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仁威/文

说到川渝科幻史，不能不说我的母校。我们四川大学是川渝科幻的摇篮。在中国科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幻作家，很多出在川大。

首先我要讲一下新中国老一辈的科幻代表作家之一童恩正。他是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的弟子，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馆长，西南民族考古的权威学者童恩正教授。

1957年，童恩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时，便开始发表文学著作和科普著作。1959年，他写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并于1960年发表在《少年文艺》第三期上。

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着四川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到四川忠县渰（音yǎn）井沟去考察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然后，他又和另外两个对考古感到兴趣的川大历史系同学自愿放弃暑假，到巫山大溪去参加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工作。这里的景色壮观而惊人，使他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原始的敬畏。就是这种对大自然神秘、恐怖气氛的原始敬畏，加上对考古学、对冒险生活的热爱，使他回到成都以后，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写出了《古峡迷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这位年轻大学生的作品。

作品一发表，便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古峡迷雾》文情并茂，在主题构想、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意境描绘等诸方面都展现了小说和科学幻想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不少中学生是因为看了《古峡迷雾》这篇科幻小说，考入川大学考古的，如今这批学生，已成为著名的考古学者，担任了金沙遗址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及各种考古岗位的领导、骨干。

童恩正在川渝科幻的发展中，还起过重要的作用。1979年，他同周孟璞等人创立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他是排在首位的副理事长。他和刘佳寿等人创办《科学文艺》杂志，并在《科学文艺》转为《科幻世界》杂志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说服杨潇承包了《科学文艺》杂志，并由杨潇将其转化成影响了中国科幻发展的《科幻世界》杂志社。我在釆访杨潇时，记录下了川渝科幻史的这一瞬间。

一天，童恩正和王晓达专程到杨潇家造访，劝她就任《科学文艺》主编。这个高大修长、风度翩翩、学富五车、浑身上下散发着强烈的人格魅力的四川科普领头人充分发挥他的如簧翘舌，苦口婆心劝杨潇出山。他说，遍观四川科普界和他周围的朋友圈子，觉得《科学文艺》主编非杨潇莫属。他说话的当儿，杨潇一边手忙脚乱地逗娃娃喂娃娃，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说客。见杨潇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感受到杨潇通身透出的惬意，人情练达的童恩正笑了，他知道对杨潇来说，此时，悠悠万事，儿子为大。之后，杨潇也久思不得其解，不知怎么自己会被童老师的法眼打量上了。

不久，童恩正又约杨潇到他川大的家中深谈。也许是经过文革历练的杨潇身上有着某种气质，让考古学家独到老辣的眼光认定。这次，童恩正点拨道：“人生重要的是选择，是当个二三流的作家，还是当个一流的主编，办一流的杂志？你……应该是一流主编的料。”

听闻此言如惊雷贯耳，杨潇被一语击中，愣愣地望着童恩正。童恩正却潇洒一笑，话锋一转，大谈起育儿经来，劝面前这位妈妈无论如何要买个冰箱，不要将牛奶煮了又煮，煮了又煮的牛奶营养价值已大大降低……他还取出一件在香港买的天蓝色镶有白边的太空棉小坎肩，说：“送给小猪猪”（杨潇的儿子圆滚滚的，像头小猪仔）。

走出川大校门，沿着锦江河边行走，杨潇决定了，听童老师的。

说到川渝科幻史，一个大事件是《科学文艺》杂志社的创办。没有《科学文艺》杂志社，就没有后来的《科幻世界》杂志社，也没有今天中国科幻的大好局面。

《科学文艺》杂志是由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现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于1978年筹备的。

1979年，省科协成立了《科学文艺》编辑部。《科学文艺》迎着科学的春天诞生，最初几年办得红红火火。

《科学文艺》第一任主编是刘佳寿，在他的周围有一批才华横溢的编辑，其中的佼佼者有贾万超、谭楷等。

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是这家杂志实际的编辑者、核心力量。领导这个协会的是以周孟璞、童恩正为首的科普作家，还有刘兴诗、曾启志这些知名作家和职业科协工作者。在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的组织下，《科学文艺》编辑部通过办笔会、讲座，团结、培养了四川科普界的一批骨干作家。

