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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主席光辉战斗的一生。
他用思想的光芒，把每一粒种子哺育成一颗大树。
他用实践的伟力，将所有的树木组织成一片森林。
他用阶级的滋养，为森林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他用斗争的意志，将森林陶铸成战无不胜的武装。
从此，树木不再是任人砍伐的耗材，从此，树木成了青山绿水的主人。
矛盾论和实践论，将人民组织起来，而阶级斗争，为人民指引了光明的未来。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最怕的就是人民的团结。
他们软硬兼施将人民分化成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体，使他们不能形成基本的阶级联合，再让彼此的利益纠纷把人民的分化确立下来，分而治之以达到他们反动统治的目的。
封建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无不如此。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最恨的就是人民的斗争。
他们使尽花招掩盖斗争的正当性，软硬兼施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并总是采取严酷凌厉的手段镇压斗争的苗头，以保证能够安全甚至安逸地实施自己的反动统治。
封建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无不如此。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本能地就与阶级斗争不共戴天，因为阶级斗争本就是要改天换地，本就是要捅破反动派的天。因此，不共戴天只是阶级属性，不关品格与动机。
历史上，唯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心希望工农阶级团结起来，真心希望工农联盟能长期保持阶级斗争的觉悟，以实现工农的彻底解放。
历史上，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心实意站在人民一边，真心实意为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肝脑涂地。
主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直到晚年，犹在苦心孤诣地进行斗争，哪怕是一个人的伟大斗争，他也从未退缩无怨无悔。
他的悲情深深感染了人民，人民永远铭记他。但他斗争的必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被反动派极力抹杀，因此，他的苦衷尚不曾为人民所熟知。
人民能体会他的深情，因此人民拥戴他，永远把他珍藏心中。
但人民必须理解他的思想，才能真正捍卫他，才能真正继承他未竟的事业，用森林的磅礴伟力，撑起新文化的青天。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阶级斗争就是人间正道的坐标，而主席的伟大思想，就是沧桑巨变中那颠扑不破的定海神针。
人民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必也正名乎之阶级斗争篇
文/李梦痴
引言
01，正名与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必以正名为基础。只有名称和名分端正了，文化才能有所树立。一旦名称混淆名分混乱，那文化也就名存实亡了。
每一种文化初肇的时候，都必定对旧名称进行新阐释，以便树立新名分的权威。
三千年前，中华民族摆脱神学实现启蒙的时候，文王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打磨周易，对旧神学做了新伦理学的名词重解，奠定了启蒙主义新文化的思想基础，周易因此成了世俗时代的学术宗主，成为后神学时代的群经之首。而周易之前的学术，被周易挡在了世俗时代的大门外，成了绝学。
周易就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正名运动，三易归周，天命维新，那是振奋人心的启蒙事业。
周易之后，遂有礼乐，从制度上端正名分，树立新文化的权威。
周公旦凭借新文化的思想武器，开创了新文化的政治格局，为彻底埋葬旧文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礼乐正名开始，中国社会真正从思想上到文化上再到制度上，都走出了神学政治的束缚。新文化才算是真正确立下来。从此传续三千年。
三百年前的西方启蒙运动，大致也是这样一个“次序”，由思想文化的价值重估和名分确立，再到制度完成，最终完成世俗社会的建设。
先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撼动了神学的地位，然后启蒙运动，树立了世俗思想的权威，继而发动革命取得政权，将资产阶级推上政治巅峰。
虽然时差以千年计，但中西方走出神学政治的步骤，大体相同。
盖因神学主要是思想统治，因此打破神学，必从思想革命起步。
02，新文化建设与正名
而今的民权新文化建设，也是如此。必定要对旧文化的名称做新文化的阐释，并且将新文化的名分树立起来。
但和此前的两次启蒙次序上有所不同，前两次的启蒙是从旧名称的新阐释起步，再落在新名分的树立上，而这一次，是先树立了新名分，把人民举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上，然后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阐释旧名称。
这种次序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新文化面临的问题，比当初的启蒙文化要严峻。
启蒙文化的革命对象是神学，归根到底是酋长和祭司之间的博弈，而大众只是博弈双方争取的对象；而今的新文化则不然，新文化的革命主体就是大众，而革命对象是腐败的酋长和变种的祭司。
启蒙文化是酋长们用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去博弈祭司的文化资源，而新文化则是一无所有的大众，从腐败酋长和变形祭司手里夺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
这就决定了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从夺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起步，只有完成了这一步，人民才能把自己提高到当年周王室和布尔乔亚的水平，才能够开展与旧文化的斗争。
而今，人民已经打倒了腐败酋长，夺得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并且用政治手段，强迫变形祭司们接受了新文化的名分。凭借政治优势，暂时获得了文化优势。
但政治斗争不能代替文化斗争，靠政治优势得来的文化优势，必定要经受旧文化的反攻，惟其如此，新文化的正名也较启蒙时代的正名更复杂，更多变数和不确定性。
03，新文化正名的困局
靠政治树立起来的文化名分，没法靠政治保持。
不仅如此，由于文化名分和政治连带过于紧密，一旦旧文化的反攻，动摇了新文化名分，那政治也将受到冲击。
文化地位不稳固，政治也必定随之动摇，这就是新文化正名的困局。
人民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靠国家机器树立文化名分。
但人民没有充实此文化名分的文化力量，以至于名实不能相符，就必须靠政治力量来填补名实不符的窟窿。于是，本来应该和政治相得益彰的文化，因为实力不足，反倒成了政治的累赘，这才是新文化正名面临的严峻形势。
旧文化深知扬长避短的道理，它们一直鼓噪着让政治靠边站，胁迫新文化和它们单挑，它们深知，一旦新文化被打倒，政治必定土崩瓦解。
所以，旧文化对新文化的围剿，其实是旧势力全面复辟的方略，说到底是政治斗争，它们企图重演当年反神学的方略，从文化上豁开缺口，重建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威。只不过这一次它们不是革命性力量而是反革命力量。
因此，新文化的正名斗争，已经不只是文化问题，而关系到政治经济等全方位的革命成果保卫战。新文化的名分地位，是政治给予的，现在是新文化用正名斗争回报政治的时候了。只有端正名称的意义，才能确立名分的地位，只有守住文化缺口，才能最终守住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成果。
新中国需要补上这新文化的重要一课，以实现民权新社会的长治久安。
04，新文化的词根
谈到正名，就要了解名的第一要义所在，就要了解名词的词根，名分的根基。
对周王朝的启蒙文化来说，名词的词根是德，名分的根基是礼乐。至于仁义礼智信云云，只是纷繁的纹饰。
对资产阶级的启蒙文化来说，名词的词根是利润，名分的根基是雇佣劳动。至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云云，只是业主的汇票。
对民权新文化来说，名词的词根是阶级斗争，名分的根基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全人类的解放是新文化的伟大目标。
这里面有个显著区别。
仁义礼智信是德的不同属性，是对礼乐的说明；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利润完全相左，是对雇佣劳动的掩盖纹饰；
全人类的解放是阶级斗争的理想，是人民民主专政要实现的目标。
从三者区别不难看出，礼乐文化名实同一，极具稳定性，利润文化名实相悖，极具蛊惑性，阶级斗争文化名实相济，极富革命性。
由此也可以看出，新文化正名斗争面临两大挑战：既要打碎礼乐文化的稳定性，又要破除利润文化的蛊惑性。这就要求新文化既有坚定性又有灵活性，惟其如此才能在与稳定性和蛊惑性的两面作战中取得胜利。
而坚定性和稳定性的原则，就蕴含在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中。
下面我就勉为其难地对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概念做初步的正名尝试。
阶级斗争
一、阶级斗争释名
01，新文化的基本概念
新文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新文化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过去的运动如此，由过去的运动产生的过去的文化也无不如此。
马克思揭示了被花里胡哨的意识形态深深掩盖着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并据此基础划出了新旧的鲜明界限：为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这才是根本。
这个划分，就是阶级划分，所谓阶级，就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这不同的集团，就是新旧运动新旧文化的分野，多数人集团和少数人集团的分野，也就是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分野。
马克思第一次将阶级这个概念提高到总领全局的地位上，但这不是马克思主观臆想出来的个人创作，而是他对历史发展的考察所做的规律性的总结。
人性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呈现，但人作用在历史发展中的那一部分，只有阶级性。
这不是人的主观意愿能左右的，而是人的物质资料方面的需求决定的。
人首先得活着，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活着是第一要义，因此人的其他活动总不免围绕自己的饭碗展开。惟其如此，阶级性就成了左右人社会活动的主要因素，而人的社会活动，也因阶级性对历史发挥作用。
阶级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因此，阶级也成了新文化的基本概念，成了新文化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原点。
