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永庆

      还有一个说法。当时爷爷哥儿四个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就大家出钱供父亲一人读书。这也是父亲后来非常顾家、有家族责任感的一个原因。父亲在大军南下时参的军，至少参加了辽沈战役。父亲参军不久，被派到中国医科大学读书（ 爸爸1963年档案：我于1947年11月15日经县委批准参军后，介绍到嫩江省委组织部（齐齐哈尔市），听从分配，于11月20日到省委审查后介绍去东北局（哈尔滨市）听从分配。我们到东北局组织部报到后那里聚集很多青年学生都在等待分配，直到12月2号才决定叫我去兴山市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当时我很高兴。就这样党开始把我培养成为今天的医生），是第37期。中国医大，也称兴山医大，现在的沈阳医大。这是在建国前，家里存有老照片为证，照片泛黄，父亲的脸圆圆的，穿着黄军装很精神。建国前读大学成为文革后恢复职称制度时，父亲自然晋级为中级知识分子主要原因，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前郭只有5人。而实际上这次父亲学习的是外科，并非他后来所擅长的内科，惜只有一年。中国医科大学是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高等专业医科院校，其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医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1年创建于江西的瑞金，后随长征到达陕北。1940年在延安经毛泽东提议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6年7月，学校奉命挺进东北，到达黑龙江兴山，现鹤岗市。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学校奉命进驻沈阳，合并了国立沈阳医学院和私立辽宁医学院。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有2302名学员毕业。从网上资料看，兴山的中国医科大学至少办到三十九期，有第39期的同学录。父亲是37期，应在1948年夏季以前。

      父亲参军时是1947年（档案有记载），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时是1948年，当时辽沈战役需要大批医护人才，父亲是军医。父亲的部队后来整编准备南下或入朝作战。在一次回家探亲时没有及时归队，待到归队时，已找不到原部队，只好又返回家里。这一段历史被定性为脱党脱军，当时的教导员陈汉波作的证人。此后，就父亲的这段历史在建国初组织上多次进行过查证核实，做了最后的结论。也就是这个结论，使得父亲的一生都活得非常压抑，一直没有得到组织上的重用。父亲脱队后很苦闷，那时大概母亲还在区里工作，1950年，被选派到省委党校学习，经常接到父亲的信。父亲的这些来信，被党校的组织上认定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认为是对母亲的干扰，这样的看法最终影响到对母亲在省委党校学习中表现的认定，使母亲失去了一次起步之初最重要的机会。

         参军时的父亲

       父亲回到地方工作时，先是在十二区区卫生所当副所长，即大老爷府。但母亲工作的地方除了大老爷府（乌兰图嘎）外，还有八郎、新庙和吉拉吐区，不知父亲是否也到过这些区。后来，母亲身体不好，有了大哥和我以后，有一段时间退职在家赋闲。中间在长春市又参加了工作。这个过程应是父亲到省卫生干校的三年。这时，组织上又一次对父亲重点培养。省卫生干校的三年所学的是正规的大学课程。这期间，母亲、大哥和我也都随之迁到长春。母亲在东风公社又重新参加了工作，仍做妇女主任。在此期间妹妹出生。父亲毕业后，先是到县卫校工作，这时应主要是担负组建卫校、使之实现正规化办学，为前郭培养大批初中级医疗卫生人才的目的。妹妹调查后得知，父亲虽然只是教导主任，实际是主持卫校的全面工作。父亲培养的学生中，有赵国财、孙洪山，也有远房叔叔李凤贤。李凤贤后来当了兵，回到地方后到了江北的华侨农场，华侨农场后来又划归吉林油田，李凤贤晚年得了肝癌，我和大哥曾去看望他，已不能喝酒。但是华侨农场的一个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他养成了干练的性格，安排我和大哥吃饭，穿着很厚的棉衣，套着一件蓝外罩，很整洁，一脸沧桑地不时用那显然已失去热度的目光扫一扫我。

