，甚至一想起它，内心便如大海波涛一般起伏不已。它就是生长在定林寺院内的那棵大树。那是一棵银杏树，人们也叫它公孙树或白果树。它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是生命的一个奇迹，也是文化的一个奇迹。
站在这棵树下，首先惊奇的是它的高大和伟岸。早在前来拜见它之前，便听说它高26.3米，周长15.7米。民间有“七搂八扎一媳妇”之说。据传一人为了丈量树的粗度，双臂伸开搂抱它，搂了七下，用手扎了八下，还没转回起点，那剩下的一段正好是站在那儿的他媳妇的宽度。眼前见到它的英姿，才深信人们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人们称它“天下银杏第一树”也实在不过分。那天，正是盛夏，阳光直晒，格外炎热。虽着短装，依然头昏脑胀，大汗淋漓，一走到树荫之下，立时感到凉爽袭人，精神为之一振，等过十多分钟，身上的汗珠逃得无影无踪。银杏树把“十亩荫森夏生寒”的佳话活生生演绎了一遍。
这是一棵树，但它不仅仅是一棵树。它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一座不老的青山。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公与莒子曾在此树下会盟修好。正是由于鲁隐公与莒子在树下促膝长谈，才使鲁国与莒国结为秦晋之好，两国免于交战。由此看来，它是棵和平树，是和平的参与者，也是友好的象征。南北朝时，著名文学批评大师刘勰曾在定林寺整理佛教经典。银杏树冠丰叶茂，宛若山丘，常为刘勰遮风挡雨，保暖送爽，还馈赠大量果实。刘勰无限感激，为了表达对银杏树的敬意，他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上奋笔疾书：“象山树”。这三个大字太恰当了，它们准确地再现了这棵古树如山之雍容，如山之雄伟，如山之长存。可见，自南北朝之时，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银杏树已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由自然的树升华为社会的树。
面对这棵大树，最惊叹的是它的年龄和生命力。据史书记载，银杏树龄已在三千年以上。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春秋代序，朝代更迭，潮起潮落。银杏树可谓历尽沧桑。狂风曾试图刮倒它，雷电也曾想击倒它，干旱也曾要窒息它，地震也曾摇撼它。然而，它始终没有倒下，而是像巨人一样，双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睹千年风云，阅人间风流。在西北沙漠，有一种树木叫胡杨。胡杨生命力极强，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很显然，银杏远远地走在了胡杨的前头。
银杏树下，树影婆娑，不禁让人追思：千年银杏，生命力如此旺盛，奥秘究竟何在？为什么，年复一年，开花结果，千年不衰？为什么，枯死的枝杆，不久就又长出新芽？根大叶繁，吸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是吗？不断吐故纳新扬弃自我是吗？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世界是一个大森林，林中有许多大树、小树和攀缘植物。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翻过来看，银杏树就是象征中国的那棵大树。在联想的跑道上展开迅跑，自然想到了莒文化和齐鲁文化。最终，想到的是一个长久困扰人们的课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问题，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向度问题，从千年不老的银杏树身上，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未来和生命力，也更增添了一份来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信。
盛夏的浮来山，到处充满生机，当黄昏降临，飞鸟归来，绕树三匝，眼前出现朦胧的意象。古老的银杏树，似张开双臂起舞，一个鲜活的灵魂在眼前闪现。与此同时，耳边响起一首歌曲：“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遥望物理学家丁肇中
在日照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其实是个不很出名的村落——涛雒——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的故里。车近涛雒，为了表示敬意，下车徒步走近这个村落。这是一个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的乡村，传统的街道，青砖瓦房，纯朴的百姓，浓郁的乡音。然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孕育了一个令中华民族自豪骄傲的后裔。站立村头，向东方遥望。大海茫茫，挡不住视线，仿佛看到那个伟大的身影正在他心爱的试验室里，正在带领他的同事研究暗物质。
