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秦本云(湖北)

母亲节到了，关于母亲的往事电影似的在我眼前闪过……

一、 母亲的家事

我的母亲高光荣，出生于湖北黄陂高家岗，在家排行老八，是外婆的幺姑娘。打我记事起，外婆就在汨罗我们家住着。那时大妹尚小，因外婆50多岁摔坏了一条腿，平时走路时靠一只高脚凳、一根拐杖撑着。顽皮的我常常抢了外婆的拐杖，让她撵不着我。后来母亲要生二妹了，父亲带了我们兄弟俩，送外婆去了武汉。

母亲的家事知道的不多，常挂在母亲嘴边念叨的都是关于她的姊妹们：

大姨妈名九双，说是这个名起的准，才有了后来的弟弟妹妹共九个。大姨妈早年嫁到罗汉寺，生下两儿两女后丈夫早逝，一人拖着两对儿女很不容易：大表姐去世早，留了个小外孙女和大姨妈相依为命；大表哥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后领养了个女儿；二表哥毛毛两口子在武钢工作，已添了孙子；小女儿的女儿红钢城开了美容院,据说还可以。

大舅是鞋匠，早年带了妻女去武汉谋生。大舅因病去世后撇下了大舅妈和三个女儿。拖着三个女儿的大舅妈改嫁多有不便，便把二姑娘小毛姐过继给了刚成家还没子女的我的父母。改嫁后的周大舅为人厚道、对舅妈和表姐们不错，后来又添了个儿子嘟嘟。

二舅高光良，精明能干，在家乡做过大队干部，孩子们都有出息。长子天长哥在武汉工作，和我们家多有来往。我插队那年原计划回舅舅家插队的，因为我舍不得一起生活的同学们，这才作罢了。我们结婚那年，二舅伯作为母亲娘家老辈子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三舅高光季，忠厚老实，做麦芽糖换荒货生意时到汨罗我们家来过。临走丢下成盘的麦芽糖，我们吃了很久。因为二舅妈过世早，三舅妈身体好，父母每次回黄陂先在汉口大舅妈处落脚，然后回高家岗娘家都是三舅妈招呼。我们家搬到襄樊后，据说三舅还专程去玩过。

小姨妈高光玉，3515厂从武汉迁到漯河后，一直打探着她的妹妹的下落。直到表哥高新年281次车经停汨罗，总算接上了关系，以后来往不断。看到妹妹孩子多、家里日子不好过，总是腊肉、粉丝、豆汁一带一大包地接济着。两姊妹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是后话。

幺舅高光乐，是高家官至县长的人物，对母亲哥哥姐姐家都有帮助，也是九姊妹中唯一在世的老人了。从孝感机械电子工业局退休下来之后，两个女儿在身边工作，老两口每天锻炼，身体尚好，现在四代同堂，共享着天伦之乐。

二、母亲的往事

母亲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筐，却不失女儿家应有的灵秀。因为有众多的哥哥姐姐在前，家里下田劳作、出力的活轮不着她干，但纺线织布却做得很拿手。

因为没文化不识字，母亲常常受到大她几岁的小姨妈的作弄：“爹爹规定我每天纺完一斤花就能出去玩，纺完我就跑了。小姐悄悄给我加码，我也不知道。后来家家发现了，教我认了称盘星，这才戳穿了小姐的诡计。”

说起做姑娘时的事，母亲记忆犹新：“那年躲日本兵，爹爹担子里挑了我和老九，二姐、小哥跟了跑。躲过了日本兵，小哥吓坏了一病不起，不久就夭折了。二姐藏在稻草堆里，差点挨了日本兵的刺刀，回家后就神色恍惚。过年就念叨：别个大鱼大肉，我哩喝白米粥。病的不轻，没活几年也走了。”

“有一次正在湾里放牛，有人一声喊：日本人来了，嚇得大家到处钻。我们躲到稻草堆里，大气不敢出，只听见日本人的刺刀戳的稻草霍霍的响。如果日本人放一把火，我们全完了。后来日本人走了，牛也丢了，好几天后又自己回来了。”

后来母亲经本家侄子介绍、嫁给了抗美援朝回国省亲的父亲后，搬去衡阳开始了新线大棚车——铁路修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的流浪生活。因为不识字、工地又大多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安营扎寨，好几年没机会回娘家，几乎断了和家里的联系。

三、母亲的婚事 

父亲抗美援朝归国后，整建制划归铁道部，投入了宝成铁路建设。母亲带了侄女小毛一同搬来宝鸡，小毛姐在咸阳住校，母亲进了被服厂。

结婚以后，母亲才知道父亲的脾气古怪，而且隐瞒了实际年龄，比自己整整大了十岁。纵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将就着过了。

首先是饮食习惯的改变。父亲原籍湖北南漳，因为与河南南阳毗邻，说话带有明显的河南话尾音。基本是北方生活习惯，喜欢吃面食，而且要求一日三餐不重样。可母亲在家是受宠的幺姑娘，从没做过饭，更不会做面食，磨砺就开始了：母亲不得不从和面学起，做馒头、包饺子，擀面条。