02，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展开，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
就像《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说的那样：“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阶级的划分，本来就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志的。
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压迫多数人，多数人争夺生产资料，反抗剥削和压迫，这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受剥削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了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是对阶级斗争最简明的表述。
马克思是第一个解释阶级斗争真义的思想家。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是启蒙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武装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是打开剥削阶级历史封印的文化武器，同时也是摧毁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社会武器。
可以说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新文化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人民为主体的文化，因此它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绝不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因此，新文化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旧文化的林林总总，阶级斗争，必定要成为新文化改造旧文化的基本原则。
03，旧文化中的阶级斗争
在旧文化语境中，想要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并非易事。
所有的反动派，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都不遗余力地要瓦解阶级斗争的原则。
封建主义虽然承认有阶级的存在，但他们否认阶级和经济权力有什么关系，他们一般强调阶级的自然属性，把阶级差等归因于人的天赋差异，完全无视阶级的社会性。
他们认为有人天生就是用泥捏出来的上等人，有的人天生就是用泥点甩出来的下等人，禀赋能力，在泥人和泥点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而阶级就是泥人和泥点的差别。这里面没有社会活动的差别，没有剥削压迫这样的邪说。
社会的和谐就在于泥人和泥点都安于自己的天赋等级，社会的动荡就在于泥人不体恤泥点，泥点又僭越泥人，这种礼崩乐坏各乱其分，是社会的大弊。
从这个意义上讲，斗争就是大逆不道，敢于斗争的人既是暴民，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封建主义的阶级观。
资本主义甚至不承认有阶级的说法，他们认为人是天赋平等的，所谓阶级差别，是因为财富占有不同导致的，但财富分配是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失去财产的人，只能归咎于懒惰和能力低下，偶尔可能会稍微归咎于“运气”，但无论如何，把人人平等的一副好牌打得稀烂，完全是个人原因，就要愿赌服输。
阶级差等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但有人居然想用斗争方式重新找平这些差等，那就是赖账，就是要侵犯资产者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产权，就是要破坏市场规则践踏契约精神，就是要通过邪恶手段颠覆普世的价值体系，持有国家暴力机器的资产阶级，就要消灭这些自由社会的毒瘤。当然自由社会一般不能有死刑，因此精神病院那张暴力攻击性人格的病床，就成了安置斗争“毒瘤”最合适的隔离区和示众台。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正确，都视斗争为洪水猛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都视斗争为大逆不道，这种情况下，斗争绝无可能通过和平的政治途径达成，必定会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贯彻。
《共产党宣言》称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斗争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就是这个意思。
04，新文化中的阶级斗争
新文化的阶级斗争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被剥削阶级争取统治地位的阶段，就如前面所说，这一阶段，阶级斗争只能用暴力形式实现。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斗争只能用暴力形式实现，这是剥削阶级暴力专制的本质决定的。被剥削阶级的解放，不是靠自己的乞求，更不能指望对方的施舍，暴力革命是唯一的出路。此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以经济斗争带到政治斗争。
第二阶段，是被剥削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这一阶段，阶级斗争因统治阶级性质的改变而改变，人民不是靠剥削为生的，人民当家做主，就是要从法理上消灭剥削制度，没有了剥削，私有制下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专制也就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也将从争取公平的完全的暴力斗争，转向守护公平的有限的暴力斗争。
第二阶段的阶级斗争又分成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除旧制度余孽的时期，新社会中一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失去剥削者地位，会想尽办法颠覆新制度，有些拒绝接受新社会改造的，就必须用暴力手段镇压，这是任何新制度都必须经过的阶段。这一时期，阶级斗争逐渐从经济斗争转移到政治斗争。
第二个时期是完善新社会、发展新社会时期，此一时期，旧制度余孽基本上已经清理干净，绝大部分被改造成新人，一少部分死硬的顽固派被消灭掉。阶级斗争的暴力性也就逐渐弱化，逐渐从不同社会阶级的斗争，转变成不同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一阶段的斗争，便从政治斗争逐步转向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
这是阶级斗争在新文化中的一般演化形态。
05，文化斗争与新文化
人民取得了政权，经济上消灭剥削，政治上消灭压迫。
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数千年，其强大的文化惰性和思想惯性，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的。
惰性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躲着它它就很固执地坚持一动不动，绝不会自己动起来。要想让它动起来，必须得施加外力，刺激它鞭策它，强制它摆脱旧状态。
惯性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你惯着它它就很任性地一条道跑到黑，绝不会自己停下来。要想让它停下来，必须得施加外力，强迫它停下来，或引导它转变方向。
所以，无论是对付惰性还是对付惯性，都不能放弃斗争。
剥削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或许还有相融的部分，至少他们在剥削压迫大多数人这一点上是能达成一致的。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是零和的，想要在被剥削和剥削之间求和谐，那就必定得愚弄一方，历史上被愚弄的一直都是被剥削阶级。因为愚弄本身就是文化专制，就是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文化枷锁。
封建主义的和谐、资本主义的博爱，就是剥削阶级强喂给被剥削阶级的迷药。
新文化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分拆这些迷药的成分，揭露这些迷药的毒性，从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只有同传统的观念实施最彻底的决裂，只有从传统观念为人民定制的海洛因致幻剂的控制中挣脱出来，人民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解放。
所以，新文化的阶级斗争，不是不需要了，而是更艰巨了。
它得在人民最不擅长的文化领域，打破剥削阶级绝对的文化垄断，取得斗争胜利。
06，新文化斗争的艰巨性
新文化斗争，是艰苦卓绝的漫长斗争，而它最险恶的地方还不在于它的艰苦，而在于绝大部分人，都认不清它的必要性。
人民长期被排除在文化之外，无法理解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对文化斗争的热情，远不及土地革命和政治解放来得高。
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总能激起人民的反抗，但文化专制，却如温水煮青蛙一样，深深毒害了人民的精神，腐蚀了人民的斗争觉悟。
和谐、博爱之类的文化毒品，为人民虚构一个迷幻的精神舒适区，最有效地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为人民本来就不高的文化斗争觉悟压上一块传统的石头。
因传统的束缚，人民甚至不理解、不赞成文化上的斗争。不止普通群众缺乏认识，就连领导群众解放斗争的民权斗士，也普遍缺乏文化斗争的觉悟。
这才是新文化斗争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07，新中国文化斗争简述
盘点新中国新文化斗争，真是筚路蓝缕历经坎坷。
最初的三十年，差不多是主席堂吉诃德般在文化合围中奋勇厮杀，他超越同志战友五十年的文化觉悟让那三十年的文化斗争鼓荡着悲壮的激情。
接下来的三十年，基本反主席的路线而行，在文化上放弃了斗争，试图在政治的阶级对立之上实现经济的阶级兼容和文化的阶级和解。但新中国政治上有底气、经济上有底牌，尚能稳住局面，文化上根本没有阶级和解的资本，于是陷入极大被动。
此三十年大致以十年为度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化努力要纳入博爱的体系，与资本主义接轨，毫不理智的英语教育八股化，为文化西化推波助澜，使西化迅速成为民间风尚。西化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泛滥成自由化，终于泛滥到中国国情无法承受的地步。
第二个十年，是中国努力要摆脱博爱陷阱困扰的十年，但博爱陷阱在英语八股的教育加持、新兴买办的经济绑架下，一步步锁死中国的价值观。直到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才算暂时遏制了博爱陷阱攻城略地的脚步。