我就是在《科学文艺》创刊初期加入科幻科普作家行列的。

1968年，我们全国三千多名研究生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处理了。我被分到一家用19世纪落后工艺生产味精的小厂工作。虽然我努力工作，与同伴们用发酵工程改造成产值上亿、职工一两千人的中型先进制药企业，但是，我当科学家的梦想破灭了。1978年，中国召开了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来临了。我虽然当不成科学家，但是，我可以当一个赛先生的战士，向大众传播现代科技知识。我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到处投寄。我的第一篇科普文章被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何道文看中，在1979年播出了。我见诸文字的第一篇科普小品，由成都市科协方守默推荐，在《成都晚报》科技副刊发表了。

我的科普活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他们让我参加了由四川省科协和成都市科协联合举办的成都笔会。我向笔会呈上了我的一篇习作：科幻小说《分子手术刀》，引起了大会组织者的注意。

《科学文艺》的主编刘佳寿对我说，这次笔会发现了两个人才，一个是我，一个是后来成为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的王晓达。

会后，我的科幻小说便在《科学文艺》1979年3期发表了。

从此，我与《科学文艺》和《科幻世界》杂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99年至2012年我担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主席、会长期间，《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杨潇、秦莉等，用零租金支持协会一大间办公室办公。八年中，我见证了《科幻世界》的艰难成长和发展过程。

科学的春风很快就吹过去了，科普之花还没来得及盛开就开始凋零。

在这种大背景下，《科学文艺》也好景不长。到1982年，《科学文艺》的印数就从最高峰时的22万册下滑到7万册。在那几年，刘佳寿调走了，由张尔杰接任。张尔杰上任前是温江专区宣传部长，人很好，但办刊指导思想却较保守。刊物订量从几十万册下滑到几万册，入不敷出。

1984年，张尔杰退休了，上级领导觉得这个杂志办下去没有多少意思了，决定不再公派第三任领导。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许多禁区，给那个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风和活力。在那种大背景之下，当时的省科协党组书记邵贵民提出，如果《科学文艺》想继续干下去，就得“自负盈亏”、“自行组阁”，“自己选举主编”。

于是，杨潇成了主编。

杨潇就任《科学文艺》主编后，做了几件大事。

一件是以书养刊。编辑部请来重庆的科普作家张继楼，请他创作儿童故事。杨潇和莫树清200则写每个故事前的“给妈妈的话”，编了一套《晚安故事365》（春夏秋冬四册），为家长准备了一年每天一个向孩子讲的故事。这太投合家长的口味了。孩子喜欢听故事，天天缠着家长讲故事。家长的“肚皮”中，哪来那么多故事？这下好了，买一套《晚安故事365》回去就行了，一天看一个故事，热炒热卖，讲给孩子听。

这套由杨潇和莫树清任责任编辑的《晚安故事365》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下子就火了，加印又加印，几年下来，前前后后总共印行了80万套，赚了差不多80万元！这80万元赚来既容易，又艰难。

除新华书店征订数外，他们自己还加印了一部分。自己发行那部分书籍从印刷厂运回省科协，得自己搬回十楼的编辑部，打包填写货票后，又从十楼搬书到楼下发货到火车站。常常靠肩挑背扛，有时遇到停电，没有电梯，他们只得一包包将书扛到十楼上去，真难为了这帮秀才！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部“现代化”一些的工具——人力三轮车。谁蹬三轮车？当然是大老爷们的事。可编辑部这几个大老爷们都是书生，写写书还可以，蹬三轮车可就不行了，只会在原地打转。没法，只有略懂驾驶技术的杨家大小姐上。

杨潇脱下高跟鞋，蹬上三轮车，风风火火地送书运刊物。编辑部几个爷们看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摇摇头说：“服了。”