     从卫校到县医院时是六十年代初，我已上小学。父亲任内科副主任。县医院的院长是李景元，母亲当时也在县医院当会计，还有另一个孙会计，戴着厚厚眼镜的男人。母亲在到县医院前还在粮食局工作过一段时间，是在退职前。家里买公债得的熊猫收音机、英格纳手表等，都是在县医院时。母亲在县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在中医院组建时被分配到了中医院。开始住院处的楼还没有建，简易的排房后面，就是荒芜的芦荡。温俊卿院长请母亲帮他抓基建，在财务方面把关，以杜绝损失浪费。父亲则在文革前就被派到干部疗养院当医生，大概也就两三年的光景，父亲又被派到红旗医院主持医疗工作。父亲的诊断很准，加上为人诚恳，性格好，患者很多。现在看来，父亲之所以未能成就其医名，主要是为行政工作所累及，而父亲太在意组织、太在意政治、太不会经营自己，则明显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有限的行医中，父亲谦虚、忠厚，不作自我吹嘘和标榜，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真实水平的认识。说明做人与行医里学问都很大：人既不能一味地谦虚，会使人看做是缺乏自信；同时，作为医生，面对患者时，亦应充分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父亲讲话逻辑性很强，有内在的东西，表达很流畅。我读初中时一次到医院，父亲正给职工开会讲话，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会场鸦雀无声。在我当兵后，父亲一度又回到干部疗养院工作。这时的疗养院已经搬到现在的市农行后面，松江大街与沿江路交汇处。父亲在疗养院工作时，结识了李文斌。李文斌文革前是三中的高材生，文革后到北大读书，毕业后分到省委机关工作。后来大概是清理三种人时，被贬到物资局下属的木材公司。父亲本与李文涛要好。李文涛在粉碎四人帮前是县委组织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同族兄弟中还有李文德、李文达、李文华，与我们家都有厚交。此时正在疗养院养病的李文斌，时不时地会被父亲请到家里小酌。哥俩炒几道小菜，在一起聊天。我1977年3月13号是从部队退伍回家，正赶上下大雪。在家待分配大概整整3个月。这期间，李文斌和父亲喝酒，得知我在家待分配，还常带大内参到家给我看。李文斌与赵之友要好。赵之友是江北伊家店人，1961年在长春地质学校毕业，分到前郭二商店作营业员，后被抽到商业局的政工组，旋又调到县革委会政治部，遂过渡到县委组织部。后来在县委政治部的组织组作干部工作负责人，与李文斌的堂兄李文涛是上下级关系。李文斌对我和父亲说，赵之友有三个优点，一是对新事物接受快，善于学习；二是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和好的古典诗词；三是孝敬老人。赵之友在长春读书时父亲病危，到哈医大住院时请假陪了两个多月的床，为老人送了终。那一年其父亲才42岁。李文斌看我爱学习，又喜欢书法，便把我的涂鸦之作推荐给赵之友。恰好，父亲在检兵时结识的武装部王参谋这一年被抽到退伍军人安置办，父亲也因此常带王参谋到家喝酒。王参谋曾在8341部队工作，为周总理担任过警卫，中流个，五官端正，眼睛大嘴也大。王参谋和李文斌来家时，（不是一起），都是我和母亲一起准备饭菜。多半只是焯土豆丝拌凉菜，炒一盘花生米，泡点木耳或蘑菇，炒鸡蛋之类的。那时在二中南墙外住平房，母亲养的几只鸡下的蛋就够了。王参谋看到我的涂鸦之作很惊喜，也选了一幅送给赵之友，作为推荐我的一个理由。这些事都发生在1977年3-6月间，父亲这时的疗养院经历，实际上为我到地方工作，为我结识恩师赵之友，做了厚重的铺垫。1977年时，父亲48岁（1929生），而我那年22岁。

     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少喝酒，记得那时家里有个装酒的点滴瓶子，里面常有半瓶酒，我还尝过，很少看到父亲动过。父亲晚间睡觉很轻，这多半是他当兵养成的习惯。我们生病时，常记得是父亲点灯披衣给我们查体温、吃药。父亲很少玩什么。带我们出去打柴，刨条茬子，安排我们到西北屯打柴，带我们去瓜园，地瓜地里去买香瓜和地瓜，是带有玩的性质，却不是他自己玩儿。1968年的夏天，父亲和一个朋友去钓鱼，到五泄干，带我和大哥去，是蹲宿（通宵夜钓），到了晚上，一个鱼竿突然被鱼拽到水里，使劲一抬杆，鱼杆断了，拽上来是一条大鲶鱼，一斤多重。父亲对我和大哥说，渔具太差了，回去买点好的吧。据母亲回忆，父亲年轻时爱玩麻将，有时一玩就是后半夜，母亲就去把麻将桌给掀翻了，自那以后父亲再未玩过。 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往家里带熟食，总会买熏兔，原以为是母亲爱吃，母亲故去后才得知，其实她并不喜欢吃兔肉，只是为了父亲爱吃才对我们那样说。