第三个十年，中国急于构筑自己的文化防火墙抵御博爱毒药的颜色革命，但中国文化当时已是博爱病毒的深度感染者，加之仍不能理解主席当年的伟大斗争之意义，于是借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做博爱的替代品，结果一只脚还没拔出博爱陷阱，另一只脚已经崴进了和谐陷阱，最终把被缴了斗争之械的新文化，置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面夹攻之中。
于是就有了四川某教授“天地君亲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厥词，呼应公知们政治制度与西方接轨的叫嚣，把新文化重新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边缘。
08，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伟大意义
只有了解新中国六十年间筚路蓝缕的文化斗争历程，只有了解新中国文化建设六十后新文化所处险恶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拾斗争这一思想武器的伟大意义。
不错，人民尚不具备抗衡旧文化的能力，但这不能成为放弃斗争的理由。
事实上，小米加步枪也不具备抗衡反动武装的实力，但人民就是用小米加步枪推翻了反动旧势力，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解放。
因此，斗争精神，是不能泯灭的！斗争，是不能放弃的！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放弃斗争换来的只能是屈辱的失败甚至灭亡。
新文化曾坚持斗争，用舍得一身剐的视死如归，势要把旧文化这个皇帝拉下马，虽然没能取得胜利，但却沉重打击了旧文化的势力。为新文化的进一步斗争提供了教训和经验。
新文化一度也放弃了斗争，但并没有换来和平，却换来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围剿，换来了旧势力对新文化的大屠杀。贾平凹的富人更有道德，王福重的农民该死，就是大屠杀的冰山一角。
试图用封建主义去对付资本主义，是天真的文化战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剥削阶级的文化，他们都蔑视劳动人民，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争夺剥削权和压迫权。为了让剥削权压迫权死灰复燃，他们必定会沆瀣一气。
放弃斗争，就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置于封建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两面夹攻之下，最后杂交成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因。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就自绝了解放之路，只能任由剥削阶级摆布。
正是基于此深刻的历史认知与辩证的阶级觉悟，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的新一代共产党人，重新拾起了斗争这个思想武器。
87年前，主席的斗争精神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斗争精神的回归，也必将挽救新文化的事业，将新文化的建设引向光明未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
01，国际共运的重大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打翻在地。
苏联式的改革拉开大幕。
当时的情况是，国际共运群龙无首，面临夭折的风险。
而中国国内，各种反对势力也蠢蠢欲动，想要在新中国复制苏联的“改革”。
苏式改革的核心，就是推翻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斯大林至少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世界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一面旗帜。
苏式改革，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时候，把斯大林反帝反资的坚定立场也一起批判掉，大唱起和平竞争的高调。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转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联欢。
最关键的是，赫鲁晓夫的转向，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做任何沟通，完全是突然袭击。
这种沙文主义粗鄙作风，成倍放大了打倒斯大林造成的破坏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夭折的重大危机。
02，以苏联为鉴
苏联的突然袭击，也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
中苏两党虽然并不太和谐，但在国际共运的旗帜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尚能保持基本的团结，尚能保持较亲密的合作。
现在苏联兵行险着，逼着中国不得不独立自主做出应对。
而斯大林的倒掉，也给中国的反动势力扎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已经摩拳擦掌，大有取执政党之位而代之的勃勃气势。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也显露出弊端，那就是一个区域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可能形成多米诺效应。新中国被赫鲁晓夫推上生死存亡的危机中。
为了应对苏联赫鲁晓夫“事变”的冲击，为了应对国内右倾的逆流，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以便在国际共运山雨欲来、国内政治风雨如晦的大环境中，捍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苏联为鉴，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政治宣言。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中，它差不多是无产阶级政权唯一可行的出路。
当然，国际环境的险恶，和国内环境的复杂，注定了这条路是异常曲折异常坎坷的。
当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候，长征成了当时中国革命唯一可行的出路。
后来的历史演进也证明了，阶级斗争，成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新长征。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一路行来也是血雨腥风。
长征的路上，苏联解体了，东欧变色了，国际共运偃旗息鼓了，新中国一路跌跌撞撞地走过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革，中国最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当新时代的共产党人重新举起斗争这一思想武器的时候，伟大长征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而文化斗争的遵义会议，也必定在新纪元的历史中留下最辉煌的一笔。
03，赫鲁晓夫的幼稚
平心而论，赫鲁晓夫的问题不在于反动，而在于幼稚。
赫鲁晓夫不是个反动的人，他也为苏维埃的缔造，付出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与牺牲。为了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新新边疆，他甚至不惜把坦克开进兄弟国家，以平复当地的反苏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堪称坚定的苏联爱国者。
但文化上的幼稚导致了他政治上的短视，使他没法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去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他完全不能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深刻意义，使他最终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用幼稚的政治实践向历史证明，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片面地误解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史观，陷入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以为把经济搞上去就万事大吉。
他过分信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背弃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陷入了上层建筑万能论的主观唯心主义，以为守住上层建筑的底线就能保持经济基础的底色。
事实是，他幼稚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任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掠食社会主义文化，一厢情愿地地放弃了阶级斗争，撬开了苏联解体的门缝。
赫鲁晓夫因为幼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自己奋斗大半生的信仰，毁掉苏联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他任性地毁掉了斯大林，已经摧毁了国际共运，苏联，绝不可能在江河日下的国际共运退潮中独存。
解体苏联的固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但早在三十年前，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列宁墓地挪走的时候起，他就已经杀死了苏联的灵魂。叶利钦肢解的只是苏联的僵尸而已。
04，中苏大论战
赫鲁晓夫的改革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上的绥靖苟合，不仅如此，苏联还凭借国力的优势，试图裹挟中国步他们的后尘。
中苏同盟的破裂也就在所难免了。而1963-1964年间爆发的中苏大论战，标志着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从那时起，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一直处在美苏两霸的夹攻之下，新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有人把中苏大论战归结为利益纷争，苏联想把中国变成原料产地和炮灰阵地，中国不想就范，于是双方各说各理试图抢占舆论高地。
这个说法有些敷衍，事实上中苏利益方面的分歧一直存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利益分歧只是斯大林时期的延续，但双方价值观相近的时候，尚有能力把控利益分歧，一旦价值观水火不容的时候，利益分歧就彻底失控。归根到底还是价值观问题，利益只是触发因素。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中美没有价值观问题？为什么中苏破裂之后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关系的缓和，难道不是利益重于价值观的力证？