提起丁肇中，人们大都对他的科学精神赞叹不已，个人最为敬佩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和母语情结。他不是以科学家的形象，而是以难得的精神守望者的雕塑高高矗立在我的心海。丁肇中在父亲丁观海的教诲下，自幼发愤图强，刻苦学习，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为了攀登物理学之高峰，他在密西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西德汉堡同步加速器研究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实验所潜心工作，他以千百次实验，研究发现了J粒子。1974年，瑞典诺贝尔奖学金委员会决定授予他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年在接到获奖通知后，论说丁肇中应该兴高采烈地赶到瑞典接受这笔巨额资金就是了。然而，也就是这时候，在这巨大的荣誉面前，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再次由他心底浮起，并折磨着他，让他夜不成寐。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他下定了决心，迈出了再次让世人震惊的一步。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致函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允许他在颁奖会上发言时先用中文，然后用英文复述。中文，是的，中文，而且先用中文。面对这一请求，瑞典皇家科学院感到了为难。美国政府自然也竭力阻挠。因为按照惯例，获奖人在颁奖典礼上必须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丁肇中作为美国公民，应当用英语发言，然而，丁肇中却偏偏要先用母语——汉语，而且决心已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丁肇中的这一举动，人们看到了母语——汉语，在他心头的位置和份量。在他的词海里，母语——这一精神世界的建筑者和守望者，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代名词。它代表的是家乡，是祖国，是中华民族，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丁肇中是华裔，但他1936年出生于美国密执安州，且一出生就是美国国籍，他不这样做完全在情理之中。华人世界也决不会埋怨他。但他的对根的向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这样做，义无反顾，而且最终这样做了，这是怎样的难能可贵。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也曾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可是，自从1901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奖金到1976年，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颁奖大厅里从来没有响起过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汉语的声音。丁肇中的出现，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打破了这一局面，不仅使汉语言重放光彩，而且让炎黄子孙心生自豪。想到这些，内心如黄海大潮一样涌动。不难想象，当时丁肇中用汉语发言时的激动。也不难想象，当时有多少华夏子孙听到丁肇中的声音会泣不成声。
记得作家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他却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从韩少功的故事里，我感到了某些文人作家的卑下，也深感悲哀。由此，也更看出丁肇中的伟大。这种伟大源自他的思想：对故乡，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文心亭前的遐思
浮来山下的清泉峡南岸石壁上，有一架六角飞檐的红亭，隐现于苍松翠柏之中。亭子附近有一石碑，上书三个大字“文心亭”。这三个如椽大字是一代文豪郭沫若所题，此亭是为纪念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所建。
刘勰，提起他或许有人会感到陌生，事实上，他是一位值得格外敬重的人物。这位《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位世界级文学理论大师，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值得大书特书。论说，他的名字应该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别林斯基这些文学巨星相提并论并家喻户晓。然而，在我们周围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哪朝哪代，何方人士，是干什么的。更有甚者，有人连刘勰的“勰”字也不认识。这对于我们这个以文明著称的民族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悲哀。事实上，作为近乎穷困潦倒的刘勰，创作出《文心雕龙》这部旷世奇书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悲怆壮观的文化现象，只是史学家对文学批评家太吝啬笔墨了，以致厚厚的一本《梁书》介绍刘勰生平事迹的篇幅极为简短。我们很难从史书只鳞片爪的记载中体会刘勰的艰难和悲怆。