从1984年起，《科学文艺》杂志社靠编书卖书发了财，生存暂时不是问题了，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内部，转向提高《科学文艺》的质量上。

在杨潇的力主下，将《科学文艺》改成《科幻世界》，专注于科幻文学。几经周折，《科幻世界》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

从1994年底，《科幻世界》杂志邮局征订和杂志社自办发行总数硬是过了10万。1995年，期平印数一举突破15万！接下来几年，“噌噌噌”地上啊，直到2000年底印数冲破38万。

这一年，《科幻世界》杂志社撞“大运”了。1999年6月下旬，《科幻世界》刊登了青年作者王麟的科幻小说《心歌魅影》。这篇小说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把他所崇拜的歌星的记忆移植到了自己脑中，结果却发现，这个歌星居然抛弃了母亲，并把结发妻子送进疯入院。为配合这篇小说，杂志还刊发了一篇时任主编阿来写的关于芯片植入术的科普文章。

1999年7月初，《科幻世界》第七期出版。7月7日，高考作文题出来了：“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舆论哗然。

《成都商报》登出醒目标题：《高考作文泄题？》这次“泄密”让《科幻世界》声名大噪，也让科幻声名大噪。

川渝科幻史中，另一件大事是在20世纪末的1991年和1997年各举办了一次异常隆重的国际科幻大会。

这两次国际科幻大会都开得很不容易。特别是1991年那次，杨潇是坐了十几天火车，赶去荷兰海牙的会场，感动了所有的外国科幻作家，终于争取到了首次在中国成都召开国际科幻大会的机会。

1997年则是《科幻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主持举办国际科幻大会，成都作为分会场和夏令营举办地，接待了众多国外著名的科幻作家，再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科幻大会是国内科幻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几乎所有国内主要的科幻作家都来了；许多后来成长为科幻大家的“科幻迷”也都来了，如刘慈欣、柳文扬等。

更重要的是，中央媒体大规模报道了这次大会。如果说1991年那次在成都举行的国际科幻大会是为中国科幻正名的话，那么，1997年在北京和成都联办的国际科幻大会就是为中国科幻扬名了。

在川渝科幻史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创建。

银河奖是1986年由《科学文艺》杂志社与天津新蕾出版社《智慧树》共同创造的，本人赴天津参加了创办会议。银河奖至今已举办了32届，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科幻大奖之一。我自始自终都支持银河奖，银河奖的多届获奖作品奖品，都是我赞助的泡司。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是由我、姚海军和吴岩联合创办的，已办了12届，在成都举办的4届，在重庆举办了3届，在北京举办了3届，在山西太原举办了1届，在海南举办了1届，成为公认的华语世界最权威的国际科幻大奖。

2010年春节在一次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的聚会上，《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辑姚海军向我建议，设立一个科幻奖项来作为旗帜，把各地孤军奋战的科幻人团聚起来，抱团取暖，共同推动科幻事业的发展。他说：“我觉得中国科幻如果没有有效的组织和外部推广，就不能真正把它做好，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活动和奖项把所有科幻人团结起来。”

我很赞成这个主张，便去北京，找到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吴岩商量这件事。当时不久前，我同他一起创建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他说，他也正在考虑此事，我们一拍即合。

我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先找来协会的副秘书长程婧波，还有在《四川科技报》当编辑、写了许多本科普书、还是个科幻迷的儿子董晶，一起与姚海军筹划此事。

程婧波在筹备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还是第一届及以后多届颁奖典礼的总导演，每次她都有许多新招，使科幻人赞叹不已。

董晶也在筹备工作及后来几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届至三届他都是筹备工作的总指挥，二三届和六届的赞助费都是通过他和石以找来的。

后来，姚海军还把《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拉进我们的队伍。杨枫在推荐作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没有办公室，就找了九眼桥头一个叫“一米阳光”的茶坊聚会。程婧波拿出了一个办奖的方案，是参照三丰他们办“星空奖”的方案拟定的。