这个说法有些笼统，一般来说敌人和叛徒不同，叛徒会急于消灭你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但敌人不会，敌人已经习惯了和你的分歧，没必要急于灭口以证明自己。因此，与叛徒相比，敌人对价值观的分歧容忍度更高，更能冷静地管控利益分歧。
因此，中苏的大论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它可能是因利益分歧激发的，但根本上讲，它不是改头换面的利益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观之辨。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辩论，是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的延续。
关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做了深刻的剖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在各种社会主义之间展开争论。
因此，从实质上看，59年前的中苏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一次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大论战。
05，赫鲁晓夫的盲区
赫鲁晓夫有一个天真善良的立场，就是放下无谓的阶级斗争，专心发展经济。
这个立场往好了说，是革命的幼稚病，往坏了说，是腐化的反革命。
他完全忽视了阶级的纲领性作用。
历史上，每个时期的统治者都把发展经济看成重中之重。发展经济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属，而是所有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的共同愿望。从奴隶主到封建地主，再到资本寡头，无不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的动向。
因此经济发展虽然重要，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制问题才是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措施贯彻公有制，因为这些措施“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些“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内容，无论其本心如何，其结果必定是颠覆所有制，彻底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必不可少的措施被改革掉了，最终少了的自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发展从革命滑向反革命，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赫鲁晓夫仰慕资本主义的发达经济，却完全无视苏联自身的发展成就。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涨幅最大的奇迹，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20年时间把一个农业国打造成一个工业国，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而赫鲁晓夫完全无视这个奇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真正热衷的不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而是艳羡经济发达的程度。因此他没有丰富发展斯大林的模式，而是把斯大林的模式打翻在地，他把沙皇时代俄国历史遗留的经济尚不发达的责任推给斯大林，却把斯大林打下的雄厚经济基础带来的后劲红利，贴在自己脸上。于是，被斯大林压制的新官僚阶级成了国家的新主人，而新贵迅速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尚不健康的体能之间的沟壑，只能让俄罗斯人民来填平。
这就是革命的幼稚病最终沦为腐化的反革命的历史灾难。
主席在50年前，就看到了俄罗斯今天的惨状，并非主席有什么先知先觉，仅仅因为主席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他时刻坚守阶级斗争的底线，因此才能洞察放弃阶级斗争的恶果，因此能在赫鲁晓夫的瓶水之冰中，看见俄罗斯今日的天下之寒。
06，毛主席的应对
建国之初，主席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
但面对赫鲁晓夫的全面倾覆，主席可断不肯让中国的明天，复制苏联的今天。
但中国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太恶劣，能破局的资源少得可怜。
夹在美苏两霸之间，要保持独立自主，既无兵也无粮的中国，唯有人民的信任可凭恃。
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伟大的民权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承诺人民当家做主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人就要说到做到。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能动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像赫鲁晓夫那样，牺牲人民的利益，去搞阶级和解，势必彻底瓦解人民的信任。民心一丢，万事皆休。
必须把人民觉悟调动起来，教育人民“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动员人民团结起来保护人民的胜利果实。
“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在这种安全环境下提出来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击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确保所有制问题不出差错，所有制问题不出差错，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红利为人民所有，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底色不变。
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主席的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支点，也是历史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重点目标。
惟其如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法宝，与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利器。
07，阶级斗争偃旗息鼓
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时树立一面信仰的旗帜，极大地凝聚了民心振奋了民志。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用阶级斗争动员了中国人民，组织起强大的革命力量，开展了伟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辉煌的革命胜利。
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修正主义又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革命不止尚未成功，而且还面临夭折的危险。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循着阶级斗争这个纲领，当时的中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国内的大辩论，是中苏大论战的延续。是在国内与反动派投降派作斗争的理论争夺和舆论攻势。是试图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对国内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艰苦尝试。
但是，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又一次被和平环境颠覆。
盖因战争的残酷性自带超强的纠错功能，它会用惨烈的牺牲教育错误，使之回归正确的觉悟。比如湘江战役的惨烈就教育全党认清了博古等人的错误，皖南事变的惨烈更教育全党认清了王明等人的错误。
战争的残酷极大提高了错误的成本，因此有助于人尽快认识错误的性质。
所以，延安整风虽然被右派知识分子污名化，却在党内得到普遍认可，大家都把它看成一次成功的增强凝聚力、战斗力的思想教育。
但和平环境中，同样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却被看成“瞎折腾”。
“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遭到质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碑也一路滑落。
因为和平条件下，到底是和平竞赛还是和平演变，到底是和平共处还是和平缴械，需要时间来验证。
长征刚开始的时候，主席就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一个多月后，就爆发了湘江战役，全党全军都亲身经历了博古错误的恶果。
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恶果，要等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能真切地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在那之前，赫鲁晓夫和毛主席的路线，宛然马克思主义的两天路线的讨论一样，在大部分人心目中，是平等的两条路线。
而赫鲁晓夫的“人情味”，比主席“艰苦奋斗”的革命性更具亲和力，更适宜和平的生存环境。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相比，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的确有几分近似革命的“妄想狂”与“强迫症”。
这是主席超越同志战友五十年的预见性，带给他的宿命般的悲剧，也是中国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劫数般的现实。
现实就是，和平的环境中，再难保持阶级斗争的激情与活力。
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成了放着好日子不过的瞎折腾。
在人们普遍向往舒适安稳的生活的大趋势下，在赫鲁晓夫路线的恶果尚未彰显出来之前，阶级斗争就只能成为破坏和平环境扰乱安逸生活的禁忌，被“永久”封禁起来。
为了拖长封禁的永久性，右派一直把赫鲁晓夫奉为神明。
甚至苏联解体之后，右派还隐匿俄罗斯民不聊生的惨状，把解体歪曲成解放。
右派真的害怕赫鲁晓夫路线的恶果大白天下，真的害怕人民重新想起毛主席的嘱托，真的害怕重新树起阶级的旗帜，重新拾起斗争的武器。
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危害，看到了当年主席看到而他们没看到的那个结局。于是王震将军痛慨：主席比他们早看了五十年。
但右派把持的文化舆论阵地，依然一派风景外边全好的卑鄙操弄。