其次是生活习惯的改变。父亲当过兵、生活很有规律，干什么有板有眼。而母亲在家基本不用操心，不会叠被子、不会钉被子，更不会做衣裳。在父亲安排下，母亲进了被服厂，学缝纫机、学裁剪，学会了自己做衣裳。以后二十年，我们姊妹六个的衣裳、鞋子基本都是母亲一手缝制的。直到母亲生病、没了记性，双手连针都拿不住才没做了。

再就是逆来顺受过日子。我出生那年北方的春天乍冷还寒，母亲去井上打水，竟然落进了冰冷的井里，虽说发现的及时抢救上来，捡了一条命，却冻坏了身体回了奶。我是父亲买来羊乳、每个晚上一小锅一小锅熬着喂大的。姐姐常常说：“我现在还记得你没奶吃，张着大嘴嗷嗷叫的样子。”

小毛姐说：“八姨会缝纫，湖北老乡经常找了做这做那，叔叔疑心重，把家搬到山边一个窑洞。八姨听说窑洞里死过人，心里嚇得不轻，有天出去打水，半天没回来。我出去找，才发现八姨掉井里去了。也有人说八姨是想不开，故意跳井寻短见的”。事情过了几十年，具体情况谁也说不清楚了。

四、“文革”旧事

文化大革命，照说是文化人的事，可偏偏找上了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起初是留守处造反派得到父亲带了公款、去发电机厂提货的消息，要截下公款给大家发工资。父亲没进家门，就先被造反派抓去了禁闭室，把母亲吓得够呛。好在父亲有个徒弟在里面，得知父亲没带现金、是直接汇款去厂家，就说和着放了父亲。

随后就是邻居徐广恩被打成走资派，徐妈妈受牵连挨批斗，准备到老家躲一阵子，临行寄了两口箱子在我们家。造反派得知此消息，连夜抄了我们家不算，还没收了母亲去长沙铁路医院堕胎的免票，逼着母亲写检讨、陪着挨批斗。

时间拖久了，腹中胎儿长大了，最后不得不生下了最后的老六。原本家里有了五个儿女，经济压力就难以承受，如今又增加一张嘴，还受到如此冲击，母亲精神几乎崩溃了。

及至小妹来到人间后，偏偏又爱哭、一哭就扯了嗓子干嚎，心脏病的母亲自然受不了，她也就成了母亲的出气筒。我记得每每小妹一哭闹，母亲就心烦：“你个要债的又来磨人，滚到董家去。”小妹不懂事，拔腿就往后跑。母亲清醒了：“还不把小女拉回来。”

后来哥哥和我相继下了农村，广播里天天宣传着“扎根农村闹革命”的事迹，把母亲的心搅碎了：俩儿都扎根农村，以后的日子咋过啊！那段时间母亲犯病时就用头撞墙，撞得山响，妹妹们看了不敢吱声。

好不容易哥哥被推荐上了湖南师范大学，可约定“社来社去”，又让母亲犯愁了。好在哥哥毕业前，“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哥哥被分在了汨罗二中，有了固定的工作。

不久姐姐从工地回来探亲，帮着洗洗漱漱、忙里忙外，却也莫名其妙挨母亲的骂，姐姐暗自落泪。听邻居介绍了母亲病情后，姐姐马上和父亲取得联系、决定接母亲去工地医院治病；随后，姐姐带走了还没上学的老五；哥哥带了我们老三老四、开始了“没爹没妈”的生活。

好在时间不长，母亲稍有好转，不放心几个上学的儿女就又回来了。有了母亲的家，才又有了家的样子。不过，到了上学年龄的老五回来了，姐姐又带走了学龄前的老六。

有几次我从农村挑了大米或菜蔬、兴冲冲从农村回到家，原本想让母亲高兴一下的，没曾想莫名其妙受到母亲的谩骂，我气得担了箩筐就走，发誓再不回来。后面邻居马阿姨拦住我说：“新民，你可千万别和你妈致气，她那是病态的表现，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就会得精神分裂症的。”

我当时就懵了，我知道精神病的后果——我有个同学的母亲得了此病，成天到处乱跑不着家不说，家里有啥都往外拿，一个家被败坏的不像样子。从此我的性情大改，任凭母亲怎么谩骂不再还嘴，还做出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心情不好时尽量少回家，可以多挣点口粮贴补家用。实在太累、想家时，也会千方百计的讨母亲的欢喜。

77年，姐姐要结婚了。因为事出突然，母亲手头没有几个钱，母亲想给姐姐一床提花蚊帐做嫁妆，可穷尽了家底还是差一大截。母亲正在发愁，我拿出下乡一年多积攒的34元钱交给母亲，母亲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半天才接了过去。

要知道，我插队的地方一天工值只有二角三分钱，那可是我一年的分红和几个月的油盐钱啊。从此，母亲心目中那个“从小看大就不是好东西”的小儿子一下长大了，母亲再看我时的眼神似乎也变了。

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的代表去处里参加“先代会”，母亲特地给我买了件新棉袄，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给秦家丢脸。那是“文革”以后母亲最高兴的一次——秦家最让人担心的“浪子”总算“回头”了……

(2019年5月11日改毕)

作者简介：秦本云，(笔名：晴雨)，男，1960年出生，三代新线铁路传人。祖籍：湖北南漳。1976年湖南汨罗插队四年后，1980年入职中铁四局， 爱好文艺 、创作、表演，曾是《四铁文艺》创作骨干，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均有发表。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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