围绕这个方案，我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说，三丰他们叫“星空奖”，我们就叫星云奖吧。有人说，美国有个星云奖啊。可是，也有人说，日本也有个星云赏啊，星云这个名字并非谁的专利。我说，美国的星云奖是英语世界的，日本的星云奖是日语世界的，我们办个华语世界的星云奖吧，就叫华语科幻星云奖吧。

于是，这个名字一致通过，马上启动筹备工作。

三个联合创始人中的吴岩和姚海军，负责聚集科幻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在大家的努力下，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先后加入了筹备队伍。

我去北京办招待，吴岩把北京的科幻作家聚集起来，受我“三寸不烂之舌”的鼓动，陈楸帆、韩松、苏学军、杨平、严蓬、飞氘、夏笳、梁清散、任冬梅等，都先后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后来，又结识了凌晨。

在北京的科幻作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韩松，他后来成了华语科幻星云奖的主将之一。他不仅好几届星云奖都亲自撰写新华社通稿，对宣传华语星云奖居功至伟，他还在星云奖最困难的时候，将我主编的《中国科幻名家丛书》中的《韩松文集》的一万元稿费捐给了星云奖，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他还多次主动放弃自己获奖的机会，担任了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委、评委会主席以及华语科幻星云奖新星界别组组长。

陈楸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面，他就表示了对华语科幻星云奖的支持。他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还在华语科幻星云奖最困难的两届中，动员他的朋友给了关键的经费支持。

北京的新生代代表作家苏学军、杨平、凌晨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华语科幻星云奖的支持自始至终。最近几年，他们连续出现在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嘉年华中。

还有任冬梅，她是我们最忠诚的理论顾问。她认真地审查了协会编制的《中国百年科幻史话》。

吴岩、《科幻世界》杂志老社长杨潇及姚海军还先后推荐了北星、杨蓉、水弓、黄海等担任了协会驻海外联络处的主任。

我则负责联络企业支持华语科幻星云奖。程婧波找到成都奇影动漫公司的老板付胜，由他出资4000元租下学府影城可容120多人的电影放映厅，做首届颁奖典礼的会场。

我自己出资几千元支付筹备及会议期间的各种杂费。我还在参加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台湾访问团时，从台湾的一家电影公司“忽悠”到5000元赞助费。

现金虽然有了一万多元，但是还远远不够。会议主要还是靠程婧波和她的粉丝，董晶、李庆雯和杨波这些科幻志愿者没日没夜义务加班干出来的。颁奖典礼上那些令人拍手叫绝的视频，比如，以许多科幻大片中著名人物组成的评委会，经过十年，至今还历历在目，都是我们没花一分钱熬更守夜制成的。第一次颁奖典礼中有那么多精心制作的视频，若正规折算，没有几十万元，是拿不下来的。

万事开头难，有不少“七星连珠奖”（连续参加七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嘉年华）获得者说，参加了那么多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还是第一届给人的印象最深刻。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走红地毯。当时，科幻作家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谁也想不到自己也能如艳羡很久的演艺明星那样走红地毯。

走红地毯的主意是我出的。我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去过，那里的红地毯真的很“提劲”。董晶当然支持我的主张，说红地毯没有什么了不起，塑料红地毯只要几元钱一米。于是，科幻作家走红地毯诞生了。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巳历时十余年。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坚持下来了。中间经历过许多曲折，评奖办法也有许多变化，但是，我们的初心没有变。这十年中，我们主要依靠志愿者办会，一至三届的总导演程婧波和总指挥董晶，四至六届的总指挥孙悦，七至十届的实际总指挥阿贤，十一至十二届的总指挥董晶，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并带领一批志愿者，承担办会的重要任务的。

四川成都不仅是中国科幻重镇《科幻世界》的驻地，还是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大本营。成都已举办过五次国际科幻大会。在四川成都，还有在培养新锐科幻作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孙悦创办的未来科幻大师奖和杨枫创办的冷湖奖。因此，成都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科幻之都。

明年又一次国际科幻大会——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落户成都，一定会为推动中国的科幻事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祝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顺利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