直到二十一世纪，普京临危受命，俄罗斯开始绝地反击向死而生，右派吹起的赫鲁晓夫气泡才算是彻底破裂。中国人民也看到了主席早就看到的那一幕，赫鲁晓夫的路线到底将苏联引向何方，苏联的解体到底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于是历史认知又一次回到五十年前的原点，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了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充分条件。
08，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核武器是人类的灾难，消灭核武器，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的共同愿望。
但消灭核武器，是要在全人类范围内消灭核武器，而不是异想天开，自己销毁核武器。
如果别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自己突然玛丽苏上头，被和平膏药糊瞎了双眼，竟然单方面销毁了自家核武器，那不是维护世界和平，而是主动缴械任人欺凌。
像核武器一样，阶级斗争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武器，大部分时候它都表现为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内耗。消灭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
像消灭核武一样，消灭阶级必须是全人类范围内的，若其他地区还有阶级存在，还有阶级斗争在发展变化，那就没有净土可言，就必须保持阶级斗争的常规战备，以应对其他阶级的挑战，维护本阶级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单方面放弃阶级斗争，是愚蠢的自杀行为，事实上，苏联的解体，就是一次让人触目惊心的愚蠢的自杀。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迫害狂妄想症的癔语，而是伟大革命导师的告诫。
除非你准备背叛革命，否则反革命绝不会放过你的，除非你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否则帝国主义亡你之心绝不会死的。
你消灭了雇佣劳动，必定动摇帝国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本。帝国主义为保护自己的剥削制度，必定要千方百计灭亡你的制度。
即便你不想输出革命，帝国主义也会一直对你输出反革命。
在政治原则上，这是零和的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弃阶级斗争，不只是放弃进攻，也是放弃防御。是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任反革命的思想长驱直入。
历史教训提醒我们，阶级斗争的确是纲，这个纲，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09，文化的阶级斗争
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以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来统帅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政权实现了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决裂，相应的无产阶级文化也要实现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
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要靠文化的阶级斗争来实现。
赫鲁晓夫们就是从文化上败下阵来，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腐败的反革命。
赫鲁晓夫本来也是经历过严峻的革命考验，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领导者。但他扛住了政治的经济的枪林弹雨，却没扛住文化的枪林弹雨，最后倒在帝国主义的厨房里，成了帝国主义文化的俘虏
因此文化才是关键。
朱元璋、李自成都是因为文化上失败，断送了经济上的成就，最后也没能保住政治的胜利果实。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直对李自成念念不忘，就是一种卓越的文化觉悟。文化的完成，才是革命的最终完成。文化若前功尽弃，革命必沦为反革命。
因此建立革命的文化，是文化革命的当务之急。只有文化上建立了革命的牢固阵地，才能根本上遏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可能性。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纠葛缠绕撕扯挤压，苏联正在高速滑向修正主义深渊，中国的反动派和投降派惺惺相望摩拳擦掌，留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时间不多了。
文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担负起它尚无力承担的历史责任。
今天回头来看，那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是人民悲壮的义和团式的文化抗争。是人民用大刀长矛之类简陋的文化武装，去硬抗反动文化势力的坚船利炮。人民唯一可凭恃的是政治上的支持，但悬殊的文化实力，无法突破反动文化的壁垒，最终导致文化上的惨败，还把政治也拖入舆论的深渊。
革命文化的“以卵击石”，成为反革命文化封印阶级斗争的口实。
随着文化革命的折戟沉沙，中国的革命文化也进入幕间休息期。
新中国只能用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政治遗产与经济家底，血拼反革命文化的疯狂反扑。文化的保卫战，变成了革命政治与反动文化争夺经济地位的消耗战。
阶级斗争，这无产阶级斗争的利器，全世界被压迫者求解放的法宝，被封印在净瓶中，守望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10，废纲还是善目？
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是主席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保卫无产阶级政治、建设共产主义文化提出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尚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那社会主义发展和共产主义建设，就只能在毫无经验可资的荒野摸索前行了。
历史上有很多推翻旧统治的民权暴力革命，却从没有过民权捍卫自己政治、发展自己经济、建立自己文化的革命经验。
赫鲁晓夫为了土豆烧牛肉，彻底缴枪，匍匐在资本主义文化的胯下，唱着社会主义的花腔，最后沦为官僚买办和官僚资本的人权秀。
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接过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人类的未来做苦心孤诣的探索。
没人来过的地方，没有路标也没有前辙可循。只有阶级斗争的指南针可恃。
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就永远不会背叛人民，放下阶级斗争，就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方向，甚至会把出卖人民误解成为人民造福。
从事史无前例的伟大探索，自然就要走弯路，自然不免犯错误。
但弯路和错误，不是指南针的责任，而是走路人的责任。
你在按照指南针的指引独行，发现自己迷路了。你是撇掉指南针让自己困死在荒野？还是根据指南针重新确认方向继续赶路？我想没做人会丢掉指南针。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实践，必定会有曲折颠沛，甚至有迷路的困境。你是丢掉阶级斗争让自己屈服于反动文化的裹挟？还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原则调整方针继续斗争？曾经一度，我们丢掉了阶级斗争。
在纲举目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甚至犯下了严重错误。你是废掉那个纲，还是去完善那些目？这不是个用脑袋思考的问题，而是个用屁股决定的立场。
新中国的文化，在史无前例的伟大建设之路上，一度丢掉了阶级斗争的指南针，陷入极度混乱的危局中，在改革开放灼目的经济成就面前，这文化危局显得更加辣眼睛。
一个荒野上的探索者，丢掉了指南针，又找不到回头路，大家想想，那该是怎样一副惨烈的局面，那该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豪赌？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盘点一下，丢了阶级斗争的指南针之后，文化陷入怎样的困局，社会主义新文化遭受了怎样的压迫？
阶级斗争新动向
01，斗争与压迫
主席曾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与反抗是对阶级斗争的高度概括。
我们所说的斗争，通常指反抗一方，为争取合理权益做的战斗。这里面不包括压迫，压迫不是斗争，压迫是要迫害、压制那些争取合理权益的斗争。
因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可以扩展为哪里有阶级压迫，哪里就有阶级斗争。
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是专属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趋于僵化，从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生产关系中的被压迫的那一阶级就起来斗争，以促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使新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阶级斗争就是促成生产关系变革的能动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要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的，都是视阶级斗争为洪水猛兽的。但他们从来不反对阶级压迫，而是把阶级压迫视为天经地义、天赋人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
因此，片面解除阶级斗争的武装，只能助长阶级压迫的势头。
新中国纵然在政治上消灭了压迫，在经济上废除了剥削，但在文化上远没能根除剥削压迫的种子，一俟阶级斗争潮退，阶级压迫的逆流就会席地漫天而来。
这不是个哲学假设求证抽象思辨的问题，而是个物理学作用力反作用力的问题，是政治学东风西风谁压倒谁的问题。
是一个关系到人民地位、革命前途、国家命运的现实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封印了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表现在肆无忌惮的阶级压迫之上。
这里我们就简述几例比较严重的阶级压迫事变。
事先声明，如柳传志倒卖国有资产、马云改变银行、巨贪团伙政治围猎之类的大事件，不在本文考辨之列，本文仅就文化方面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做简要考辨。
02，富裕贫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建设美好生活，不是死抱着穷日子内斗。
四十年前，这振聋发聩的宣言唤醒了迷失在阶级斗争中的中国。
于是拨乱反正，于是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于是全国上下吹响了富裕奔小康的号角。