        父亲与母亲

     父亲与家人都很和睦。最好的莫过于二叔和老姑。记得我和大哥每年冬天都要到江北给二叔送去散白酒，回来再带回二叔家的鲜白菜。骑自行车在江面的冰上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那时江面上还有很多水深流急处，整个冬天都不能封冻，称为“青口”，如果掉进青口是必死无疑。有一年冬天去扶余后，回来晚些，多住了些日子，已经开始淌雁流水，很快就要跑冰排、开江了。东北俗话中有“没有雁流水，哪能勾起老冰排！”就是讲二者的紧密联系。二叔送我们俩从江北回来，拄着一支小木棍，水在很多地方已淹没脚脖子了。两个姑娘有急事回江南，也跟在后面怕落下，二叔就开玩笑说，你们老这么跟着，给我俩侄子当媳妇吧！两个姑娘哧哧地笑也不吱声。每到二叔家，都会睡二婶新浆好的棉被，刷愣刷愣的硬，预先为我们准备好，很干净却不那么舒服。一次去江北，上顿下顿吃了很多的肉。后来二叔说，是拣来的一个新死的猪。夏天也去过二叔的家，要坐汽船。

    关于父亲和家族的脉络，从档案资料看，大体可以整理如下。我们家祖籍山东省登州府海洋县李家庄。清道光年间，为避蝗害，逃难出关，落脚到扶余大洼的薛家店。祖太爷李广义生有四子，太爷李景恩，排行老二，生曾祖李殿有，为次子。曾祖娶妻胡氏，生祖父李福，为长子。祖父兄弟四人。二爷李禄，三爷李江，四爷李河。祖母冯氏，生两男两女。大姑牙子，嫁满族张家；二姑改子，嫁给桑家为妻，28岁早逝。两个姑姑均年长父亲。父亲李永庆，二叔李永财（小父亲一岁），均为冯氏祖母所生。祖母中年不幸患脑血管病，不能自理，祖父续娶桑氏祖母。桑氏祖母生一男一女。三叔李永祥，小二叔两岁；老姑李凤英，小三叔三岁。

    父亲生于1929年农历十月二十四，十一岁时在本村的小学读书。期间，由于家里穷，时断时续，半工半读，靠铲地割地薅草打柴等打短工挣到的钱，来补贴家用和学费。十四岁时回家帮助祖父种地养家。家里当时有两垧四亩地。十六岁时，怕去受伪满青年训练，又回到本村的高小读书。高小毕业后，祖父命父亲在家务农。父亲不想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遂于1944年4月，自己找到叔伯舅父冯景芳。冯当时在县女子中学做饭，后为一中的厨师，介绍父亲到扶余师道学校当工友，为学校烧水、烧炉子、打钟、送信。所挣的钱全部交到家里。

     父亲在长春读大学期间

      1944年6月，屯里要派祖父的劳工，祖父只身逃到前郭县父亲姨姐夫乔文才家避难。乔是铁路工人，后为前郭铁路电务段长，中共党员，当时又是外祖父的同事，最后成为父母的红娘。乔为祖父介绍到铁路做些零工糊口。祖父逃难后，屯长经常到家里找祖母要人，连打带骂，逼得祖母带着老姑躲到祖父妹妹家；两个叔叔另躲在祖父的弟弟家。一家人离散四处。1945年2月，靠父亲的工资，祖母在扶余县城的东门外找到一间房子，重新立了家。但祖父这时仍不敢回家，一直在乔家藏匿到日本鬼子垮台的光复。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家里，父亲也结束了校杂工的生活，与祖父一起在扶余县城里做小买卖，卖些纸烟点心。当时很乱，政权出现真空，国民党在争取群众，特务活动很猖獗，共产党也在铺天盖地做宣传。公共管理没人管，做买卖不用课税，家里的生活逐渐好起来。1946年4月，父亲考入扶余中学读书。1947年7月加入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9月随学校组织的工作队下乡参加土改。1947年11月15日经县委批准，父亲在“参军保田”运动中参军入伍，被介绍到时在齐齐哈尔的嫩江省委组织部听从分配。1947年11月20日，经省委审查后，父亲被介绍到时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听从分配。当时的东北局聚集了很多等待分配的青年学生。直到1947年12月2号，才决定分配父亲到兴山市（今鹤岗）的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报到后即开始补习文化课，一边等待陆续报到的同学。1948年1月开始集中整训，遂转入整风学习。经三个多月的学习，于1948年4月转入学习专业课，为外科第37期。同年11月锦州战役打响后，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突击安排课程，到1949年1月毕业。