如今，坐在文心亭绿荫之下，思绪如同秋浦一般漫长，借助史书并不连贯的记载，追思这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学大师，心中充满感念。按说，刘勰的出身也还不错，祖父刘灵真是南宋司空刘秀的弟弟。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刘勰出生时，家境也还算殷实。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他的父亲去世，家道开始大幅度跌落。贫穷开始困扰着他。不幸得很，大约20岁的时候，刘勰的母亲又去世了。他无依无靠，生活更加贫困，虽然到了婚娶年龄却无力结婚。这时，两条人生之路摆在了年轻的刘勰的面前，由他选择。要么走常人所走之路，以生活计，种地谋生，逐年积累，娶妻生子，了其一生。要么，步伟人之迹，以事业计，绝世俗，拜名师，学有所成，创一番惊世骇人的大业。刘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齐武帝永明年间，刘勰依附沙门，拜僧佑为师，居定林寺整理佛经。在这里，如饥似渴的刘勰如鱼得水。他沉溺知识的海洋，遍读佛教经典，饱览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暮鼓震钟，春夏秋冬，黄卷青灯，刘勰学而不辍。可以想见，月明星稀之夜，处于青春期的刘勰也曾会春心涌动，也曾会萌生断学、归家、种地、娶妻的念头。然而，刘勰毕竟是刘勰，他最终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寂寞。在寂寞无助的定林寺，刘勰默默地向着他的人生目标迈近。
经过近十年苦读，刘勰吸取了大量的知识营养。他不愿做一辈子书虫，他要做专题研究。他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释放出来，奉献给社会和人类。可是，做什么呢？刘勰又面临着新的选择。刘勰一生很敬佩孔子，也很信服儒家文化。起初，他准备注释儒家经典，“敷赞圣旨” 。然而，刘勰很快发现，这是前人曾经做过的工作。东汉马融、郑玄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成家”。刘勰不肯再嚼他人已嚼过的馒头。他要做前人未曾做过的大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民族。南北朝之前的文学艺术已经绽放出无数灿烂的光华。上古神话歌谣，先秦诸子散文，汉代诗赋，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学代表成就。屈原、司马迁、“三曹”……一座座文学高峰矗立其间。然而，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文艺理论或曰文学批评的发展还比较缓慢。文学尽管繁荣，但还没有真正进入“自觉”的时代。秦汉时期，文艺论述多只言片语。刘勰之前，论文者很多。曹丕、曹植、应扬、陆机等都有论著，但都存在“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缺点；刘桢、陆云等人，也各有文论，但“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大多数文论都是单篇论文，内容单一。这和文学的发展是多么不相称啊！
试想一下，在中华大地，能否出现一个人，他遍览文史及诸子百科，他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一部综合性大型文学批评专著，这本专著是前无古人的，它必须观点相对正确，内容丰富博大，既涵盖作品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又包托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等等，从而填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空白呢？时代发出了迫切的呼唤。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一呼唤得到了应有的和声。刘勰——这位梁代学者，顺时而来。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那年，刘勰刚好进入而立之年。一天早上，刘勰抱来竹简，取来文房四宝，开始了开垦文学理论处女地的躬耕。创作自然是艰难的，道路肯定是曲折的。这本文学批评专著，整整耗费了他五年的心血。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刘勰过着真正的苦行僧生活，多少次，为了书稿，他彻夜难眠；多少次，他写了擦，擦了又写……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勰以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南齐末年写成了“体大思精”、“笼罩群言”，凡五十篇的划时代杰作。
《文心雕龙》写出来了，但刘勰并未大功告成，既然它是指导人们创作的理论，写成后决不能束之高阁，而是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人贱物也鄙”，这部著作脱稿之后，却没有得到时人的承认。刘勰虽然自重其文，但他深知“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为了这部书能够走向社会，他想起了文坛高官沈约，并违心地做了一件极不乐意做，又必做不可的事。他想请沈约把这部书推荐出去，但沈约地位高，架子大，难以见他。刘勰便背上书稿，假装卖书郎，在沈约的大门外等他。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机拦车，并把书稿呈上。沈约起初并未把这部书放在眼里，等读过几段，便赞不绝口：“妙！妙哉！好！深得文理！”于是《文心雕龙》便流传开来。于是，也就有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文学繁荣局面。于是也就有了一代文豪郭沫若题写的文心亭，以及后人在文心亭里的感叹。
无从猜测，假若没有刘勰，没有他的敬业精神，没有他的《文心雕龙》，我们的古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是否需要重写？在离开文心亭的时候，向内心发问：在商海怒潮汹涌，社会充满诱惑，人心普遍浮躁的今天，文坛是不是更需要一点刘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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