但是阶级斗争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人们的热情从与剥削压迫的斗争转向与贫穷斗争。
人们把战胜贫穷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胜利。
但人们忘了一件事，社会主义不是贫穷，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先让地主和资本家贫穷下来，然后让无产阶级共同富裕起来。
在阶级社会里，富裕是有阶级性的！致富的路上阶级斗争不能缺位！
社会主义的富裕，是以黄世仁的贫穷为前提，以杨白劳的富裕为条件，以杨白劳和改造好的黄世仁共同富裕为目标。
直到黄世仁改造好之前，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因为没改造好的黄世仁从来没放弃过复辟剥削压迫那本账。
放弃了阶级斗争，致富的路上，黄世仁就会把杨白劳远远甩在后面。
五世买办香火不绝的小柳堂主，成了改革开发的旗帜，“民营”资本的瓢把子，就诠释了封印阶级斗争之后，致富的狂欢会带来怎样狂悖的结果。
03，先富后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打磨出一个宝贵的政工法宝，就是先进带后进。
由思想先进的人，带动思想落后的人，大家共同进步。
后来这一法宝又拓展到军事训练中，由业务先进的人带动业务落后的人，最终实现军事技能的共同提高。
先进带后进，为革命战争时期的队伍建设，建立了不朽的殊勋。
先进带后进，有一个基础，就是思想觉悟。先进之所以能带动后进，是因为先进的思想觉悟高于后进，肯于将自己的思想认识分享给后进，肯于把自己的军事技能分享给后进。
先进带后进，有一个前提，就是集体主义。先进之所以能带动后进，是因为业绩考评属于整个集体，而不是个人，集体利益大于个人荣誉，才能造成先进带后进的文化环境。
而这些，都不适用于先富带后富。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基础不是思想觉悟，而是对财富的占有欲。
富而分先后，前提是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而非集体主义。
富裕和觉悟不同，个人觉悟本身就自具互助的仁心，而个人富裕，是和分享格格不入的。
先进自然就能带动后进。
先富若没有强制，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自觉主动去带动后富的。
因此先富带后富的规划，是必须要以阶级斗争为前提的。
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先富才能“自觉”带动后富。
带动后富不能指望先富的觉悟，若先富有这种觉悟，那历史上所有的阶级斗争，就都成了暴民打家劫舍的借口了。
封建文化，就在这先富的“道德觉悟”中死灰复燃。
封印了阶级斗争，先富只能越来越富，将两极分化推到革命的地步，革命将重启周期律，把新中国的历史也拖入死循环。
04，历史虚无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新提法，它的前身是历史反革命。只不过以前的历史反革命，是历史上曾经做过反革命，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革命，是借历史之名行反革命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算是藏在历史背后的现行反革命。
阶级斗争被封禁四十年，反革命之类的表述，早已经成了舆论文化上的禁忌。
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的提法，就是长期阶级斗争缺位的情况下，一种权宜的表述。
相比历史反革命的说法，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并不严谨。
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并不虚无，它是实实在在地站到革命史的对立面的。它只是虚无了革命史，却声嘶力竭拼尽吃奶的劲要做实反革命史。
因此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革命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它还是反革命历史实用主义。
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它不拘泥任何反革命历史的落实，而只用历史手段从事反革命“事业”。它不是要表述反革命的历史，而是要用历史表述反革命。
这种新型历史反革命和传统的借古讽今不同，传统的借古讽今，主要在讽，目的是瓦解今的权威，这种新型历史反革命，绝不满足于讽之类的瓦解，它们是要从根本上颠覆。
因此传统的借古讽今，不是把今虚无了，只是讽刺今不如古。
新型的历史反革命，是把今彻底虚无了，今都是编造的只有古才是实实在在的。
《海瑞罢官》就是借古讽今，是用古史映射时事。
《八百》就是新型历史反革命，用国民党的抗战神话，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历史功绩。
《八百》的精神鼻祖是《武训传》。先驱是《鬼子来了》，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夸大反革命历史片段的合理性，以否定革命历史全貌的合法性。
这种新型历史反革命，是旧文化历史中最腐朽的渣滓，是附着在旧制度朽骨上最肮脏的尸虫，但它们极具传染力，是具备超级破坏力的文化瘟疫。
动态清零的措施，值得借鉴。
文化防疫的动态清零，须唤醒领导阶级的阶级觉悟，形成对反革命文化瘟疫之危害的普遍共识，用人民文化战争，清除历史反革命的文化瘟疫。
重拾阶级斗争这个思想武器，在此动态清零的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05，国军抗战
国军抗战的神话，是新型历史反革命给革命史挖的最大的一个坑。
他们假借抗战这个民族解放的大主题，玩起了乾坤大挪移。把国军抗战吹捧成唯一的抗战，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污蔑为“伪史”。
他们推出大批国军的抗日英雄，占领了舆论制高点。
在舆论制高点的加持下，妄图对革命史做“降维打击”。
诸如国军牺牲了多少将军，国军牺牲了多少热血男儿等等，大打民族英雄牌，暗示甚至明示中国共产党保存实力不抗日。
这些争论纠缠了二十年，我不想在这里赘述。
在此我只想辨析一下国军抗日的阶级属性。
国军抗日，是保卫国家，保卫国民政府，是保卫买办集团政权。
在保家卫国这一点上，国军抗战和全国人民达成了利益上的一致。
这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基础。
但仅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仅此而已，抗战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买办官僚的阶级属性，不能改变他们反人民的阶级立场。
他们绝不肯发动群众的抗战觉悟，因为群众的觉悟对他们的威胁甚至大过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而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执行力，达不到动员群众政治觉悟的高度。
因此他们抗战的同时也是反人民的，反革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军的抗日英雄，就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中，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更伟大的民权解放运动，让他们前后抵牾无所适从。
后来很多国军抗战英雄，成了解放战争的战犯，就是此阶级立场决定的。
到底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牺牲，还是为蒋家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奋斗牺牲，是国军抗战避不开的一个坎。也是封禁新型历史反革命卑鄙花招的一把锁。
06，民国大师
民国大师的神话，是新型历史反革命给革命史砌的最高的一堵墙。
上个世纪末，差不多是一夜之间，雨后蘑菇一般，中国的社会舆论中，长出一大批民国大师来，一些在民国根本不入流的人物，在二十世纪末，也成了新中国永远也教育不出的大师。廉价的民国学术，被炒作成昂贵的大众消费。
民国文化造神潮最初的骚操作，是电视剧《围城》，把钱钟书恶搞成学界昆仑，继而陆建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把一个新文化的死敌、门阀精英的化石捧成了精神楷模，继而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一套组合拳，把一窝民国的遗老遗少烩成了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文化佛跳墙，奠定了民国文化的“崇高地位”。于是，不出二十年的妖风肆虐，最后连民国妓女和军阀姨太太都成了让当代人筋酥骨软的文化偶像。
把苦难深重的民国，替换成文化繁荣的民国，主要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主要是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解放大众毁了文化。他们对旧文化的心心念念，主要是基于对新文化刻骨铭心的仇恨。就像巴金对样板戏、钱钟书对毛选那种非理性的深入到骨髓的心理反感。
他们仇视的不是白话文，也不是新文艺的各种尝试，他们仇视的人民和他们享用共同的文化权力，人民和他们占有平等的文化地位。
这是对三千年士绅文化的彻底革命，必定会引起士绅的强烈反弹。
这是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决定的。
旧知识分子，无法适应和农工商成为同志的新地位，如果不把他的政治地位提高到旧绅权时代四民之首的高度，你给他怎样的经济待遇，都无法满足他高傲的“文化自尊”。
想要帮助他适应新时代的社会角色，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对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掉他高人一等的臭习气。
一旦阶级斗争被撇开了，他们就编造出民国大师的瞎话，变本加厉地愚弄大众，对人民实施文化压迫。
民国大师，就是堵死新文化出路的一堵墙。不拆掉这堵墙，不把民国大师的学术真实力和阶级真面目揭露出来，新文化就没有出路，人民的文化权力就无以伸张。
07，反思战争
新型历史反革命的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求解放进行的伟大战争。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去解构解放战争，又用庸俗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去颠覆抗美援朝战争。他们努力要从价值判断上推翻所有人民战争的合理性合法性。
人民争取解放，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压迫的解放战争，被他们说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逐鹿”之战。他们完全否定了人民战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完全无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革命成就。他们把新中国的建立污蔑为封建史上的另一次改朝换代。
这种思潮曾泛滥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至于在人民军队内部，都有深厚的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沈阳军区一位作者写辽沈战役的纪实，妄称“每一次战争都是内战，因为每一个人类都是兄弟”。说这话的时候，他可能生出一种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幻觉，但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却用装蒜的铁锹，挖着人民军队光荣政治传统和高尚政治使命的根基，他是人民军队政治上的败类文化上的叛徒！