     在医大学习期间，父亲是没有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每周都要听党课。1948年1月公开建党时，在公议时因为“主观性强”、“好耍小态度”（1955年自传），未获批准入党。

     1949年1月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第四师十四团卫生所任实习军医，驻防在沈阳市南市区十三纬路。1949年5月27日，由张积金、周相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为候补党员，同年11月转为正式党员。1949年5月，调一七一师卫生部，在师直干部休养所做实习军医，在营口驻防。同年九月调师警卫营卫生所做实习军医，在辽阳驻防。

    在部队当兵时父亲来看我。

     1950年1月，父亲因患肋膜炎到师医院疗养。愈后回原单位工作。1950年2月，请假一个月探家，路上感冒致旧病复发。请假要求延长假期在家休养，得到允许。同年7月部队整编，两次来信催促父亲归队。同年9月，父亲动身回辽阳找部队，但部队整编后已不知去向。无奈于同年11月返回。

    1951年 1月，父亲找到郭前旗组织部长任大宗，向组织上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到扶余县公安局进行了登记。同年5月经县委组织部介绍，父亲被分到三区（平凤）卫生所做医生。1952年10月调大老爷府（十二区，乌兰图嘎）卫生所做医生。后为该所的负责人。1955年父亲被评为县模范干部，1956年被提为该所的副所长。该所时为东北地区50个标准卫生所之一。这一年8月，父亲核定工资为卫生技术级四等十三级，65·5元。

    1958年县委审干部门“对李永庆同志审查后的使用意见”为：“李永庆同志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觉悟不高，革命思想不坚定，而脱离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故对今后使用可不受限制。”

   1956年5—8月，父亲参加了县委党训班的学习；同年9月至昱年1月，任县的专职肃反干部；1957年2月至1960年4月，由组织保送到省卫生干部学校医师专修班脱产学习三年有余。1964年，父亲出席了白城地区大专毕业生代表大会；1966年3月6日，父亲被提为前郭镇卫生院副院长。备注中还注明父亲原为县卫校教导主任。1979—1984年间，父亲在红旗医院基础上组建了县妇儿医院。1980年6月，父亲为内科主治医师，后晋升为内科副主任医师。1955年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解放前家有土地两垧四亩，靠父亲出卖劳力换工耕种。解放后分得土地两垧，房子三间，马一匹，都由自己耕种。自今年起，因父亲年迈将土地入社，马借出，家庭生活靠我们工资维持。”从这份自传中得知，1955年时，祖父59岁，祖母52岁，父亲25岁，二叔24岁，三叔22岁，老姑19岁。

作者李旭光

      李旭光，祖籍山东，吉林松原人，军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职于乡、县、市（地）、省党政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刊于《光明日报》、《作家》、《大家散文》、《诗选刊》、《散文选刊》、《语文主题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等书报刊，被《学优网》、《第一文库网》等语文学习网站眷顾；《查干淖尔之冬》发表于《大家散文》、《人民日报》，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中华典籍引领我的生活》，获《光明日报》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奖征文优秀奖；《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与查干湖沟通的文献与图舆》，在全国辽金史年会宣读，刊于《东北史地》，收入《辽金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

     楷书《金刚经》入选首届华珍阁杯全国书法大赛；楷书《盂方·盂圆》获建国七十年“翰墨云桥杯”全国书画邀请赛优秀奖。

    《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辽地春捺钵》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