21世纪初，某次我和沈阳军区政治部几个中层军官共进午餐，席间某军官酒酣耳热大放厥词，称抗美援朝牺牲那么多人，保卫别人的领土，去赢得“所谓的胜利”，完全是好大喜功。说这话的时候，他可能生出一种封建士大夫的和平主义妄想，但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政工干部，他却用复辟的铁犁，翻着人民军队优秀政治传统和伟大政治理想的命脉，他是人民军队文化上的败类政治上的叛徒。
二十年前，人民军队中，情况已如此严重，全社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就可想而知了。
到后来，有人要把张灵甫的纪念馆修到孟良崮，就是要用糊满买办政治烂泥的臭脚，狠踩人民民主专政的脸。
颠覆人民战争正义性闹剧，终于在孟良崮张灵甫纪念馆的喧嚣声中，攀上了它的高潮。
阶级斗争偃旗息鼓之后，旧文化对新政权的绞杀，便到了如此触目境地的地步。
08，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文化还乡团用来镇压人民文化觉悟的大棒。
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以超强的威慑力，受到旧文化新贵的大力推崇。
伤痕文学是忆苦思甜的逆运算。
新文化开展自己的革命的时候，曾经号召人民群众展示旧社会给人民群众留下的伤痕，控诉旧社会的反动，歌颂新社会人民的翻身解放。忆苦就是人民群众的伤痕展示，只不过人民群众没有杨绛、季羡林们的才情，没法把自己的伤痕展示得妖娆而荡气回肠。
新文化的革命折戟沉沙的时候，文化还乡团中的一些先驱，也开始展示新社会跟他们留下的伤痕，控诉新社会的革命，缅怀旧社会封建卫道士的优越地位。伤痕文学就是文化还乡团的忆苦，只不过赋予了文学形式而已。
我不否认伤痕文学的诚意，至少最初它是有诚意的，它真切地描画出一个旧文化寄生者在新文化的革命大潮中受到的深深的心理伤害。
这伤害是真切的，至少在第一代“控诉”那里是真挚的。
我们或许可以勉强把真挚附会成真实，但真实不意味着正当。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正当。比如黄世仁想要霸占喜儿，是真挚的，也表现了黄世仁和喜儿关系的真实状况，但对杨白劳来说，这真挚能等同于正当吗？
这才是伤痕文学的要害所在。
伤痕文学，就像忆苦一样，只是一个阶级的伤痕与苦难。
大众的苦难境遇，恰是精英的甜蜜生活。同样，精英的伤痕，永远也不能成为大众的伤痕。阶级斗争从不讳言这一点。
伤痕文学所以成为后四十年文艺的政治正确，正是文化还乡团对人民进行文化专制的结果。他们强把他们自己的伤痕，贴在时代的脸上，是因为旧文化又一次独占了新中国的文化阵地，新文化彻底沦陷，人民又被打入文化专制的囚笼。
主席说过：“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是阶级斗争。
当阶级斗争被“消灭”的时候，历史的逆流就倒灌了时代的胸腔。
伤痕文学的无限荣光，才是革命时代革命文化难以愈合的伤口。
09，批判之刃
新型历史反革命的最堂皇的包装就是批判。
毕竟伤痕是有年龄限制的，而批判却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反革命武装。
批判者躲在鲁迅的身后，把沾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毒液的竹刀木剑，投向新中国的方方面面。一旦遭到回击，就把鲁迅捧出来，玩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卑鄙把戏。一副你们歌颂鲁迅的批判精神，就得屈服于我们的批判的流氓嘴脸。比如莫言。
有的时候，因为恶意太满，他们也不敢明火执仗地假批判之名，于是就缩到日记的角落里，缝制一个假人，标上各种让他们恨之入骨的标签，然后用沾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毒液的小刺一通乱扎，以满足愚昧狅诞的仇恨饥渴。比如方方。
这些人，努力要学着鲁迅摆出一副冷峻的嘴脸，却因为虚张声势的情志，而变成令人喷饭的刻薄相。他们自以为是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人，实则只是刻鲁迅之舟求批判之剑却漏出南郭尾巴的滥竽。
他们把阶级斗争封印起来之后，就召开文化还乡团的狂欢派对，以至于欢得太狂自己也忘记了还有阶级这回事。
鲁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官僚买办政权的祸国殃民。
他们站在官僚买办的立场上，批判人民政权的建设实践。
他们竟然把自己的反动批判和鲁迅的革命批判混为一谈。把为人民的批判和对人民的批判混为一谈。
他们不是糊涂，不是逻辑混乱，他们至少有一半是有意为之。他们至少有一半是用鲁迅作掩护，为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保驾护航。
而另一半的无意，则是出于他们行为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思想中只有自我没有世界，观念里以自己为尺度没有客观标准使然。
这种超级自我中心，是旧知识分子最愚昧的恶习，是长期优越地位腐化出的精英主义毒瘤，是天经地义的我最有理的文化劣根性。
以至于垂涎旧知识分子文化地位的人，从不在文化修养上下功夫，却对这个文化烂坑趋之若鹜。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超级自我中心，是中国绅权旧文化最恶劣的传承。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反动。它比政治反动危害更大、程度更深，它能催化所有无意识的恶行甚至罪行。
比如比日本飞机撒的传单还要有破坏性的野百合花，不是出于王实味的政治反动，而是出于他的自以为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文化反动。
政治反动利用批判攻击新文化，文化反动把自己化成批判与新文化死磕。
双料的反动则把批判包装成讽谏颠覆新文化。
各种反动派大联合，阶级斗争却只能束手旁观。
这才是人民的文化事业最艰难的境遇，失去阶级斗争，革命的文化只能沦为反革命竹刀木剑的靶子，毫无还手之力。
10，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只简单历数了几个文化断面，就能对后阶级斗争时期的文化乱象有一个胆战心惊的观感。一直在文化还乡团的猖獗围剿中蹒跚而行，却摇摇不坠，倒也能从另一个方面见出革命文化坚强的生命力。
放下了阶级斗争这个思想武器，革命文化一无可恃，形同缴械。
惟其如此，主席才殷殷嘱托后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是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理解、对中国历史深刻认识陶铸而成的宝贵经验，是革命的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也许有人会问：新时代我们讲的是命运共同体，是和平共建共同繁荣，这种大环境下大谈阶级斗争，岂不是与政策大方向相冲突？
这个问题其实是新时期阶级斗争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新时期不要阶级斗争的理由。
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才能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立国之本。
命运共同体，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与世界共建共同体，而不是像前苏联那样妄图抛弃马克思主义换取资本主义眷顾，最终却换来帝国主义羞辱。
因此，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框架里，实现阶级斗争的创造性转化，才是关键，才是世界发展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才是时代进步赋予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使命。
其实，阶级斗争的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已经不是新课题。
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就赋予阶级斗争以崭新的时代使命。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必要团结所有进步力量以实现历史进步的伟大目标。搞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是反动的，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是进步的。
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共产党人“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团结他们的革命因素，与他们当中的反革命因素做斗争。这才是命运共同体框架下阶级斗争的新形态新使命。
五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上。因为当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没有团结的物质基础只有斗争的精神财富。
而今的中国，国力非昔日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团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而新时代的国际社会，就如同瓦窑堡会议时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进步的力量革命的思想也在一点点壮大起来。因此新时代国际社会的阶级斗争，必定是团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共建命运共同体，同时与阻挠此革命趋势的反动势力做坚决斗争。
百年大变局，千秋新机遇，阶级斗争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不止不能缺席，还要以更强大的能量、更科学的形态发挥主导作用。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也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基础。
用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给予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让阶级斗争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给予人类的宝贵政治财富。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01，一个人的伟大斗争
今天我们缅怀主席的伟大成就的时候，总是为四渡赤水心驰神往，对论持久战击节叹赏，为解放战争欢欣鼓舞，对抗美援朝感佩莫名。
我们对主席一生斗争的所有辉煌胜利津津乐道。
我们差不多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主席一生最伟大的斗争，就是他最后二十年的文化斗争。那是主席一生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伟大斗争，也是主席一生唯一一次孤独的斗争。
一次为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而进行的斗争，却成为一次孤独的斗争，恰好说明，此斗争超越了时代的认知，指向未来的实践，是尚未被时代了解的伟大斗争。
四渡赤水，主席身后有红军战士，论持久战，主席身后有爱国同胞，解放战争，主席身后有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主席身后有斗志昂扬的新中国。
而最后一次的文化斗争，主席身后是爱莫能助的人民，身边是茫然无措的战友，而面前是锋利的资本主义枪炮和坚固的封建主义堡垒。
他几乎是单枪匹马，为了人民的文化解放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未来永不变色，发动了悲壮的文化斗争。
人民响应主席的号召，却缺乏文化斗争的能力，一时帮了倒忙。
战友信任主席的判断，却缺乏文化斗争的觉悟，一时成了障碍。
反动势力慑于主席的威力，却欺他人单势孤，发动了群狼战术。
主席知其不可，却用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向整个旧的反动文化世界打响了第一枪。用旧文化史中的千古骂名，为人民争一份文化空间，为新文化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主席不是只有斗争一条路可走，主席只是誓死不肯背叛革命，誓死不肯出卖人民。
主席可以投降，以他当时的资望，若他投降反动势力，所得的恩赏不仅高过蒋介石和赫鲁晓夫，甚至会高过戈尔巴乔夫甚至甘地，他可能被西方媒体吹捧成圣人，吹捧成伟大的觉悟者，作为“自由世界”最昂贵的战利品，永久占据反华媒体的封面。
一句话，主席若是背叛革命，出卖人民，将比所有叛徒都更有价值。
但主席没有，主席在当时看来毫无胜算的情况下，选择了战斗到底。
那是一次伟大的斗争，一个人的斗争竟然有如此伟大的威力，是足堪载入史册的光辉业绩，是比抗美援朝、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万里长征更伟大的英雄业绩。
主席虽然没能在有生之年取得最后胜利，但却重创了反动文化的根本，在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这种子激励着人民意志，激励着革命精神，熬过了文化还乡团残酷专制的三十年，迎来了十八大的新曙光。新文化又将渡尽劫波扬帆起航。
这一次，曾经的一个人的伟大斗争，将融入亿万人的共同梦想，去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向，载着奋斗之舟驶向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02，运去英雄不自由
一个人的斗争，无论多么伟大，对这个人来说，都是悲剧性的。
主席也不例外，主席的晚年，沉浸于一种历史主义的悲凉情志之中。
主席晚年喜欢吟诵罗隐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想必能从诗句中，深深体会到那种风华意气和英雄迟暮。
在造就辉煌业绩的伟大时代，主席挥斥方遒，天马行空，会天时得地利济人和，虽然艰苦卓绝竟是无往不利。
但守护胜利果实的峥嵘岁月，主席却举步维艰，三方纵横两面作战，民心可信但民力尚不可乘，竟是处处受阻。
知道主席用心的人，明白主席满腔忧人民忧革命忧社稷的苍生之心，不知道主席用心的人，真是不明白主席各种“折腾”到底所求何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想必主席诵读《黍离》的时候，或能生出比罗隐的歌哭更痛切的感慨吧？
以有限的生涯，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难免这样的悲凉情志。
天不假年，人非永寿，而人民的政治事业，却前路遥遥，人民的文化事业，依然长夜漫漫。主席作为人民事业的导师，孤独的先行者，那份悲凉怕是至死都无以化解吧？
深通历史掌故的主席，看尽了人事的兴衰，兴勃亡忽，历历在目，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励精图治的伟大事业，最终都在安逸腐化中衰亡。“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止盖寡，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没有真正能克终者。所有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政治运动，最终都走向了它的反面，能守初心始终不懈，何其艰难？
延安窑洞中，主席意气风发地告诉黄炎培，共产党人找到了走出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让政治永葆活力。
主席坚信他找到了走出周期律的办法，但办法归办法，执行归执行，好的办法，若沦于错误的执行，就和错误相差无几。能否走出周期律，还在于后来人能否认真执行正确的办法，能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能否坚持把人民的政权一直放在人民的手中。
但主席已经走近人生的尽头，他没法亲手带领人民政权走出周期律。深通辩证法的主席深知，疾风暴雨的革命必定会激发强大的反革命逆流，而强大的反革命逆流终将教育人民重新回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上来，必定会激发人民全面的文化觉醒。
主席多么希望他能带领人民实现人民的文化解放，但他的伟大成就已经透支了他的生命容量。他带领人民实现了经济翻身政治解放，还为人民启示了文化解放的方向，他已经超额完成了一个历史伟人的时代任务。
不是运去，而是英雄最终败给了时间。他只能怀揣着对现实的满腔忧虑、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蹒跚走过自己的人生终点。
03，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主席一生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更不打无把握之仗。
唯有一次，主席一生唯一的一次，发动了既无准备又无把握的战斗，那就是民权的文化保卫战。当然，主席希望人民也能在文化战争中学会文化战争的技能。但迟暮之年的主席，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指导人民从战争中成长起来。
这一次，主席又一次发动了广泛深入的农民运动，但这一次，主席没能守候到建立红色文化武装的那一天。
新文化的革命，就如1926年的农运，虽然声势浩大，但却一直处于反动派虎视眈眈的环伺之下，稍有机会，它们就准备冲上来将农运撕碎。
1926年，主席就先于他的战友，看到了革命事业面临的深刻危机。50年后，主席又先于他的战友看到了革命事业面临的深刻危机。
但50年前，主席能用枪杆子武装农运将革命推上崭新的高度，50年后，风烛残年的主席却连笔杆子都拿不住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庾子山《枯树赋》借桓温之口，抒发人事荣枯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在主席心中激起强烈共鸣。主席暮年，喜读《枯树赋》，每到动情处，便与桓大司马一同歌哭。
主席想必能深深体会到桓温那种英雄迟暮的无奈和悲怆。
桓温一生，与门阀士族做殊死斗争，而且成效卓著，几乎就要成功了。但当时的桓温也已经病入膏肓风烛残年，他希望有生之年加进九锡，给门阀政治致命一击，为后辈的进一步抗争累积资源。
桓温势力之大，士族门阀已经无人能与之正面抗衡。于是在谢安的率领下，士族门阀采取了最流氓也最有效的战略——拖延，反复修订加九锡的诰文，他们毫不掩饰地要把桓温等死，让时间去消灭对手。
谢安做到了，桓温死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保住了。一次反抗门阀的伟大斗争，也因人不堪寿促的无奈，黯然落幕。
主席深知，国内反动派，也在新时代的谢安的领导下，准备用拖字诀将他拖死。
若不了解桓温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命运，就永远无法理解主席哭《枯树赋》的深挚情怀。两个反旧文化的英雄，在历史长河的两个节点上，把感时悯世的泪水，悄然流在一起。
但主席和桓温不一样，桓温把自己长成了参天大树，主席却植出漫山遍野的森林。
桓温的泪水，是痛感后继无人，主席的泪水，是担心反动派毁林砍树，担心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担心新文化要在曲折的路上蹒跚过久。
但主席对革命的前途从未丧失信心，主席曾说过，儿子辈会走资本主义，但孙子辈还会搞社会主义。主席相信文化革命的伟大事业最终必定会成功，新文化必定要战胜旧文化，历史进步力量无法阻挡。
树木已经站成森林，就再没有什么风沙能吞没它。哪怕你把森林分化成一棵棵独立的树木，再把树木修剪成木材，但森林的梦想已经永远植入每一棵树木的灵魂深处，一旦风沙肆虐太过，树木就会凭借光荣的记忆，重新站成更强大的森林。
觉醒的人民，终将成为历史的主人。
每一棵树的悲怆，终将汇作森林雄浑的豪情，压灭所有风沙，最终改变整个世界的颜色。
04，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就是主席光辉战斗的一生。
他用思想的光芒，把每一粒种子哺育成一颗大树。
他用实践的伟力，将所有的树木组织成一片森林。
他用阶级的滋养，为森林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他用斗争的意志，将森林陶铸成战无不胜的武装。
从此，树木不再是任人砍伐的耗材，从此，树木成了青山绿水的主人。
矛盾论和实践论，将人民组织起来，而阶级斗争，为人民指引了光明的未来。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最怕的就是人民的团结。
他们软硬兼施将人民分化成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体，使他们不能形成基本的阶级联合，再让彼此的利益纠纷把人民的分化确立下来，分而治之以达到他们反动统治的目的。
封建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无不如此。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最恨的就是人民的斗争。
他们使尽花招掩盖斗争的正当性，软硬兼施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并总是采取严酷凌厉的手段镇压斗争的苗头，以保证能够安全甚至安逸地实施自己的反动统治。
封建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无不如此。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本能地就与阶级斗争不共戴天，因为阶级斗争本就是要改天换地，本就是要捅破反动派的天。因此，不共戴天只是阶级属性，不关品格与动机。
历史上，唯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心希望工农阶级团结起来，真心希望工农联盟能长期保持阶级斗争的觉悟，以实现工农的彻底解放。
历史上，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心实意站在人民一边，真心实意为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肝脑涂地。
主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直到晚年，犹在苦心孤诣地进行斗争，哪怕是一个人的伟大斗争，他也从未退缩无怨无悔。
他的悲情深深感染了人民，人民永远铭记他。但他斗争的必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被反动派极力抹杀，因此，他的苦衷尚不曾为人民所熟知。
人民能体会他的深情，因此人民拥戴他，永远把他珍藏心中。
但人民必须理解他的思想，才能真正捍卫他，才能真正继承他未竟的事业，用森林的磅礴伟力，撑起新文化的青天。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阶级斗争就是人间正道的坐标，而主席的伟大思想，就是沧桑巨变中那颠扑不破的定海神针。
人民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本文作者李梦痴
作者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